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藝伎盟友:重新形塑敵國日本》是一本討論形象建構的書,更確切地說,是描述二次大戰勝方的美國,如何因應己身的需要,賦予戰敗國日本不同的形象與面目。形塑的過程中,摻雜著種族、性別在內的雙重歧視,交相作用。
作者澀沢尚子出生於日本,成長於美國,在美國完成她所有的學術訓練,專長20世紀美國史,特別是戰後美日關係及冷戰文化史。從學術史的脈絡來看,本書嘗試回答戰後國際外交史上的重要課題:為何戰後美日雙方能快速從敵對的占領關係,轉換成冷戰時攜手合作的盟友?關於這個問題,歷來的解釋頗多,作者從中另闢蹊徑,跳脫既有政治外交的視野,改從大眾文化的角度進行觀察,提出了新的解釋。
作者指出,當美蘇對峙開始,在冷戰的架構下,建立美日間的友好同盟是近乎必然的選擇。但這項理性上的合理判斷,要如何取得美國民眾在情感上的支持和認同?尤其在珍珠港事件之後,隨著戰事演進而益發強烈的仇日情緒,成為官方最大的挑戰。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主導美國政治的上層菁英,進行了一場刻版印象的置換,將原有的白種人/黃種人之種族差異,代之以當時美國大眾文化中的另一類偏見話語,即「男性高於女性」、「成年人優於兒童」,應用「女性」和「兒童」的意象,創造日本人在美國人心目中的新面目。
▉溫順服從、有待教導
比擬成「女性」,揭示著日本人為溫順服從的弱者;比擬成「兒童」,暗示著日本在政治的落後和被改造的潛力。無論何者,都營造出日本必需由美國予以開化、教導的形象。這個由戰後美國各路自由主義派人士所描繪的日本新面目,經由主流媒體無孔不入的宣導之後,匯聚出新的民意,構成了美日結盟底層的情感基礎。
要捕捉這個細緻幽微的文化面向,是非常不容易的工作。作者以各種不同的切入方式,試圖證明這項無形而抽象的轉換工程。經由戰後美國人赴日本的回憶,這些經過戰火洗禮、對日本仍同仇敵愾的人們,對日本印象的改變,往往來自和日本婦女和兒童的接觸。戰時不共戴天的仇恨,以及日本軍人妖魔化的印象,逐漸被婦女的溫柔和孩童的天真所軟化。駐日美國人逐漸與在地日本人建立了新的關係,包括對孤兒院的慈善救助,或更個人層次的、與日本女性(即所謂的「寶貝桑」)發生情感或肉體的關係。
這些一開始為官方所反對或禁止的行為,漸漸匯聚出一種新的認識,並為大眾媒體所採用。日本兒童或婦女的照片占據著期刊,形成對日本的新印象,也逐漸為官方所追認。戰後代表美方主導日本政治的麥克阿瑟將軍,在區分日本與德國的戰爭責任時,即是以「兒童」的譬喻看待日本:不同於德國的「成熟」,日本仍是一幼稚落後的民族,需要美國移植、引導他們走向前進的民主之路。
這樣的論調,成為後來現代化理論的核心,這種以美國為最先進的線性文化發展理論,也獲得了來自學界的支持。麥克阿瑟口中政治上的「幼稚」,以學術話語來說,即為「封建」。
▉來自學界的支持
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著作,如《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舊譯《菊花與劍》)、《種族:科學與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 )等書,雖然反對種族主義,但肯定了「種族特性」或「民族性格」的先天存在,因而使日本被定性為「女性化的種族他者」。
《菊與刀》作者,美國人類學家潘乃德。(圖片來源:wiki)
潘乃德戰前從未到過日本,也不懂日文,但因為與美國官方的想法接近,她的研究大受好評,以人類發展和文化缺陷說明政治衝突的起因,更廣為人所接受。而持相反觀點,認為美日其實並無本質差異而是互為參照的另一學者海倫‧米爾斯(Helen Mears),著作則鮮為人知。
這不是潘乃德或麥克阿瑟個人的問題,經歷二次大戰,種族主義或歧視雖已成為眾所批判的錯誤,但卻不曾消失,而以西方文明優越論的方式重新上架。從戰前的佛洛伊德、弗朗茲‧博厄斯(Franz Boas),到戰後的湯恩比、阿德勒等學者,都充滿這種西方文明至上的論述,尤其當美國成為冷戰中西方民主陣營領袖後,更為激化。
這種論述本身便帶有強烈的男性色彩,及歧視女性的特質。日人成為「囚於琥珀中的蝴蝶」,柔弱、被動,如同《蝴蝶夫人》中的藝伎,等待美方拯救。
▉被軍國主義挾持的天皇
