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我還是位蒼白鬱悶的生物學碩士班生，經常跋涉台灣山林調查台灣野生動物，我的論文題目是超大型的台灣哺乳類研究，誠惶誠恐不知該如何著手。那時台灣連一本像樣的哺乳動物圖鑑都沒有，碰到長像皆相似的蝙蝠種類，我常傻眼不知該如何記錄。中大型類如山羌、黃鼠狼，可以仰賴原住民獵人教我，我也如日據時代最著名的自然學者鹿野忠雄的想法一樣，他在1930年印行的日本動物學雜誌說過這麼一段話：「我與他們共同狩獵，在山谷之間尋覓動物蹤跡，他們和其祖先一樣，對動物習性非常瞭解，我很幸運與他們在一起……。」

我沒後悔自己選擇這條研究道路，究其原因是受到那時剛從國外回來任教的林俊義老師影響。他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論國內生物學應走的方向〉的文章，大力批判國內當時生物學研究的經費補助偏重生物科技，而感嘆我們為什麼會連自己有甚麼動物都不知道？我受他的感召，開始踏入本土生物—哺乳動物的研究與調查。

當時我不想只是做調查記錄，我想解析台灣哺乳動物的分布與其起源，為何台灣高山有比較多的特有種？當時的研究生奉行愛因斯坦說過的話：It is the theory that determines what we observe,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先有理論來決定觀察事物，不是反過來）為研究圭臬。我手邊有本1967年出版的生態學英文教科書，幾乎被我翻爛了，主要原因是我的英文太爛。書名為 《The theory of island biogeography》（島嶼生物地理學的理論），目前仍無中文譯本，作者是Robert MacArthur和Edward O. Wilson（愛德華．威爾森）。不過那時大家比較崇拜前面那位，因他天才但早逝，之後威爾森的著作源源不絕，影響我更深更遠。

威爾森在哈佛大學博物館研究螞蟻，他說過如此精典的一句話：「動物群與植物群是各國傳統資產的一部分，是以某個特定時間與地點為中心，歷經數百萬年演化之產物，因此有絕對理由和語言文化一樣，是一國的大事。」我琅琅上口，這讓我在山林踽踽獨行時，堅持自己的熱情。

不過開始閱讀威爾森的著作，卻是從他的另一個學術領域開始，即社會生物學（Social Biology）。所謂設社會生物學，是研究動物社會行為與複雜社會組成的生物學研究。1975年，威爾森出版《社會生物學》這本巨著（台灣直到2012年才由左岸文化出版中譯本，中國在2008年由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簡體字版，日文譯本更早，1983年至1985年分成5冊出版）。

此書真的轟動武林驚動萬教，威爾森在1994年他的傳記一書《大自然獵人》（Naturalist，1997年，天下文化）裡面，清楚描述他因社會生物學最後一章談到人類這個物種時，寫到人類的行為屬於遺傳成分，受到天擇的作用，也就是基因決定論。他開始被攻擊及汙衊的歷歷過程，在台灣大概只有我的恩師林俊義提出反核時可以相比，這部分可以參考他的回憶錄《活出淋漓盡致的生命》（2014年，玉山社）。

1980年代末期，當時我已在日本九州大學攻讀博士，由於日本社會本就屬於男性優勢，社會生物學風潮引起一些通俗科學作家如竹內久美子等打著社會生物學的旗號，誇張地解釋男與女的差異，什麼情婦會生兒子，什麼血拚、貪美色、扯八卦等都是基因惹的禍。說實話看得心癢癢，但還是要回歸生物學真正演化的核心。

威爾森在《論人的天性》（On human nature，1990年，遠流）強調，人類社會文明不僅受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因素影響，而且也受到人類基因演化規律的支配，如攻擊行為、性行為、利他行為以及宗教活動方面。這或許是大哉問的問題，也難怪威爾森1998年出版《知識大融通》（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2001年，天下文化）一書，就是要把社會理論納入生物演化理論，取得知識大統一。

