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是歷史書，講的卻是關於發明的大道理。」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郭文華，接受過生醫、歷史學等不同學門的訓練，在《中文打字機：機械書寫時代的漢字輸入進化史》新書發表講座上，他以這樣一句話總結這本書的意義。

《中文打字機》是史丹佛大學歷史學教授、東亞史專家墨磊寧（Thomas S. Mullaney）的著作，講述中文打字機研發、銷售、推廣的過程，涵蓋的時空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中期。故事裡出場的人物不只有中國的發明家和打字工，還有歐洲的傳教士，美國企業家，以及日本的殖民地官員和商人。

原書2018年於美國出版後，立即獲得漢學界大獎費正清獎和列文森獎肯定，2023年年底，台灣推出繁體版譯本。2月下旬舉行的新書發表講座上，應邀出席的講者除了郭文華之外，還有台灣僅存的鑄字行「日星鑄字行」負責人張介冠。兩人在講座上對談，討論這本書帶給他們的想法。

➤閱讀中文打字機的故事，是在了解一段失敗的歷史

郭文華指出，這段歷史能幫助我們理解「發明」本身。他所著眼的其實並不是中文打字機的成功，而是其失敗。

從《中文打字機》書中可以看到，中文打字機是個終究失敗的發明。這項工程雖然引起許多商人、發明家和知識分子前仆後繼地投入，其中還包含台灣讀者熟知的大師林語堂，但帶來的應用價值很快就被取代，而且發揮效用的時間不長，最終被絕大多數人遺忘。

對此，日星鑄字行的張介冠補充說明，中文打字機不只在中國如此，在台灣的情況也相當類似：「打字機跟活版印刷是敵對的關係，是在搶活版印刷的生意，但時間很短。中文打字機在我們工業上使用，大約是民國50幾年（1960年代）開始，大約到75年（1986年）左右，電腦出來後就非常快速沒落，不到80年（1991年）就全部被淘汰。所以中文打字機在台灣社會上面真正有接觸到的人不多，因為年代很短，大概只有30年左右。」

在台灣史上，中文打字機先是與活版印刷競爭，最後則被電腦打字淘汰，近乎船過水無痕，不比在中國成功。

➤不能只在乎大的成功案例，更要看見小的失敗案例

然而郭文華認為，正是透過看見一系列發明如何走向失敗，讀者才能夠得到不一樣的觀點。

在講座中，他將這種觀點稱為失敗故事的「教訓意義」。他表示，「講中文打字機失敗故事的意義在於：誰比較有創造力？誰在做發明？其實發明一直都在，但大家記憶中會把失敗拿掉，或只講一些大東西，忘了每個人都有發明的能力。」

而從中文打字機研發、改良的故事中，我們可以不斷看到一些名不見經傳的發明家，如何在各種小地方嘗試改良，並獲得程度不一的階段性成果。這提醒我們，創造力經常是發揮在很小、很特定的事情上。發明家嘗試有所突破，但大多數終歸失敗——發明這件事，並不總是又大又成功。

然而「又大又成功」偏偏才是人們最熟悉的發明故事。郭文華提醒，人們在討論發明時，經常還是只以「愛迪生發明燈泡」為典範，又如電影《奧本海默》流行之後，也可能會有不少人想到原子彈研發。但如果整個社會腦海中只有這些例子，就容易忽略「發明需要許多不同人投入，且經常會失敗，就算成功也並不那麼驚天動地」的事實，以至於對如何鼓勵發明，產生徹底錯誤的想像。

➤真正的探究與實作，必須培養從小處開始嘗試發明的習慣

說到這裡，郭文華進一步提出他的擔憂：當我們不熟悉諸如中文打字機這樣的歷史故事，因而不了解發明的實際樣貌，在教育和文化上將不利於培養下一代的發明者。「我們喜歡看台積電，都只看大的東西，我們都忘了很多小的東西是要慢慢培養出來的，而這需要看整個國民對這種工作有沒有興趣。」