作者引用了數則例子,說明日本女性化、兒童化的形象建構,裕仁天皇是其中之一。戰後多數美國人都支持對日皇的審判,連日本內部都有廢除聲浪,但經過媒體重塑後,天皇成為被軍國主義者挾持的「親善日本人」,這正符合杜魯門或麥克阿瑟保留天皇的政治判斷,官方也樂於鼓吹「善良」天皇相對於「邪惡」軍國主義者的論述。
天皇的易於操縱,除了符合戰前歐美視日本人如玩偶般的形象,同時也符合陰柔軟弱的女性特質,無論裕仁或皇太子明仁,都需要美方的教導。另一方面,陸軍大將東條英機則被刻畫成具有性變態或不正常男性特質的形象,媒體報導對他極盡羞辱之能事。性別偏見的詞彙或意象,在過程中反覆被提及,形成信任和不信任的共同理由。
裕仁天皇及日本陸軍大將東條英機(圖片來源:wiki)
另一組例子,則是日裔美人川北友彌,和以羅伯特‧西山幸正為代表的赴美留學生。川北在戰時返回日本,後遭控在戰俘營中參與虐待美方戰俘,被判叛國罪。整個審判過程,顯示了冷戰敵我分明的論述。一連串的法院攻防,除了一貫將川北給予性別的醜化,也顯示「愛國」界線的成形。
戰後美國的日本留學生群體,則成為另一種樣板。西山曾經是神風特攻隊,連他這樣的人都被美國文明所教化,完成了美國人引領日本甚或世界文明的自我滿足,也開脫了內部種族主義的歧視。前者打擊了陰柔狡詐、暗懷鬼胎的日本,後者則塑造了陽剛上進、積極服從的日本,顯示美國在面對這個亞洲盟友時的複雜心情。
▉從末停歇的形象塑造
戰後面對日本時,美方還有另一重要的情感,即對原子彈轟炸的罪惡感。然而就算是要彌補這份罪惡感,性別論述仍在其間發揮作用。作者分析兩個在官方禁止對原子彈受難者給予救助的前提下,由民間主動進行救助的重要救援計畫:一是認養當地孤兒院院童,定期匯款支援的「精神的養子」計畫;另一則是將被原子彈爆炸毀容的婦女,送至美國進行整容的「廣島少女計畫」。
兩者都可以看到視日本為兒童、女性的象徵性作用。好萊塢影片更是充滿類似意象,作者以馬龍‧白蘭度1957年的電影《再見》(Sayonara)為引,一路討論到《男藝伎》(The Geisha Boy,1958),指出好萊塢如何為日本創作出神祕而女性化的「東方」形象。跨種族的愛情是常見的主題,日人多半為女方,男主角則為西方白種男性,影片裡暗藏著對同盟的推銷,以東方主義和性別主義的觀點,鼓吹美日的親善。
這類日本形象的塑造,在作者看來從未完全停歇。在美國人眼中,1964年的東京奧運,展現了日本接受美國人教導的成果,但在報導時仍不脫視日本為異國的、東方的、他者的、女性的歧見。在這層夥伴關係裡,美方對日本還是保有不安的敵意,保有某種種族主義式的恐懼感,當日本經濟崛起後美方的反應可見一斑。
雖然美方極力宣導美日的親善,但還是未能說服所有人。日本既是盟友亦是敵人的兩種思路,形成美日關係的奇異張力。然而,不管採取哪一立場,種族式和性別化的歧視,都隱隱發揮作用。自由主義者期望建構的美好烏托邦,在他們未曾意識到的偏見作用下,似乎註定走向失敗。也因此,本書看似僅在討論美日關係,卻也暗示著更為現實的問題意識。
為外國客人服務的藝伎。(圖片來源:wiki)
▉從文化角度切入政治外交史
本書原書出版於2006年,繁體中文版是採用2011年江蘇人民出版社的簡體中文版。然而簡轉繁後,某些名詞校訂和編輯格式上,或許還可再多下功夫。所幸瑕不掩瑜,距離原書十餘年後,仍可給予台灣讀者不少思辨上的刺激。
本書試圖處理的是非常細微的文化面向,必須遊走於美日不同的文化之間,是相當困難的工作,或許只有類似作者這樣的出身背景,才得以掌握。本書最搶眼的,是以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屬於政治外交史的議題,書中較少見到外交史常見的大量檔案,而是諸如《時代週刊》、《生活週刊》、電影或回憶錄等較具有「人味」的日常史料,使得全書充滿了同類型論述少有的活潑和趣味。這一方面呼應著近年來方興未艾的冷戰文化史研究,也體現歷史學門中不同次領域及研究取徑「跨界融合」的發展趨勢。
不過,本書最終仍是一本以美國史為起點的著作,是從美國政治、文化主流菁英的角度,去看待對日本兒童和女性化的建構,這當然和作者本身的專業和關注有關。本書潛伏著另一個主題,即是對美國戰後自由主義者的批判,指出他們僅是由一個偏見跳到另一個偏見,甚或只是將舊有的偏見重新包裝上路。
這樣的論述,和本書的視角有其一貫性,卻也忽略日方在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日本人如何看待這樣的形象?過程中是被動或主動參與(抑或反抗)?中間的複雜可能,被這樣的單向視角給抹除了。以電影為例,雖然作者只取樣好萊塢,但1950年代也正是黑澤明等日本導演在國際舞台上初鳴啼聲的年代,這又對日本形象帶來什麼影響?
