半世紀之後的我們，或許很難想像1968年的社會氣氛。影響後世文化至深的法國六八學運（五月風暴），如今已邁入50周年，當年的女性是以什麼樣的姿態參與現場？

1945年法國女性擁有投票權，1949年女性主義啟蒙代表作、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出版，而一直要到1965年，法國女性才終於得以獨立開立銀行帳戶。五月風暴過後的1971年，西蒙波娃提出《343宣言》爭取墮胎權，眾多女性連署響應，1974年新上任的法國衛生部長西蒙．維拉（Simone Veil）終於成功推動墮胎合法化。

六八運動的肇端，是醞釀許久的社會氣氛所致：1968年1月，捷克的民主化運動「布拉格之春」開啟了東歐的動盪政局；當年春天，北越與越共聯和對南越展開大規模襲擊，西貢戰事持續了3日，舊京順化面目全非。

那是社會改革聲浪四起，搖滾樂盛行的時代。若說運動的最終目標是為了打破對立與隔閡，那麼五月風暴即便以失敗告終，它的影響卻遍及全世界，且持續了數十年。這場導致西方世界風起雲湧，女性地位也因此大幅改觀的變革中，女性是如何參與這場攸關自身命途，也關乎自由的辯論？

▉女性現身或缺席？

在法國，談到五月風暴，常會看到一張照片，畫面聚焦在一位參與運動的少女身上，她舉著反越戰的旗幟，表情認真堅定。報導者安娜—瑪莉．洛可（Anne-Marie Rocco）近期在Challanges季刊一篇短文中發表評論，談到照片中的這位主角因為參與五月風暴的身影在各大媒體曝光，而失去了來自英國的法定遺產繼承身分，也喪失了兼職模特兒的工作合約，「留下的這張美麗照片，象徵的卻是女性在五月風暴裡缺席。」

事實上，我們確實在五月風暴留下的許多影像裡看見不少女性的身影，卻鮮少聽見她們陳述關於革命的自身經驗。法國《世界報》在今年5月8日刊登的紀念文章，也以「六八運動：女性上了街頭，卻在公共言論裡噤聲」為題。

藝術史學者瑪莉－喬．波奈特（Marie-Jo Bonnet）在她今年出版的新書《我的女性解放運動》（Mon MLF​ 註）中回憶起六八運動：「當時抗議現場的左派小群體和罷工人士中有不少女性，不過她們只扮演著次要的角色，負責倒咖啡、在打字機前製作傳單……我們要回到當時法國封閉的社會框架裡來看，那時性別角色還是受限於刻板印象……」

女性主義思想家與歷史學家傅蕾絲（Geneviève Fraisse）回應這個議題時則強調，追問女性在五月風暴裡「缺席」的原因為何，並不是個好問題，因為女性運動的發生，通常是個巧合，要不就是個「意外之災」：「每一次女性要求解放，總有人拿要緊事的優先順序要她們閉嘴，1848年革命的情況也是如此……」

自五月風暴開始到70年代初，性別歧視的問題仍僅限於女性主義群體，並沒有成為政治議題，要到80年代，公眾才開始討論這個議題。親身經歷現場的法國歷史學家瑪爾卡．馬可維奇（Malka Marcovich）甚至認為，直到2017年10月的#MeToo運動，女性發聲、親上火線，平權運動裡針對性別歧視與性暴力的抗戰才真正開始。

而在這場呼喊自由與平等的革命裡，最為人所知的女性參與者之一，應是作家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莒哈絲是當年的革命動員組織「學生—作家行動委員會」（Comité d’Action Étudiants-Écrivains；CAFE）的先鋒。該組織在五月風暴後的第三天成立，並迅速獲得許多知識分子與作家的響應，除了莒哈絲之外，還有她的兩任配偶安特米（Robert Antelme）與馬斯科洛（Dionys Mascolo）、著名思想家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以及作家羅伊（Claude Roy）、那多（Maurice Nadeau）等人。

委員會的基地原來在索邦大學哲學圖書館，後來移陣索邦—桑西埃大學（Paris-Censier），也就是現在的巴黎新索邦第三大學。組織成立的宗旨是以「再現整個世界，甚或要能感動整個世界」作為書寫的使命。

以寫作為途徑，如何能「再現」整個世界？「整個世界」的組成又是何人何物？五月風暴訴求的內涵包括發言者身分的多元性，彼此平等對談。而平等對談的對象是誰？又該如何被納入其中？也是近幾十年來性別議題所關切的。參與五月風暴的女性、知識分子與作家，試圖拓展「整個世界」的可塑性、理想性，也透過文學，揭示隱匿身分的可見性。莒哈絲在六八運動前後創作不斷，然而比起針對事件直接發出議論，作家在虛構作品的情境中所提供的視角，顯得更細微而豐富。

▉文學再現的世界

莒哈絲有一部罕為人知的作品，是1971年出版的兒童文學《小托不想去上學》（Ah! Ernesto），故事主角是名叫愛涅思多的小男孩。他拒絕去上學，因為學校教的盡是一些「他不知道的事」，要不就是讓他內心存疑的事。故事中有人問愛涅思多：被釘在玻璃框裡的蝴蝶還是蝴蝶嗎？他回答：「不，那是犯罪。」而地球儀不只是地球，同時也是足球跟馬鈴薯。

莒哈絲透過愛涅思多童真的眼光，對教育體制做出深層的批判，這或許也是風暴落幕之後，她對運動使命的反思？在孩子眼中，事物命名的規律是很令人困惑的，若大人說物有陰陽二元，事件有正反兩面，孩子便要質疑這究竟是「非此即彼」的邏輯，或是「兩者皆是」的道理呢？

莒哈絲在另一部著名的作品《寫作》（Ecrire）裡，將寫作比喻為全然的孤獨，好比身處洞穴之中。這般詩意的比喻或許有失社會運動集體行動的本質，而她也這麼說：「作家是很奇怪的。是矛盾也是荒謬。寫作，也意味著不說話。保持沉默。無聲的吶喊」（桂裕芳譯）。或許正是書寫得以包容矛盾的性情，形塑一個文字的世界，它與現實有千百種交手的可能，革命在敘事裡所召喚的是面對世界的疑問，並不提出解答，這也是虛構（fiction）的可能性。

遠在五月風暴之外的台灣，也有以戰爭詩聞名的詩人尹玲，在詩作〈讀看不見的明天〉講戰火中的60年代，同時將六八運動帶入南太平洋的現場：

當越戰升至與天齊的高度在台北佯裝昇平的空氣中呼吸著
遙遠越戰隱約的硝煙我們靜靜悼念血花紛飛下
單薄如夢脆弱如醒稍縱即逝的玫瑰年華
想我六○年代有一種明確的不確定性執著地貫徹流過

-尹玲，《一隻白鴿飛過》

在宣稱「作者已死」的時代之後，五月風暴有如不斷蓄積能量的火山，啟發了「明確的不確定性」，是不再飛揚的記憶標本，也是蝴蝶，隱含的是塵封的歷史，也有再現記憶的陳述。

保持沈默可能是寫作的本質，面對時代巨變之下革命意義何在的命題，書寫好比不可見的言說者孤注一擲，也是個人參與運動的方式。而噤聲失語或是無聲吶喊的人是誰？或許在每個時代有它所關切的顯性身分，隱而不現的她們，以第一人稱訴說自身經驗，也透過書寫，敘述每一個時代不可迴避的矛盾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