此刻，全國上下所有高中在108課綱下都已開始推動各種「探究與實作」，郭文華呼籲我們更應藉此建立對發明的正確理解，不應被舊有的典範綁架。「到底創意怎麼來？隨時隨地、甚至沒什麼錢就可以進行了。不是放三台3D列印機，結果教育部官員來了才開，那不叫做發明。」

什麼才是正確的做法呢？郭文華說，「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會有空白的實驗室，讓大家進來玩，車床、金工、工具機，自己走走看。這種東西才是發明的根本。」他呼籲，各界要認識發明的真正意義，必須建立不害怕失敗、不追求「大發明」的思維，才能真正培養發明的習慣。鼓勵大家自己想辦法透過發明解決問題，也才不會都認為是政府要代替全民處理所有問題，也不會讓大家最後「一直都喜歡在外面看，或是在那邊留言『為什麼台灣沒有？』、『我們要就要做第一個』。」不論是己願他力還是好高騖遠，結果都只會是不斷空轉。

「到最後，只會有幾個人能成就台積電，但其他人會去日星鑄字行，也是在發明」，郭文華這樣總結他的看法：「不要老是講台積電、講誰是下一個台積電。要看你生活周遭裡有沒有這種創造的文化，也許只是摺摺紙，只是在教室裡做做木工，你有這種hands on（按：實際動手操作）的東西，才能有創造的文化。」

➤發明不總是硬體研發，更常是關於「使用方式」的軟性改造

除了「大小」與「成敗」之外，郭文華還提醒讀者可以注意一件事：《中文打字機》中提到的許多改良和嘗試．其實都不是所謂的「硬發明」，並未運用新的技術原理、開發新穎的設備裝置，而是某種「軟發明」，從物件的使用方式下手，嘗試在功能上有所調整，藉以回應某些特定的需求。

具體而言，由於中文不是拼音語言、字元非常多，中文輸入的最大瓶頸因此一直是：怎麼讓使用者快速找到正確的字。針對這點，張介冠也補充實務上的技術面知識。他分享，不論是打字還是印刷，「一開始學的時候有表格可以看，熟悉後就會越來越快。」

而面對同樣的發明，每個師傅之間的能力也會有一定的差異，張介冠說：「我們撿字的標準是1個小時1000字，打字是500、600多個。但我們裡面最厲害的師傅，含摸魚的時間，8小時可以寫1萬6000字，每小時平均2000字，非常厲害，是天生的快手。這些都要憑記憶，訓練到最後眼睛不是看字盤，是看文稿，手伸去就能拿到那個字。」

說到這裡，張介冠笑著補充，這種事情「無師父」（按：不是靠人教會），是「做久著有」──在已經被發明出的機器面前，要能操作得好，還是得靠經驗累積才能達成。

在這個背景下，不同公司出品的打字機之間，最大差別主要其實不是核心的技術和硬體條件，而是讓字元排列更符合師傅、打字工的需求。硬體技術在早期確實也有一些改良，但發明家們處理這項問題的「時間非常短」，郭文華解釋：「因為最難的問題是找字，短期內很難有突破，軟的技術無法解決，所以硬的做到這裡就好了。」

有些發明家會嘗試以不同的原則排列字元，或者在既有原則下做出微調，比如讓常用字更好拿取——顯然，這些差別都不是硬體技術邏輯的根本變革，因此都只屬於郭文華所謂的「軟發明」。

而這類發明又恰恰是另一種我們太容易忽略的型態。在主要強調「愛迪生發明電燈泡」、「奧本海默團隊發明原子彈」之類故事的傳統典範引導下，我們對發明的想像經常只限於「成功且重大的硬體」。對此，《中文打字機》的故事能夠擴充我們的想像，郭文華所謂「發明的大道理」，指的也正是這一點——不僅讓我們更了解各種「小型的」和「失敗的」發明嘗試，更讓我們看到發明家在解決問題時，經常也會嘗試各種「軟性」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