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惚書》為鄧小樺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遍談與書相關的各個面向。11月的深秋夜晚，她與詩人學者楊佳嫻在誠品敦南店，就著《恍惚書》細細聊著讀書人、愛書人、品書人的文字與肉身。

▇光線與塵埃

《恍惚書》開篇〈光線與塵埃〉已經點出這本書的別趣。文章鈎出書的enlightment（啟示、教化），與light的背面──帶著幽暗屬性──伏在書上的灰塵，藉由書的啟蒙與微物，如此相存相依的微妙關係，為書的明亮感拉出另一視域。

塵埃在文學的光暈裡兀自充滿著恍惚般的浪漫。主持人楊佳嫻憶及學生時代在台大圖書館找到一本19世紀的原文書，書內借書卡的最後一個借閱者竟是小說家王文興，借閱時間已是1960年代左右了。「那本書早已積聚厚厚的灰塵，算一算，灰塵也差不多40年了，大概沒有誰比它更愛這本書。」人、書共擁書本的浪漫想像，成為這場分享會的開場白。

投影幕上秀出一張由李智良拍攝鄧小樺書房的照片。鄧小樺說找書時，光照出塵埃，時間倏忽緩慢，令她想到過去在香港誠品書店工作時，早在營業前，店員們拿著清潔工具撢去書上灰塵，「像遠古的拂塵工作，和開店之後消費空間的現實感不同。」相較於誠品的窗明几淨，每回她來台灣必去的唐山書店恰恰是另一種風景。唐山的個人化、早期書店的模樣，「在書的光明裡，我看到塵埃，這種不知意義的微物卻度量書存在的意義。」

螢幕上的照片裡只見迫近天花板的書架、桌子和地板全疊滿了書，這張照片曾引起網友們留言，紛紛提醒鄧小樺要注意安全。其實，她在擺放書籍時會因書的內容而歸類，凌亂中自成秩序。楊佳嫻戲稱是「書的地形學」，折射出書與人的關係。

▇剩餘的辯證

鄧小樺提及自己有一櫃鮮少閱讀的書，封為「無用之櫃」。無用之櫃忽然在某一年倒塌，凡常的突發狀況，使作家轉而論起書的剩餘之說。這也是《恍惚書》極有意思的觀點：「我想寫書沒用的部分，寫書沒有讓我變強大，反而顯出弱點，尤其是對親人與愛人。」

延伸來看有用、無用，楊佳嫻好奇這在實用至上的市場上有何辯證？鄧小樺從職場經驗出發，在置設展示桌時，她將暢銷與較冷門的專業書籍並排一塊兒，為的是帶動書的關注度。但所有書籍都有所謂不好賣或被人認為無用的時候，如此，書的剩餘是什麼？她引述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剩餘的時間》的概念──耶穌來臨之前的時間都屬剩餘時間，而這段時間卻是自由的。她覺得有用即有人有要求，在結構裡有位置、有作用、有價值；反過來，無用雖然能發揮的作用少，卻反而自由。「書本身的價值並非市場決斷，那是剩餘的意義，即使剩餘帶有苦澀感。」

楊佳嫻連結起《紅樓夢》裡寫女媧煉石補天剩下的石頭，成了通靈寶玉，剩餘的意義正開出新的裂隙，鑽出去探詢另一世界。此外，剩餘又可與張愛玲的「燼餘」相對話。楊佳嫻又順勢分享乍來台北，學長領進唐山書店的印象，那條經年未撕的海報牆、店內破掉的地板，以及書架底下永遠收著一綑一綑的絕版書，儼然是「剩餘的集合」，「唐山就像是特殊的結界」。從這個結界，她連起另一個結界──香港的二樓書店。

鄧小樺說香港的二樓擁有低調的外表，譬如旺角曾有一間文星書店，店內一半空間販售語言教科書，但探進裡頭的房間，竟藏有齊全的文學、文化理論專書。鄧小樺經常光顧，一套一套買下理論書籍，直到文星歇業，她再沒有找到像文星那樣理論齊全的書店。「這就像香港的性格，你必須自己找，它不張揚，是一種低調中的傲氣。」

