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等身、在日本被奉為「賺錢之神」、同時是直木獎首位非日籍得獎作家的邱永漢，1994年寫下的自傳《我的青春臺灣，我的青春香港》，於百年誕辰之際推出全新中譯本。全書回溯他動盪不安的前半生，藉由他的「青春」經歷，我們讀到的是臺灣作為殖民地所遭受的不平等對待，以及政權更迭後的暴力與壓迫，種種不穩定的因素構築了這一代人的青春。

如同該時代的知識分子，邱永漢在文字中不時流露出面對紛亂時局的茫然、失望與無所適從，但極為特別的是，他總能在每次的挫敗中迅速調整狀態，找到另一條可行的出路，並表現出積極樂觀的一面。

在後記中，他寫道：「要我講述自己的過往人生，實在有點提不起勁，因為我永遠都看著前方生活，不然就是在預測還不可見的將來、思考新的事業又或是開展新的生活模式，對這一切懷抱難以言喻的喜悅度過每一天，這樣子活過來的。」或許正是這種勇往直前的態度，以及對於未知未來的渴望，使他得以在艱難的生活中不斷突破，最終改變命運。

➤離鄉闖蕩，追尋自由，寄情於文學創作

1924年出生的邱永漢，生長於臺灣的日治時期，年少時在臺灣接受教育，之後前往東京大學就讀經濟學，接著經歷日本在二戰中節節敗退，乃至於投降收場。戰後回到臺灣，在臺南、臺北各處輾轉工作，對於國民政府的失望與白色恐怖的威脅，不得不逃亡香港——這是他顛沛流離的青春記憶。

父親是臺灣人，母親是日本人，在成長過程中，邱永漢的身分認同擺盪在臺、日與中國之間。無論是自小習慣的不平等對待，赴日求學時的思想監控、詢問志願從軍的意願，或是學成歸臺後備受敵視的眼光，在在促使他反覆思考臺灣人的定位，以及更為核心的問題：究竟臺灣是誰的臺灣？

閱讀《我的青春臺灣，我的青春香港》時，大約可以從追求「自由」的觀點切入。邱永漢的每次出走，無論是離開家園，還是遷徙異地，都是為了更大的自由，不願將生命侷限在出生地臺南，甚至是臺灣這座島嶼上。邱永漢是一位樂於挑戰且相當具有遠見的人，並在小時候就展現這項特質。

比如說，他小六時下定決心參加嚴格的特訓，最終成功進入只錄取本島人5個名額的臺北高校尋常科（相當於國中階段，可以直升高等科）。之後，報考東京大學時，也早就設想到未來生存與獨立的問題，毅然捨棄喜愛的文學，改為選擇經濟學，期待學成後能夠從事國際貿易。

擠進名校接受良好的教育，或是攻讀實用性高的學門，這些盤計無疑是帶有前瞻性思維的考量，也就是抱持著運用知識與技能換取更好的社會階級的想法。畢竟先要擁有「位置」，才能不再被壓榨，才可能接近自由。

從臺南到臺北，再到東京，邱永漢在與各地人才競爭及相處的過程中，逐漸培養出成熟的思維與人格。在日本留學階段，偶然一次被誣告成思想犯的經驗，使他重新思考臺灣的價值與定位。

當時日本憲兵指控他為中國間諜，目的是為了讓臺灣脫離日本而獨立。這種未曾聽聞、也從來沒有思考過的話語與想法，反而像是種子一般埋進了他的心中，為日後臺灣獨立運動奠定了某種意識基礎。於是，當國民政府接管臺灣後的惡行更甚於日本人時，這顆種子得以萌芽——該是時候追求另一層自由了。

侯孝賢的電影《悲情城市》（1989）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出自飾演林文雄的陳松勇口中：「咱本島人最可憐，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國人。眾人吃，眾人騎，沒人疼。」彼時知識精英階層被敵視，指為「受日本帝國主義教育的不良分子」。眾多臺灣人面對貪污腐敗的國民政府，心中多有不解，伴隨著哀怨與抑鬱。不過，凡事都有一個停損點，二二八事件就成了關鍵的轉折。

當年放下工作，跑到中山堂關心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情況的邱永漢，因為還不是「有力人士」，雖然免去牢獄之災，躲過殺身之過，心中卻產生了強烈的質疑：「我們以為自己終於掙脫了日本殖民統治，歡天喜地要回到了祖國懷抱，卻被槍口指著，成了『不聽話就殺』的機關掃射對象？這到底什麼跟什麼？」他認為，唯有臺灣脫離國民黨、脫離中國，才有可能建立屬於「臺灣人的臺灣」，也是一個真正自由的臺灣。