大部分社會學家對這個論點是排斥的，選修我開授生命科學課程的學生，沒人有興趣聽進知識大統一的挑戰性，但是聽到「男女有別」與「男歡女愛」的生物演化事實，眼睛通常都會亮起來，尤其談到「女人覺得有魅力男人的年齡與受訪者女性的年齡成正比，而任何年紀的男人覺得有魅力女人的年齡始終維持在20歲左右」的說法時，他／她們的嘴角往往浮現恍然大悟的笑容，我又能大談什麼知識大融通。

威爾森念念不忘人類角色的扮演，他在2012及14年出版《群的征服》（The social conquest on Earth，2018年，左岸文化）及《人類存在的意義》（The meaning of human existence，2016年，如果出版），讓我們更深刻了解: Where do we come from？What we are？Where are we going？

其實閱讀威爾森的更多著作時，讓我覺得環境破壞的問題，絕不應該用所謂環境原罪論來推諉，我深深認為保育生物學很重要，它是我們拯救地球的最佳學問。威爾森所創造的詞彙：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更是又時髦又具說服力，也是理論與行動的大結合。

他的論點包括：第一，人性終究是生物演化的結果，尤其他是提出的Biophilia，亦即人類具有親近生物本能；第二，生物多樣性是人類的搖籃，也是人類最寶貴的天然資產。如果不考慮上述兩項理念，哲學和宗教將不具太大意義。

哲學和宗教是人類演化至今精神力量的大支柱，其他生物類群找不出如此的文明。基因的確決定芸芸眾生的未來，但人類跳脫生物演化的框架，可以說獨自在宇宙間自由生存。人類若能將探索與分析自然科學，以及注重內省與創意的人文思想互相結合，將有更大成就，也更具生存的意義。我常以此告訴學生，人生的過程就如演化，無法重來也無法預測未來，只有把握現在，多充實、多思考、多累積更多經驗、多聆聽別人的意見，多去關心他人的遭遇，未來的人生一定有意義的。

1992年，威爾森發表的《繽紛的生命》（The Diversity of Life，1997年，天下文化）；2001年的《生物圈的未來》（The Future of Life，2002年，天下文化）及2016年的《半個地球》（Half-Earth：our planet’s fight for life，2017年，商周）是他多年投入生物多樣性的心得總結。雖然全世界許多生物被逼著進入滅絕的速度並沒有趨緩，但威爾森並沒有因而悲觀，以一位90歲高齡的教授，他仍然戰鬥力十足。

從威爾森的身上，更讓我深深體會做為一位公共知識分子所身負的重任，先天下之憂而憂，他努力去分析、去理解、去找出可以實現的願景。或許就如當年馬克思所說：「回到大英博物館！」不分地域、種族、性別甚至貧富，我們必須承繼威爾森的精神，認真學習與思考。

威爾森對年輕學子懷著極大的盼望，他在2013年寫下《給青年科學家的信》（Letters to Young Scientist，2014年，聯經），從第一封信的標題—熱情是一切的基礎，到最後第20封信的標題—科學倫理，他語重心長指出，知識本身從來都不是有害的，但若被意識形態扭曲或濫用，有必要時要挺身而出，不要辜負科學賦予你的使命。這也是多年來我閱讀他的著作，最令我敬佩的話語之一。●

林良恭
台灣生物學研究者，東海大學理學院院長、生命科學系專任教授兼熱帶生態及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主任、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兼任教授，著有《臺灣的蝙蝠》（合著）、《自然保護區域資源調查監測手冊》（合著）等書。主要學術專長是動物學、野生動物生態學、保育生物學、動物分類學、自然資源保育、哺乳動物學。

在台灣東海大學生物學系取得學士學位（1977年），在林俊義教授指導下取得同校生物學研究所碩士學位（1982年），在日本九州大學取得博士學位（1992年）。

1992年到1995年間在屏東縣內埔鄉國立屏東技術學院（現在的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專任教職。1995年起在東海大學專任教職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