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一個夏天，是有生以來，我讀最多詩的一段時日。主要因為臺灣文學金典獎的圖書類獎項，在今（2019）年打破了文類的分野，將「包括小說、散文、新詩、非虛構書寫、劇本及其他評審委員認定屬文學作品者」，置於同一個競賽平台上，共同角逐8名金典獎，及新人專屬的3名蓓蕾獎；而我，忝列7位複審委員之一。

我猜想，新制度的用意應是十分明確的，其一，是隨競賽平台集中、但獎額增多的調整，主辦單位（臺灣文學館）力求開啟後續討論，並擴大作品的傳播效應。其二，則是為了革除舊的徵獎設計裡，獨尊「長篇小說」這單一文類的既定思維，以求更完備、且更適切地反映過往一年，臺灣文學出版的實際成果。兩者，都使我對新制度深感期待。

也因是對開放性的期待，我猜想在此，所謂「評審」一事，多少有著後設的意涵：理想情況下，隨文學出版實況的逐年各異，則當年度參賽作品的共徵與差別，必然都將促使每年不同的評審團成員，去重新琢磨評審標準，從而議出可能的規則。就此而言，在獎場上直接受考驗的，除了作品，還包括了泅泳在大量文本裡，從中重探言說路徑的評審委員們——坦白說，文類的框限，對各有專長的評審而言，毋寧是一種保護，因移去框限驟見全景，我們應該沒人有自信，自己懂得的夠深廣、夠全面。

也於是，在首次依循新制的今年，就複審這個環節而言，結果也許並不令人意外：我們以相當漫長的會議時間（具體說來，是4個半天，中間夾雜兩次睡眠；會議時待見一場雷雨，在密室窗外完整生滅），互相辯證、並彼此添補事關文學，最基礎但卻極艱難的定義問題——究竟什麼是「文學性」（literariness）？或者，有沒有一種跨越虛構及紀實話語的書寫質素，是我們可以共同捕捉的準繩，可用來在同一平台上，盡可能客觀地，評量出各部作品的優劣所在？

在這漫長的討論裡，我不敢說，我們7名受驗者間，終究達成了什麼確切不移的共識。然而，在共議過程中，彼此間理解的位移與專業的互涉，還是活絡地發生了，這是參與此次新制評審會，我個人的珍貴收穫之一。

簡單說：一方面，我感覺我們盡可能延展了文學定義的寬度、涵納易被固有框架排除的「異質」（如社會觀察雜文，及人文社科普及寫作等），並確保定向各自珍罕的作品，都有機會進入決審；另一方面，我同意如另位委員黃崇凱所言，面對作品的多貌，如何還原自己，成為一名素樸的讀者，去陳明各自對文學的獨知或共感，誠然，就是受驗者如我們，在受驗過程裡的最大學習。

奇妙的是，雖則共識難能確鑿，但確實仍存在一些作品，能在幾乎不需要更多議論的情況下，明快地通過複審環節；我猜想，她們必然已比評審所能界定的，更具體地，對讀者表徵了「文學性」的實存。就我記憶所及，本屆複審，這些相對「沉默」、卻也許更自明的作品，包括了張貴興的《野豬渡河》、賴香吟的《天亮之前的戀愛》，及崔舜華的《神在》等佳構。由此看來，則也許，重煉傷逝成血肉的文學之能，仍是文學之成其為文學的艱難門檻。

相對於此，在本屆複審中，針對詩集的逐一討論，則佔去了多數的會議時間；最後，也在入圍決審的30部作品中，佔去了12部之多。我猜想，這亦如實反映了如上所述，臺灣文學出版的當下狀態：比起其他文類，過往一年，當是現代詩創作的豐收之年。我也盼望，這12部入圍之作，風格繁多地，呈現了做為素樸讀者，我們對盡可能保存詩之多樣性的不變考量。

於是總結看來，複審環節，精神可能是在成就選擇向度的最大化——面對大量文本，我們力求將最寬闊的探索，與最珍貴的實踐，都摺疊、並壓縮進有數的決審入圍書單中。由此看來，疏漏必然可能發生，而邁向決審環節，一切可在複審時暫且懸置、或盡可能保留其解釋寬度的定義問題，必將獲得更嚴格的再議。也因此，實況說來，複審應只是新的徵獎制度，所邁出的小小一步。然而，身為這一步的參與者之一，我猜想，我依舊能樂觀地這麼報告：在以文學創作，導引文學獎之可能性的路上，以對創造的敬意，我們，審慎地圈出了一個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