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臺灣文學獎金典獎複審邀請時，我揣想自己扮演的是一個曖昧的角色：一個不屬於文學專業的人來擔任這麼重要文學獎的評審，或許代表了文學獎評審機制的延展與包容。

其實我一直暗自焦慮自己跟文學圈的距離。我在副刊與文學雜誌寫過專欄，我的第一本搖滾書《聲音與憤怒》曾在十多年前被《聯合文學》雜誌選為某種代表性的散文（看到時我嚇一跳）。我當然希望自己的文化評論與搖滾書寫有文學性（那時還不流行非虛構寫作這說法），而我與文學（建制）的關係始終是尷尬的。

這個尷尬性——什麼是文學性——正是這次評審的核心議題之一，甚至可以說是文學金典獎自2019年打破文類給獎以來的關鍵問題，童偉格、黃崇凱等人在2019年的複審感言中都曾寫過。

我帶著這樣的尷尬在家中閱讀文學館寄來的兩大箱入圍作品，詩歌、散文、小說、傳記，或難以分類的。對一個愛書人來說，可以看遍這一年出版的好書是無比幸福的，而且即使很多書沒能入圍，但仍能帶來不同閱讀的快感，知識的或者娛樂的。

我也帶著這樣的尷尬在8月的盛暑來到臺南一家旅店參加複審會議，與我一起的重要的文學前輩們，兩位傑出的文學學者，以及比我稍年輕但文學寫作卓然有成的作家。

進了旅館東西一放下，馬上就集合開會（可比擬新生入伍的緊張），大家開始初步討論，然後解散，讀書。晚上一個人在國華街夜市覓食，回房間繼續讀到就寢（我多怕開會時講不出深具文學營養的話）。第二天繼續開會，讀書，偶爾把書帶出去喝杯咖啡。第三天早上，正式投票決定哪些書成為要進入決審30本（謝謝文學館每天準備不同在地好食）。

據說我們這次評審會議的速度特別快，第一輪就刷到剩三十幾本，感覺可以馬上投完票回家，但是館方希望大家透過來回討論、閱讀，再討論，建立起某種評審的共同標準與視野。然而，之所以第一輪就只選出三十多本而非更多，與其說是評審品味相近，不如說是，傑出作品的數量相對有限，所以票數很快集中在這三十幾本，但在這三十多本中，評審們的意見其實很不相同。

討論過程中不斷逼迫我們回到問題的本質：什麼算是文學（例如學術論文集）？什麼是好的散文？（平實與華美間的平衡是什麼？）如《馴羊記》這種結合虛構與紀實的作品該怎麼被看待？圖像小說或者繪本可以被列入文學獎嗎？（我們有討論阿尼默的《情批》。）

如同童偉格所寫過的複審觀察，我也不確定最終我們七人達成什麼樣的文學共識（但還好我們是選出30本，而非決審）。但我個人確實在討論中，拆卸了一點原先的盲點，打開了原先沒想過的思維空間。這是一趟學習的旅程。

我的感覺是，我們眼前臺灣文學的景觀正在緩慢但巨大的移轉中。不久前還聽到一位文壇前輩說，散文是個人的——所以寫傳記、寫歷史、寫搖滾樂不算是散文嗎？這個舊的框架顯然不能再適用，但我們好像還不太確定新的分類規則是什麼。尤其非虛構寫作的出現對傳統分類的破壞特別嚴重。一個有趣的例子是，蘇致亨的《毋甘願的電影史》在去年獲得文學金典獎，但在Openbook年度好書獎中雖獲得「中文創作類」，卻被視為屬於「非文學類」。

所以什麼是文學？好的創作與好的文學的界線在哪？

然而，這樣對文學世界外在（文學的定義）與內在界線（文學的分類）的破壞、提問與再界定，或許正是臺灣文學金典獎在這個典範轉移時刻的最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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