▇書展的深度觀察

楊佳嫻注意到《恍惚書》多篇討論書展，她不禁想台灣是否也有相應的熱度去評論書展各環節，甚至逐年深度關注？

鄧小樺說自己評論書展已有七八年之久，對香港書展有著「愛恨糾結」的情感，她將自己的書評系譜上溯至梁文道。2003、04年，香港公民意識攀至高峰，梁文道經常發表犀利評論，好比他曾批評「香港文化人都是吃錦旗的」，直指民主制度的重要性，而這樣的文化批判，形成一波話語與動員的高峰。鄧小樺承襲前人筆鋒，當她執筆討論書展形象、環境等門面觀察時，格外有力道。「香港書展歷年造成人流，擁有一定的話語權。可是世界一直後退，書展退步，討論變少，相較之下我反而變成清晰的聲音。我相信批評的力量能讓環境進步。」

現在她只要走一圈書展就能寫出一篇文化觀察。她以「都市感性」形容，一如觀察者只要坐在巴黎街口的咖啡廳，就能知曉整座城市。她想起2014年在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寫作坊，某天和3位藝術家一起走路，才走150公尺，一位做劇場的藝術家率先發現：「這個城市好開心，我以後要住在這裡。」鄧小樺卻走了600公尺才發現，那個差異讓她檢討起反應速度，開始鞭策自己，此話令在座聽眾不禁莞爾。

鄧小樺說喜歡看書展結束後的拆展，「喜歡看消費歸於零的廢墟感」；也喜歡看在書展邊角累到坐在地上的人們，吃零食、看地圖、面海休息或乾脆睡著，「就好像戰壕一樣。消費把人的體力蠶食，從他們的疲累看出性質，那是靜態的書所讀不出來的。」

▇文學與抗世

近來香港受到世界關注，鄧小樺也積極投身抗爭中。楊佳嫻問起文學、書和抗爭的關係，以及書在其中的作用。

鄧小樺在拘捕期間閱讀了3本薄的理論書──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無賴》、阿岡本《褻瀆》、劍橋年度主題講座《記憶》，甚至讀後寫了一篇文章〈書到獄時〉，收於《恍惚書》內。她說周邊朋友很驚訝，怎麼能在警察局讀這麼深的書，還能寫出文章來，但她身在其中反而覺得「書是可以陪你走過時間的」。因此，她認為所有示威者入監後閱讀的書單很重要，這些書不一定與抗爭相關，反倒是平常想讀卻沒空翻的書，帶去抗爭現場通宵留守時閱讀，「書能堅定你的靈魂」。

不過，她也認為看書有時候是要看有無環境與條件，包括自身有無閱讀習慣、抗爭狀況是否適宜等等。譬如她的戰友才16、19歲，閱讀理論十分吃力，「理論要普及的話是需要條件」。

她覺得《暴政》頗為適合抗爭現場讀，因為書薄、句子短。「其實，看完一本書、消化到寫出來，大約是兩個禮拜，但現在每周都有變化，要談理論是很困難的，政治哲學、歷史、國際關係實用性強，相對於文化理論是比較有用的。」

楊佳嫻從歷史曾經發生過的幾場社會運動──五四到太陽花，帶動起社會科學的閱讀浪潮，「抗爭令參與者去思考社會結構與組織，以及生而為人在其中的位置，否則街頭只是肉身衝撞，事實上支撐起抗爭底氣得透過理論、論述來延展精神。」

鄧小樺慢慢發現自己的本性是反抗，如何保護這個本能，讓它有多面向展示，得透過書來學習，怎麼跟人相處，不在潮流裡盲從，並有長久的堅持，讓自己在關鍵時刻具判斷與處理的能力。

從塵埃、剩餘、書展到反抗，微物觀裡不只反映香港知識分子的傲骨，也領略了文學女子的柔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