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為何閱讀犯罪文學？是受到血腥吸引？犯罪投射了我們體內潛藏的憤怒欲望？又或者當事件發生，我們從中檢視到人性的脆弱、欲望、以及社會體制的缺陷？

6月上旬由時報出版公司主辦、推理評論家冬陽主講的「從《破案神探》到《花月殺手》──文本裡的紀實犯罪」，不僅梳理了從2004年安．茹兒的《愛死妳》、2009年《佛羅倫斯人魔》、2017年《破案神探》系列等犯罪紀實出版史，更透過今年出版的新書《花月殺手》（時報）及《被殺了三次的女孩》（獨步）兩書，揭開了最後一個問句。

時報出版曾在2017年推出Netflix改編影集《破案神探》（Mindhunter）的原著，講述的是「犯罪剖繪」（profiling，影視作品多譯犯罪側寫）在FBI的起源。70年代晚期，美國社會出現越來越多無法偵破的案件，警政系統與大眾才逐漸意識到，過往的犯罪多半有其緣由，而那些長年無法偵破的案件（比如歷史上最著名的「開膛手傑克」），卻是找不到「犯罪動機」的。

儘管心理學被引入犯罪調查已行之有年，卻一直沒有真正建立起一個單位，以更學術、系統性的角度來看待所謂的「無差別殺人事件」。當年是FBI的年輕幹員約翰．道格拉斯（John E. Douglas），在調職進入FBI的「行為科學科」後，建立了一套犯罪剖繪系統，給予各地警方協助，是FBI第一位專職剖繪的探員，也是現今FBI大名鼎鼎的「行為分析小組」創始者。

甫上市不久的《花月殺手》，則是把時間往前回溯到FBI初創立之時。如今我們看待FBI是美國司法單位中的權威機構，卻很少人知道FBI的創立源由是來自老羅斯福總統、司法部與地方單位之爭。

冬陽提到，美國在建國之初，人們非常抗拒警察組織，比較偏向由鎮、郡民選出來的治安官來擔任地方調查，中央政府缺乏真正的全國性警察單位。而1908年的美國調查局（也就是聯邦調查局的前身）正是基於上述理由成立的。

可惜的是，調查局的第一任局長是私家偵探出身，並沒有建立起足夠的制度，反而讓調查局成為貪腐橫生的單位，更讓美國政府頭痛，直到胡佛（Edgar Hoover）上任，才改變了這一切。

《花月殺手》的副標是「美國連續謀殺案與FBI的崛起」，書中提到的慘案，是1930年代引發輿論討論的「歐塞奇族連續謀殺案」。歐塞奇族（Osage）是美國原住民族的一支，在美國拓荒時代，他們被迫遷離原本的家園至荒涼的奧克拉荷馬州。讓許多美國白人深覺失算的是，當他們承諾給歐塞奇族土地所有權之後，竟在這塊土地發現了石油。

此後，歐塞奇族的命運彷彿受到詛咒。他們既富裕了，卻又招人嫉妒。他們成為美國最有錢的家族、擁有白人僕役，家族成員平均每人擁有11輛車（當時美國每11人才有一部車）；但他們也受種族歧視的法律迫害，他們必須改信基督教、改去自身的原住民名字、只能到政府規定的學校上課（不能學習跟原住民族有關的事物），並且雖然坐擁巨富但卻不能自由隨意花錢：他們被認定沒有行為能力，必須要由白人監護者同意，才能使用金錢。

在這樣的情況下，這個家族的人忽然一一死去，有些時候是失蹤、謀殺，有些時候是重病（後來證實是毒死）、爆炸……。家族的主事者一方面擔心詛咒而將自己深鎖家中；另一方面整個家族傾盡全力找來私家偵探，卻依舊無法破解家族的一樁樁死亡案件。地方治安官、警察、私家偵探、法醫，都在這個案子裡占了一席之地，然而證據都像被破壞般地無法指向殺人真兇。

最後是因為胡佛的介入改變了這一切。可悲的是，《花月殺手》寫到，胡佛並非出於正義感而決定偵辦這個全國大案，而是基於調查局糟糕的名聲，擔心危急自己的政治地位。像「歐塞奇謀殺案」這樣震驚當時社會的重大案件，是挽回調查局聲譽的機會，也是胡佛攀上權力中心的棋子。

當時主責「歐塞奇謀殺案」的調查局探員湯姆．懷特（Tom White）意識到，過往偵辦失敗的原因可能來自，案件都是由地方系統處理。他明白若要破案，就必須避開地方司法調查的慣性做法，於是另組外部人員，鍥而不捨，最後終於偵破此案。

然而，無論是FBI留下的證據，或是本書作者大衛．格雷恩（David Grann）蒐集到的資料都顯示，「歐塞奇謀殺案」的主謀遠不只一人，扣除為了金錢利益而娶歐塞奇家族成員的主兇，他的共犯還包括了一起共享錢財的私家偵探、警察、地方勢力。也可以說，整起謀殺案代表了美國的貪婪，此案件遠遠超越種族清洗，更是任何人都可能為了金錢而決心殺人及湮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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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調查記者清水潔所寫的《被殺了三次的女孩》，也是這樣的一起事件。1999年，年僅21歲的女孩豬野詩織在地鐵站外被兇嫌刺殺身亡。表面上看似一起隨機殺人案，但在警方草率結案後，清水潔卻發現，受害者固定不變的行蹤、長期騷擾受害者的前男友，以及受害者留下的遺書，件件都讓整體事件指向警方的錯誤：這絕對是預謀殺人，而非隨機殺害。

經過調查，豬野的前男友小松是恐怖情人，分手後仍長期騷擾她與周遭親友，並且曾經威脅「要找人強姦妳」然後「散布強姦影片」。不堪其擾的豬野儘管曾經蒐證並向警方求助，卻遭到警方以「收了人家禮物才說要分手，做男人的怎麼會不生氣」為由，輕描淡寫地不成案。豬野死後，警方刻意隱瞞受害者曾經報案的事實，更誤導媒體報導方向，讓豬野成為螢幕上「美女大學生受害者」、「酒家女」、「拜金女」，後兩者不實的指控更讓大眾對於豬野失去同情。更驚人的是，清水潔發現，小松的家世背景可能跟警方高層有掛勾……

豬野的父親認為女兒被殺了三次，「一次是被兇手殺死的、一次是被不受理報案的警方、一次是被媒體殺死的。」警方的失責與卸責、媒體對腥羶色的喜愛，以及兇手的威脅奏效，都是豬野死亡的主因。這也反映出日本的社會現實：上層階級與警方的勾結、警政系統的輕忽怠惰、官官相護、媒體的懶惰與偏離事實，每一個社會的常見惡習，在逐漸累積之下變成一則差點無法破案的殺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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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花月殺手》或《被殺了三次的女孩》，我們都見證了人性的貪婪與體制結構的腐敗如何扼殺一個又一個生命。正如今年初震驚演藝圈的韓國Big Bang勝利事件，儘管性交易、販毒、仲介賣淫、賄賂警方等腐敗面被揭露，但上個月法院卻駁回警方的拘捕令，讓勝利近乎無罪釋放，其經營夜店甚至打上「King is back」字樣嘲弄司法。

這也是何以犯罪文學該有其一席地位。這些紀實作品在書寫殘酷事實之餘，正是提醒我們不要忽略人性的脆弱與惡意，也不要忽略累積的小罪終將鑄成大惡，更不應該姑息任何一個微小的惡意；因為只有當我們保持永遠的反抗精神，才能在體制下為每一個可能的受害者找到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