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導演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拍了一部名為《飛向太空》（Solaris，1972）的科幻電影，改編自波蘭小說作家林姆（Stanisław Lem）的同名科幻小說。

在一個被海洋完全覆蓋的遙遠星球，觀察站上的科學家發現星球出現異象，如四米高的全裸男人。地球上的專家認為這些科學家神經錯亂，於是派出故事主角，一個心理學家，去觀察站調查和協助。

主角到站後，發現他死去10年的妻子居然在太空站憑空出現。不是鬼魂，而是有血有肉的人，擁有和他妻子一樣的外貌和記憶，卻不知道她已經死去，像失憶一樣。

原來那片海洋是這星球的生物，能洞悉人類腦海的想法並形象化。

駐站科學家稱這些不請自來的「人」為「訪客」（visitor），並被這種不可思議逼瘋。

如果只是單純召回逝者，《飛向太空》就不過是部奇幻愛情電影，但故事把主題挖得很深，也更深沉偉大。主角把「妻子」殺掉後，她又再憑空出現，但她自知不是他的妻子，也問：「我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不知道我是誰，不知道我是什麼。」

有了這些哲學大哉問加持，整部電影的格局就提升到哲學層次。而「我從哪裡來？我是誰？我將往何處？」這哲學三問，自第一次被柏拉圖提出以後，也成為我們每個人在人生都要面對的課題，不然就不會有很多人會熱衷於求神問卜，想知前世和未來。

➤上飛機那刻

《飛向太空》的結局拋出「身處的世界並不真實」，這也是科幻小說和電影常出現的概念。從狄克（Philip K. Dick）的小說和改編的影視作品，到《駭客任務》系列（The Matrix），到近年的《西方極樂園》（Westworld），都在不停提醒讀者和觀眾，甚至連馬斯克也認為我們活在擬真度極高的世界裡。

我沒想到埃爾韋．勒．泰利耶（Hervé Le Tellier）的《異常》也是在玩同一概念。用「玩」這個字，因為這部長篇小說和很多人心目中那種炫耀未來高科技的科幻小說非常不一樣，作者像在用法式幽默玩弄科幻這個類型。

故事一開始就是介紹一系列不尋常角色的背景，他們的人生各自精彩，但都不科幻。然而就像韓國電影《寄生上流》一樣，在中場時出現劇變，帶讀者沿那道意想不到的樓梯走往地下密室，不，《異常》是帶讀者上飛機。

然後整個故事就變了調。

原來這些角色都登上同一個航班，但詭異的是，這個航班的飛機（有一模一樣的乘客檔案名單manifest）原來在幾個月前就降落了。

所以這些再次出現的到底是什麼人？或者，到底是什麼東西？又或者，像書裡的科學家問，他們是否身處類似《駭客任務》的世界裡？

小說讀到這裡就無法煞車，被作者的奇思妙想挾持直奔結局。

軍方拘留了這批乘客，也找來科學家、心理學家和哲學家等不同領域的專家，千方百計去調查他們「到底是什麼」（怕連人也不是），如同《飛向太空》裡的一眾角色面對訪客那樣。

由於這些再次出現的乘客並不是失蹤人口，所以沒有國家要求釋放他們，但軍方也找不到理由去殺掉他們，只好釋放他們回去外面的世界。

➤如何面對「多出來的人」

如果你寫過小說或劇本就知道，把角色殺掉其實是最容易處理衝突的手法。人死了，衝突也就消失，作者只需要處理逝者家人和朋友怎樣面對生死，然後在逆境裡成長，學到人生寶貴的一課。

《異常》一如《飛向太空》，反過來玩，增加「不應該出現的人物」。

這也就是諾蘭的《頂尖對決》（The Prestige）裡兩個頂尖魔術師面對的難題，我們也知道，不管是誰，都要付出相應的代價。

怎樣和多出來的一個和平共處？誰才是多出來的那個人？怎樣處理財產？怎樣處理身分？怎樣面對相同的自己？

其中一個角色幹掉多出來的自己，做最毫不意外的決定，但不是每一個人都這麼凶狠。

女兒從一個變成兩個，家人怎下得了手？手心手背都是肉呀！

媽媽從一個變成兩個，多出來的媽媽和原來的媽媽擁有相同的記憶，孩子和丈夫如何取捨？

《異常》這書最堪玩味之處，不是作者用驚天動地的科幻方式去解釋那個異常，而是用文學手法去解決異常。這一系列角色面對異常，不同的處理方法反映不同人物的性格，也就是不同的命運。

書裡有個意象我覺得非常高明。其中一個女孩的寵物蟾蜍死了，她非常傷心，她父親撿起蟾蜍，放進湯碗裡。我不明所以，以為他要把蟾蜍吃掉，沒想到女孩的母親給湯碗加水，蟾蜍又活起來。

這等於給整本書提綱挈領：生死只在一念間。

面對「異常」，引申出來，這遠不止一個人面對另一個自己，也可以是一個民族如何面對在同一塊土地上的異族人。在以巴衝突期間講到這本書，我特別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