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公共博物館之一，閱讀《蒐藏全世界》一書，絕對會引起更多理由，讓你想多瞭解這個博物館一些。不論是該場所的盛名、對古文物的好奇鑑賞之心，甚至到今日仍為人津津樂道的「入館免費」政策，都可以在本書中得到相應的解答。

人類的歷史上，博物館出現「公共」概念的時刻很晚。《蒐藏全世界》一書填補了私人蒐藏邁入公共博物館，這個幾近奇幻轉變的時刻。透過閱讀大英博物館最重要的蒐藏貢獻者漢斯．史隆的一生，我們能快速地走入史隆龐大的蒐藏迷宮。

嚴格來說，史隆的出身並不顯赫，在講究階級的時代，他不是當時英國社會真正的「貴族」。他的愛爾蘭人身分使他必須隱藏自我的政治、宗教傾向，成為寄望在倫敦安身立命及求取名望的醫師。因緣際會之下，他成為牙買加總督的家庭醫師，特殊的牙買加經驗令他累積財富，當然更重要的是，他也累積無人能望其項背的牙買加採集者群和相關物件。這些經驗使他的自然史視野大增，成為與他人有極大區別的蒐藏家。在本書出現重要篇章其分析的牙買加經歷與相關物件收藏，至今仍是大英博物館分立出來的倫敦自然史博物館最重要的蒐藏品。

在這本書中，我特別著迷作者描述史隆蒐藏各式各樣物件時，與之相關的人物及方法。這些細節勾勒出人與物之間的琥珀時光，又猶如柴火摩擦畫出的一道道烈焰，但稍縱即逝。有視覺，有氣味，也有恍惚的嗔癡嘆息。五花八門的人會前往史隆的大宅叩門兜售物品，反之，也有史隆苦求而不可得的蒐藏。史隆精挑細選攜回的活體生物，在回程船途中死的死，逃的逃，全數失去，他只好平靜默然地寫下感想：「就這樣，行旅至此，我失去了所有的活體生物，這是多數人都經歷過的。」

另外，自然史的書頁長廊上，大量缺少女性的敘述，即使現今已是為數眾多的女性擔任科學家的時代，但各式各樣的女性自然史家的紀錄仍是匱乏的。每多一個字，不論在研究或擴展智識的廣度上，都是極為貴重的珍珠。

1996年，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安．希黛兒（Ann Shteir）曾出版Cultivating women, cultivating science : Flora's daughters and botany in England, 1760-1860（簡體中譯為《花神的女兒：英國植物學文化中的科學與性別（1760-1860）》，分析植物學知識在過去如何屬於男性氣質的一部份，但在1760年代，漸漸被幼年、年輕、老年的各世代女性喜愛及接受。這其中當然隱含著「價值」的轉變。也就是說，如果有一份如何培養「優秀女性」的列表，植物學的「部分」技藝，應該要成為女性教育的內容之一。加上當時植物學書籍被簡化、刪減「過多的負擔」，成為「女性也讀得懂」的書漸漸出現。

不過，史隆死於1753年，本書中出現的女性們，比《花神》研究的時間更早，是故這些女性在書中的身影更加珍貴。看得出作者盡可能地描繪了當時自然史相關的女性與史隆之間的往返。例如，臺灣已有譯著的《蘇利南昆蟲之變態》的自然史家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壯闊的生命經驗與勇氣自不待言，她的自然史畫作是史隆指名收購的作品。成功收購梅里安的作品，使得史隆得到了相應的名聲。梅里安甚至能在大部分女性難登自然史研究之堂，或往後大英博物館成立，女性前往參觀仍被處處刁難的時代，就得以參觀史隆的其他蒐藏，將其放入構圖中。

史隆有時也介入蒐藏者逝世後，不知所措的寡婦處理遺品的事件。有別於後來我們更熟知的植物學者林奈，約翰．芮（John Ray）是當時英國最知名的植物學者，也是一位獻身宗教的侍道者。他的自然神學思想深深的影響史隆，史隆大量仰賴芮的判斷與建議。然而芮並沒有史隆的生意頭腦。芮逝世後，家族貧困，史隆出手協助芮的遺孀瑪格麗特（Margaret Oakley），以她希望的價格售出芮的蒐藏。

