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桃園新總圖六樓的演講廳，陳雨航老師身材高碩，一頭灰髮與深藍牛仔褲相搭。他走進來，往長桌一靠，逕直講起一段地緣故事。那是56年前，也就是1967年，陳雨航從台北來到桃園踢足球。隨著他一貫冷靜、平淡、日常的口吻，過往的絲繭一一剝除，聆聽者也漸漸發現那重重包裹的深處核心，其實不乏輝煌蘊藉的，同時也有失落感懷的震盪。而這當中曲折變化的姿勢與聲腔，正夾藏了散文這門攸關記憶的奇妙技藝。當室內的冷氣機兀自運轉，窗外的陽光灑落行人走動之際，話聲中的世界正在連綿地鋪展開來，彷彿遙遠小鎮上，一座永不停斷的時光電廠。

➤​故事開始　

（以下敘述以陳雨航第一人稱角度記錄）　　

1967年，我18歲，在台北補習，也沒認識什麼朋友，除了一個高中同學在另一個補習班。就是他約我翹課坐公車到桃園火車站，和另外10個人會合，走到武陵中學的操場。當時他們的足球隊要進行校際比賽，竟湊不足11個人，就這麼把我一個花蓮人給找來了。那是上課的日子，大門敞開，陽光普照，雙方人員全到齊，球已經抱在手裡，這場比賽竟然說不辦就不辦了——當我們走到操場，發現正中央停了一架直升機。

誰也沒想到這個情況。

台灣省主席的確有一架直升機，但是此刻為何會停在武陵中學操場上？當時，台灣在聯合國中仍有美國撐腰，恰逢1960年代初，亞、非洲新興國家的大量加入，在美蘇對壘的陣勢下強力的支持，保全了我們常任理事國的席次。在這個情形下，各國元首與部長經常訪台，觀察台灣的政經發展，進行技術交流。而桃園的土地改革館也在1965年剛剛建成，供國際參覽之用。當足球場上的人手終於齊聚一堂，好巧不巧，各國元首與省主席也到齊了，比賽也泡湯了。

➤寂寞的遊戲

人的一生中，遇到有趣的事難矣，這算一件。但是當我們把它寫成故事時，也不過就佔一篇文章中的一小部分，大概三、四百字。那篇文章就叫〈足球〉，先從我那參加足球校隊的哥哥講起，這種非常寂寞，又費時的遊戲，卻是世上最多人觀看的運動之一。

人生中的故事，若非殊異之至，還真難以下筆。大多時侯我們援筆開始，是寫身邊的事，這是人人皆有的，大多時候是普通的。如此，我們做為書寫者所能選擇的便是「視角」，視角的稍稍不同，已大不易。而所謂的「結構」，起承轉合是可以隨意把玩的，自身故事寫完了，還可以寫別人的。這世上有這麼多的人，這麼多的故事，抵死纏綿的，親族之間的欺騙、背叛與毀棄，舉凡借錢、情變、告密等等，即便自己沒有碰到，其實每天都在發生，不足為奇。

➤時光的視差

那麼怎麼寫才好呢？控訴，是最常見的。控訴大家都會，但你能不能找到另一個角色、另一個觀察點來看這整件事？夫妻的情變之中，若用孩童的視角來觀看，可能大有不同。小孩子會不會認為，那個被稱為小三的阿姨其實也對自己不錯？會不會覺得，其實阿姨和爸爸也很相愛，而這種相愛，未必看來就不可愛？

人的一生之長，有時回頭來看往事，也自有它的不同之處，通脫之處，所以作家最常寫童年。有人說，一個作家一輩子在寫的不過就是童年，人的一生，無非是童年的延伸。大一國文課寫作文〈我的童年〉，那是一回事，30歲思索是另一回事，60歲再回首，其情可想而知。

➤人物的換裝

一個作家，特別是小說家，一生之中至少會有一個驚異的故事，可供他強力地拓展開來，這當然是本人的經歷，卻不盡然是自傳體的。現實中的人物原型，在故事當中若要變形，換裝、轉寫、改造，豈有不可？大部分時候，我們是要抗拒「self-pity」（自怨自艾）的，但日本的私小說，如太宰治、谷崎潤一郎那樣，也別有風味。

以我的例子來講，第一個長篇小說《小鎮生活指南》就是以我的童年出發，但我將敘事視角拆到兩個人的眼睛去看。裡頭的人物本來以我周遭的同學們為原型，然而其容貌、動作等等也都已變裝改寫過了，不至於落人口實，或對號入座，也不會影響故事本身。散文最早是美文，年輕時我不懂這個，我只想要故事，故事，故事。現在許多散文以敘事見長，便開始重視真實與否了。其實文學或真或假，只要合理即可。

➤真偽的變焦

這要怎麼舉例呢？我寫「出差」。

我小時候，爸爸在電廠工作，常出差。5點下班，5點15就已騎摩托車回家，準備趕火車去。我心裡早早暗喜著，在球場打球比平常多待了一個小時。回到家，發現爸爸竟還坐在門口——上頭交代突然不必出差了。我想，要是他出差多好，若是去台北，來回至少3天，這代表我可以到他房間聽好久的收音機。

幾十年後，輪到我出差了。出門前我問太太，「出差時，孩子們會不會感覺比較自由？」太太說：「你平時在家他們就很自由呀，你都不管他們的。」正當我支吾其詞地苦笑，太太又說了：「有時候他們會希望你買禮物回來啦。你小時候呢？你爸出差，會不會期望他帶禮物回來？」

我說：「不會啊，他出差就是我的禮物！」

其實，這是我想像出來的對話，散文照理不該寫出，想完又捨不得丟掉，於是我索性在文末自招：

「我與太太並無這個對話，這是我的自說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