然而，隨著白色恐怖的到來，這股由臺灣人凝聚起來的熱情與憤慨，逐漸轉為恐慌與懼怕，社會中瀰漫著緊張的氛圍。邱永漢在自傳中寫下自己當時的感受：「我身旁的人每個人都對政府感到強烈不滿，但沒有人敢正面對抗，要推動反政府運動，就得集結同志，組織游擊隊，可是我又沒有相關經驗，也沒有人可以教我。而且說真的，我根本就沒那膽識。」

對於20出頭的青年而言，臺灣政治環境的劇變以及二二八事件帶來的衝擊，或許早已大過於所謂的正義感，更遑論勇氣了。反抗需要勇氣，但承認自己沒有勇氣，也是一種勇氣。邱永漢於老年時回顧這段經歷，依舊如此誠實，除了讓人感到敬佩之外，也能揣想那股恐懼應是烙印於心，以至於數十年後還能如此清晰。

➤跨境流亡，政治夢滅，為自由另闢蹊徑

每當邱永漢遇到挫折時，總是能找到另一條可行的出路，這也是他與眾不同的特點。青年邱永漢雖然意識到自己經驗的不足與膽識的缺乏，卻也沒有馬上放棄，而是仿效孫文出逃海外，嘗試在外地推動獨立運動。於是，在國民政府的鎮壓下，邱永漢再一次出走家園，前往香港。這一次的出走，與過去在日本求學的經歷大不相同，而是貨真價實的「逃亡」。

來到香港寄人籬下、語言不通，甚至被家傭大小眼對待，邱永漢再度體會到不平等的待遇。然而差別的重點不在於國族的異同，而是經濟條件的優劣。在極為繁華的香港，邱永漢首度感受到因為缺乏金錢的不自由。他在自傳中提及，乍到香港時席捲而來的物慾：「不像日本還其他地方，香港是自由港，從時尚用品到私家轎車，什麼都有、什麼都不缺，只是對於沒錢的年輕人來說，真是一入眼就是毒素，而不止是一朵妄想著摘下的花了。」

邱永漢在自傳的第二部分「我的青春香港」中，描述他如何逐步從政治運動轉向商業活動，憑藉過人的觀察能力與智慧，一步步在人生地不熟的香港擺脫貧困，累積財富，乃至於成家立業的過程。

這並不是說邱永漢到了香港，就忘記臺獨運動的使命，或者說他轉向經商，就該被批評背叛理想。在我看來，邱永漢相當重視現實層面，他在每一個階段都有自己奮鬥的目標，以及未曾動搖的「自由」之心。在求學階段，為了自由，他隻身前往東京學習；學成返臺後，為了自由，他參與臺獨運動；流亡香港時，為了自由，他冒險從事郵包生意，因此才嚐到致富的滋味，走向不同的途徑。

換句話說，邱永漢只是順應著當前的形勢，無論是政治或商業，都是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更大的自由。如同他所說的：「我永遠看著前方生活」。

儘管如此，我們仍然相信邱永漢對於臺灣的情感是相當濃厚的，當臺獨運動的情勢隨著美國支持退守臺灣的國民黨政府而日漸受挫，面對現實，邱永漢意識到自己終究沒有訴諸武力鬥爭、打游擊戰的勇氣與膽識，於是或許得花費更漫長的時光，長期抗戰，「雖然不能變成切・格瓦拉，但至少可能有機會當切・格瓦拉的金主吧？」他再次感歎道。

1954年，邱永漢帶著妻小離開香港，再度踏上日本土地。那年他30歲，這本自傳也停筆於此。後來，邱永漢成為知名的投資者、經濟評論家，甚至有「賺錢之神」美譽。但他沒有因為身分的轉變而失去年少時的初衷，以日文提筆寫下臺灣及臺灣人的苦悶與創傷。這當然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反抗與革命，也藉由小說文字實現了他嚮往的「自由」。

透過《我的青春臺灣，我的青春香港》，我們得以窺見在時代的陰錯陽差下，邱永漢的前半生輾轉在臺、港、日三地，持續面對挑戰的奮鬥過程，這些成功或失敗，可以是一位商業人士的成功之路，也是一代人的集體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