在女性經常面臨以「精神失常」作為法律控訴，被強取財產的時代，史隆也曾為熱心蒐藏蝴蝶的寡婦，在第二任丈夫想掌握她財產時，作證「她並沒有精神失常」。更別提熱愛植物的波福公爵夫人瑪麗（Mary Somerset），在丈夫逝世後「得到解脫」，史隆介紹她與當時的植物界通信、討論植物，重拾了波福夫人對生命的熱切，並在公爵家族爭奪亡夫留下的產業時，提供夫人道德支持。往後，這位公爵夫人為了報答史隆，將切爾西莊園（Chelsea Manor）不遠的波福樓（Beaufort House）高級宅邸賣給史隆。直到今日我撰寫此文時，正是小甜甜布蘭妮（Britney Spears）歷經13年法律控制，父親的監管終於被法院宣判終止，重獲自由與人生主導權的時刻，看得我心有戚戚。

史隆必須在蒐藏界建立自己的名聲與人脈，並且「品格出眾」，讓中介商認為自己是個「出手大方的人」，如此他才能比別人更快得到風聲，洞燭先機，優先蒐藏到自己感興趣的物件。但另一方面，他自然不想當個「盤子」，被敲竹槓。各式收購策略及衍生相應帶來的名聲效應，伴隨著史隆炫技炫富、目光閃閃精明，每一樣物件幾乎都來自與史隆相距遙遠之地，每一個都令他好奇。

當然，也不是一切都能靠財富和策略解決。當時英國科學第一紳士牛頓，與史隆不合，這不僅是私人恩怨，也是長期以來盤旋於「物理至上」的爭論下所衍生的價值判斷。牛頓詆毀史隆，並提醒自然史「別忘了自己是誰、身分如何低下，還妄想登上寶座、擅取科學之后的頭銜。」這一段鮮活的句子，至今仍在科學討論「物理主義」（或「物質科學」）和「生物學」到底是不是「同一種」質性的科學時，時而盤旋交錯。

不論如何，透過本書，編寫目錄成痴的史隆，彷彿正站在我們面前，思量著自己的下一個策略。史隆很清楚體認到，自己不可能每個領域都是專家，不可能什麼都蒐藏。他與其他同時代的貴族蒐藏家達成協議，將自己的重心放在醫學和自然史物件上，而歷史手稿則讓給財力雄厚的對手。但即使如此，自然史和醫學的範圍如此之大，委託的代理人或者他自己，仍必須擁有高度的鑑賞能力和好奇心，且背後有大量的苦勞：史隆得經手大量講價、物件品相、傳聞及其他各式各樣討論的往返信件。

綜觀史隆的收藏中，有三分之二是大批購買而來，包含我們現在在大英博物館看得瞠目結舌的部分埃及文物。史隆有一項絕活，是購買逝者釋出的珍藏品。書中寫道：「死亡是收藏家的好朋友，不論敵對或者友好關係，都能被死亡轉化成相當的收穫。」幾句話道出了蒐藏者世界的「死亡觀」。他人的殞落，是在世者眼中甫誕生的新星，閃閃發光的寶藏，靜候發動。

看似與臺灣無關的大英博物館，其實與臺灣博物館史有些關連。19世紀中葉，來臺採集的英國博物學者史溫侯（Robert Swinhoe），其蒐藏後來存放於大英博物館分立出的倫敦自然史博物館。1908年，當臺灣設立第一個自然史博物館「總督府博物館」（今臺灣博物館）之初，大英博物館的史溫侯蒐藏，成為總督府博物館羨慕，甚至希望仿效的目標。1930年代，總督府博物館面臨檢討，引起學者討論。當時任職於臺北帝國大學的動物學者青木文一郎，又以大英博物館及倫敦自然史博物館馬首是瞻，大書特書總督府博物館的未來走向。

至今，大英博物館仍重要，但重點已非她持續刻出的「偉大功名」。該館面對過去帝國主義「黑歷史」蒐藏的指控，必須不斷做出反思與努力。作者在這本書不避諱點出，史隆蒐藏成功的背後，乃因史隆身處世界的中心，以剝削者的角度，累積大量財富，加上因身分地位所帶來的有效網絡及訊息交換，始能得到世界各地珍品。

最後，本書有許多「三名法」與怪絕的物件，呈現出二名法及現代科學統一世界「前」的豐富滋味。套用書中的用法，這些蒐藏是萬花世界下的藏珍閣。除了上述恢弘的歷史外，細細品味書中紛紛落下神壇的人們，他們是名人，也是凡人；他們編織出強而有張力的蒐藏世界，人性與幻想也涉入其中，未嘗不是另一種閱讀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