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上廣播節目談科普書，主持人開門見山問了一個問題：「這些書，對你們科學家應該太簡單了吧！你們平時真有興趣讀科普、寫科普嗎？」

這的確是個犀利的問題。合理的推想，認真的科學家應該提不起勁來講究簡單的科普書吧。為了顯示我是很認真的科學家，後來再上這個節目時，我只好談皮凱提的《21世紀資本論》。

事實上，西方的科學家，常態性地會從事科普的書寫，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雜誌的文章。它細緻、親切卻精確的書寫，特別是對科學家自己的科學活動的傳神描述，可以說是科學寫作的範例。不只雜誌，只要出現新發現、新理論，從基因組、希格斯粒子，到最近的引力波，很快就有專家將這些令人興奮的結果，奮力寫成科普書，吸引一般大眾的目光。畢竟科學的研究，無論經費上、士氣上都要依賴社會的支持才能持續。

但科學家對科普的熱情，並不僅限於一份責任感。

我從小的偶像是費曼（Richard Phillips Feynman），他可以說是科普精神的典範。科學的重心在戰後由歐洲轉移到美國，費曼是第一代完全在美國養成的大師級物理學家。除了科學上的成就，他也是一位好老師、優秀的溝通者。他自己非常自豪可以找到方法，把深奧的概念用直覺的推理，比手畫腳地講到連剛開始學的大一新生都能聽懂；而且他的熱情，讓你感覺這是必要的。

據說，某次一個大一新鮮人問了他一個問題：「為什麼自旋為二分之一的基本粒子，就一定遵守費米統計？」費曼看了看他：「我來準備一堂課就講這個。」過了幾天，費曼痛苦地回來告訴他：「我做不到，我沒辦法把它簡化到大一程度，可見我們物理學家自己還沒有真的搞懂這件事。」

這是一種擁抱群眾的謙遜與熱情。套句新書的廣告詞：科學實在太有趣了，不能只有科學家知道。科學對費曼來說是充滿樂趣與美的。他的藝術家朋友曾經手拿一朵花，嘲笑科學家只知道分析，不像藝術家懂得欣賞花的美。費曼覺得這實在是超笨的（見The Pleasure of Finding Things Out, Feynman, 1999）。

首先科學家也可以感覺得到花的美，而且他可以更深入看到裡面細胞的運作：他可以了解花的色彩會吸引昆蟲，他可以因此推論昆蟲一定也看得懂色彩，他更可以進一步追問昆蟲是否有美感。有這麼多有趣的發現與問題，都是奠基在美感所能欣賞到的美之上，這不是非常快樂的嗎？

費曼的溝通態度不只是面對大眾，他面對科學也是如此。費曼最偉大的發明就是費曼圖，這種圖是把相當複雜的計算，非常精巧奧妙地，用如漫畫一樣的圖解來表示。例如以下這張圖，就是兩個電子透過交換一個光子，進行電磁交互作用的散射。你看，多簡單。

更厲害的是，在這個圖中，每個元件都對應一個數學式，將所有的數學式乘起來，就可以得到這個散射發生的機率。

嚴格講，費曼圖只是一個計算的簿記，但因為太生動了，現在幾乎已或多或少被當成真實發生的事情了。面對大眾、吸引大眾，就不能太計較。

但也有不喜歡迎合大眾的科學家，施溫格（E. Schwinger）就是這樣的例子。施溫格並不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但他與費曼是同一個時代的大師。同一年（差3個月）同樣在紐約市出生（剛剛才發現，戰後到60年代前，最偉大的5位粒子物理學家全都出生在紐約市，怎麼回事？），同一年因解決同樣的問題（量子電動力學的重整化）得到諾貝爾獎。兩人互為瑜亮，個性果然也天差地別。讓我提醒大家：施溫格比費曼早了一年算出後來得到諾貝爾獎的結果。

施溫格正經、有點嚴肅、害羞、不善寒暄，很難親近，連學生都不喜歡面對，何況是大眾。我聽他的學生，康乃爾大學的顏東茂教授描述，施溫格在哈佛大學物理系時很少進辦公室（而且都很晚），他指導的學生得像掛號看病一樣，在他很有限的時間內，排隊等著與他討論。

