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新竹客庄的張郅忻，首本散文《我家是聯合國》即已展現出對家族、族群與性別的文學關懷。這份深刻觀察，更銘刻於「客途三部曲」的故事肌理。她以家族人物為原型，進一步轉化成小說角色的一道道旅程：始自阿公跨國異旅的《織》，後有母親離庄進城的《海市》，及至新近出版，父親往山裡走去的《山鏡》。

➤《山鏡》牽引出社會發展的縮影

張郅忻表示，書名「山鏡」，想傳達「山是一面鏡子」，折射不同人的利益與慾望。台灣早期山區盛行會員制的度假村，童年的張郅忻常與父親上山，和部落的朋友一同遊歷山林。據她的觀察，從度假村的興趣與沒落、民宿盛行，再到露營區的風行，一切一切構成「山的娛樂史」，都是關於山林與山上諸人的行跡。書寫《山鏡》過程中，她將記憶放入小說，也是對於父輩的一場追憶之旅。

為《山鏡》作序的作家張亦絢表示，原本打算以「如此小的大世界」作為題目，涵蓋她對「客途三部曲」的印象與理解。她說：「張郅忻小說的獨到之處，在於能擘劃一區狹窄的地理或人際關係範圍，在這之內牽引出幾乎是一種社會現象或是發展的縮影。」

以小見大是一種寫作方法，然而當論者要析論小說時，不免顯得困難重重。張亦絢笑稱，《山鏡》細膩、豐富的人物關係，令她在作序時難以輕易說清眉目。她找出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說故事的人》重新閱讀：「班雅明認為，故事跟小說其實是有衝突、不一樣的東西。而我認為，作為一個寫作者，小說其實就是故事的破壞。從班雅明的概念延伸出來分別，就是故事讓人有家的、溫暖的歸屬感，小說則相反。」

張亦絢說：「然而，我在郅忻的小說裡，始終能看到故事與小說的兩面性。作家懂得調配，並未止步於『只想讓你知道我經歷了什麼』的層面。她以處理小說的方式處理各種素材，卻保留那種故事的『陪伴』感。」

➤家族書寫裡的性、成家與敗家

除了故事與小說的濃淡調配，張亦絢也指出，《山鏡》映射出家族書寫的「成家」與「敗家」——當二次婚、三次婚的情況已屢見不鮮，人際與親屬關係更添複雜，小說呈現出非古典忠誠的關係時，青春期的主角又該如何在新增的親屬、多重的人際關係中，認識自己、找出自己？這是社會的一個新課題，而小說則細緻照顧了這些可能性。

「我們該不該思考父母的性？又或者，該思考到什麼程度呢？」這是張亦絢對《山鏡》提出的第三個觀察。她進一步解釋：「在『故事』的處理層次，又或者在人生當中，基本上要有界限分隔。如果太在上一輩的性關係裡思考打轉，自己會變得混亂。」

張亦絢接著笑稱，在張郅忻的小說裡讀到許多這種「錯誤示範」。比如《海市》裡被賦予抓姦任務的孩子，「她一定要能讀出肢體動作裡的性訊息，才能夠判斷！」而到了《山鏡》，敘事者化為國中少女，張亦絢認為如此設定，柔化了原應劍拔弩張的敘事，「畢竟在一個少女的觀點裡，的確容納不進這樣激烈的關係處理。」

張郅忻回應，創作「客途三部曲」的時候儘管是以親屬作為角色原型，但她仍有意識地保持距離：「某種程度上，我本身對他們是陌生的，也正因如此，我才想要寫——其實這三部曲裡，一定不可避免地遇到跟性有關的事情。」

她舉《織》的故事起點為例，起先的原因僅是，對曾遠赴越南工作11年的阿公「有沒有交女朋友」一事感到好奇，進而展開一條追尋之路。沒想到繼之開展出《海市》裡母親為原型，與《山鏡》以父親為原型的兩部寫作計畫。

出於好奇，進而追尋，接近真相，方能書寫。張郅忻透過大量的田調資料，轉化構成《山鏡》裡對小張行跡的還原與追尋。族群混雜的境遇、身分矛盾的課題，同時開展出一座山、不同族群（原住民族、客家族群）間的矛盾與辯證。她說：「這是一個很曖昧、很複雜的認同問題，而我在最初的書寫，就覺得只有長篇小說的長度，才能夠把我想要說的東西講清楚。」

➤以長篇小說，完成一趟追尋之旅

在QA時段，自言死忠鐵粉的讀者問及小說裡一個重要的轉折，亦即阿美族的追思之旅：「人生很長，如何選擇拜訪的對象和地點？又，是否是透過小說，完成自己對小張的追思之旅？」

張郅忻分享，在父親過世前，《山鏡》小說大概只完成五分之一左右。父親走後，具有阿美族血統的阿姨展開了一場追思之旅，將親人生前的路走過一遍，某種程度上也成為了《山鏡》的組成結構。

雖然《海市》早在2020年就曾付梓，但張郅忻透露，《海市》與《山鏡》兩部作品其實是同步書寫的：「記得寫《海市》進度最多的那一年，其實是因為我跟我媽吵架，大概有一年的時間沒有說話，反而那一年《海市》寫得特別多。《山鏡》也是到後期才找到這樣一條路。」

張郅忻坦言，小說與自己的關係相當複雜，尤其涉及追思之旅的篇幅，「某些時刻真的很想念父親！」然而，她也時刻提醒自己是在寫作的狀態，必須斟酌下筆，拉開距離。張亦絢也補充說道，在小說裡，她讀到了一種角色「健康的依附」的狀況，亦即「避免角色對歸屬感的完全否定」：「他們的依附有時候可以外於家庭，但從來不是與世隔絕的狀態。這很難得，而且具有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