那總得上課吧？上課也是一絕。據說，施溫格一進教室就開始講，就像演奏會，中間完全沒有空隙讓你發問（你怎麼好意思打斷他那如莫札特音樂般優美的演講）。等到下課時間一到，他一定優雅地正好走到黑板與門之間結束，然後一溜煙，直接走出教室。學生自然會蜂擁而上，追著他問問題，但通常都追不上。有一次，他在廁所被堵到了，學生直接站在門口等他，等了非常久都不見施溫格出來，進去一找才發現他已從窗子逃了！

施溫格的研究以嚴謹著稱，他曾說過：「如同矽晶片，費曼圖將計算能力帶給了大眾。」這句話，恐怕是有一點貶意。因為以他的標準，費曼圖混淆了真實與簿記，實在是非常誤導的一個工具（波爾就曾批評，粒子不是遵守測不準原理，位置與動量無法同時精確測量，怎麼現在又可以畫出一條軌跡來了呢？）。

施溫格上課、研究都不用費曼圖，學生用他就皺起眉頭。但費曼圖簡直像流行音樂，禁也禁不了。傳說有一次，施溫格在上課時出了一個題目給學生做，自己就先離開教室。施溫格一走，學生一起擠到講台前，把黑板翻過來，直接用費曼圖，很快把答案算出來。等到施溫格回來時，學生們已經把費曼圖擦得乾乾淨淨，只留下正確的答案。據說施溫格一直不知道這回事，也許這就是自視甚高的天才的寂寞吧。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曾經比較這兩位大師（或許有些偏心，但針對施溫格的部分應該是對的），他說：費曼是本能的小丑，加上職業的不遵循常規者（professional nonconformist），加上聰明的物理學家，他在成為偉大物理學家的同時，也成為了一個大表演家。施溫格害羞、博學、以完美而手藝高超的句子講話與書寫，是個有文化修養的完美主義者，安靜而內向的紳士。

但無論大師怎麼想，即使費曼圖可能不是那麼嚴格，重點是容易溝通。科學已由少數菁英的遊戲，進入了眾人或多或少都能參與的時代，現在粒子物理的科普演講絕對少不了畫上幾個費曼圖，來顯示演講者親民的作風。而躲避學生的施溫格，卻訓練出大量非常優秀的學生（數一數竟有70人，至少4個諾貝爾獎得主。相對的，費曼就少得多），而且大部分學生在回憶時，想到施溫格對他們的啟發，都感覺受用一生。

施溫格與費曼以不同方法解決同一個問題而同獲1965年的諾貝爾物理獎，這顯示兩個人都參與了當時的科學社群強烈關注的研究活動。也就是說，無論什麼樣的個性，科學家共同的志業都得面對科學社群，聆聽、對話、辯論、說服。看似離群索居的施溫格，其實也必須入世。

科學離不開科學社群。這個社群定義了問題，也提供了對話的對象，更重要的，它規定了規則。在科學活動中，參與者的任何陳述永遠隱含著一個承諾：我隨時準備為自己的陳述，向科學社群辯護或提供理由（justify）。關鍵是：辯護時所訴諸的不能是權威、宗教、情感，而只能是理性。而所謂理性，就是無論任何人，即使是販夫走卒，只要願意運用其天賦智能，就必須能夠理解、能被說服的思想方式，所以是人人能懂、也必須是人人能懂的。引用費曼的話：如果沒辦法把一個科學簡化到大眾程度，科學家一定還沒有真的搞定這件事。

當學生或一般人殷切地問：「費曼先生，憑什麼物體運動速度不能快過光速？」費曼那種自然熱切的回應：「讓我解釋給你聽……」就如同在科學活動中，科學家為自己所相信的論述，提供一個理由的辯護精神，而且必須是任何有理性的人，只要願意就能夠理解的理由。

這是內在於科學核心本質的。這類提供理由的動作，對科學家來說是本能的。因此我大膽主張：科學家對科普的熱情，是這種本能在無意識狀態下的反射動作。

科學家會有興趣讀或寫科普書嗎？會，因為與人，與所有人溝通，本來就是科學的本質。●

張嘉泓
理論粒子物理學家，畢業於哈佛大學物理系，現任教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系，曾經擔任時報開卷版書評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