在被重塑的過程中,日本並非全然無聲、被動的角色,甚至可能呈現了某種「弱者的武器」式的抵抗。一旦忽略了這些,就看不清歷史的全貌。書中所討論美國看待日本的雙面性,若能加入這層因素的考量,將會更形完整。
▉偏見無法消除,唯有不斷反省
戰爭是本書關鍵的潛流,二戰前後日本形象於美國人心中的變化,可以視為廣義的戰爭宣傳和動員,不管是由熱戰進入冷戰,由互相廝殺變成共同防禦,國家都希望藉由直接間接的宣傳方式,來引導民意。如本書所揭示,這樣塑造民意的過程是十分多元的,有時是由上而下的官方宣導,有時則是由下而上,由官方剪輯追認。權力對文化的滲透無所不在,除了提醒研究者以外,即使是一般讀者,在面對各式文化現象時,亦應當加以警醒。
本書更重要的,或許還是對「偏見」的韌度和強度的描繪。當我們刻意排除某種偏見,很可能不自覺落入另一種偏見的泥淖中,也可能只留心到偏見的表層,卻擺脫不了更底層的歧視。
完全無偏見,是不可能實現的空談。尤有甚者,一旦某人宣示無偏見,往往正是陷在偏見中而不自知的徵兆。如同書中論及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雖立意良善,但仍擺脫不了種族或性別的歧視。
偏見或許是無法消除的存在,只能透過不斷反省,一次又一次地審問自我,而非指責他人,才能把偏見的影響降至最低。人終究是主觀的動物,難以擺脫偏見的牢籠,但經由反覆自省,至少能看到那牢籠的形構,努力做出不被干擾的決定。澀沢尚子在本書提供了歷史學的示範,指出存在於美日之間過去的偏見。或許我們也該試著反思,在我們生活中那些由偏見所化成的各種形象。●
美國的藝伎盟友:重新形塑敵國日本
America’s Geisha Ally: Reimagining the Japanese Enemy
作者:澀沢尚子(Naoko Shibusawa)
譯者:油小麗、牟學苑
出版:遠足文化公司
定價:400元
【內容簡介➤ 】
作者簡介:澀沢尚子
美國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歷史及美國研究副教授。出生於日本,成長於德州休士頓,為美國政治文化領域的歷史學家,並教授美帝國主義(U.S. empire)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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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藝伎盟友:重新形塑敵國日本》是一本討論形象建構的書,更確切地說,是描述二次大戰勝方的美國,如何因應己身的需要,賦予戰敗國日本不同的形象與面目。形塑的過程中,摻雜著種族、性別在內的雙重歧視,交相作用。
作者澀沢尚子出生於日本,成長於美國,在美國完成她所有的學術訓練,專長20世紀美國史,特別是戰後美日關係及冷戰文化史。從學術史的脈絡來看,本書嘗試回答戰後國際外交史上的重要課題:為何戰後美日雙方能快速從敵對的占領關係,轉換成冷戰時攜手合作的盟友?關於這個問題,歷來的解釋頗多,作者從中另闢蹊徑,跳脫既有政治外交的視野,改從大眾文化的角度進行觀察,提出了新的解釋。
作者指出,當美蘇對峙開始,在冷戰的架構下,建立美日間的友好同盟是近乎必然的選擇。但這項理性上的合理判斷,要如何取得美國民眾在情感上的支持和認同?尤其在珍珠港事件之後,隨著戰事演進而益發強烈的仇日情緒,成為官方最大的挑戰。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主導美國政治的上層菁英,進行了一場刻版印象的置換,將原有的白種人/黃種人之種族差異,代之以當時美國大眾文化中的另一類偏見話語,即「男性高於女性」、「成年人優於兒童」,應用「女性」和「兒童」的意象,創造日本人在美國人心目中的新面目。
▉溫順服從、有待教導
比擬成「女性」,揭示著日本人為溫順服從的弱者;比擬成「兒童」,暗示著日本在政治的落後和被改造的潛力。無論何者,都營造出日本必需由美國予以開化、教導的形象。這個由戰後美國各路自由主義派人士所描繪的日本新面目,經由主流媒體無孔不入的宣導之後,匯聚出新的民意,構成了美日結盟底層的情感基礎。
要捕捉這個細緻幽微的文化面向,是非常不容易的工作。作者以各種不同的切入方式,試圖證明這項無形而抽象的轉換工程。經由戰後美國人赴日本的回憶,這些經過戰火洗禮、對日本仍同仇敵愾的人們,對日本印象的改變,往往來自和日本婦女和兒童的接觸。戰時不共戴天的仇恨,以及日本軍人妖魔化的印象,逐漸被婦女的溫柔和孩童的天真所軟化。駐日美國人逐漸與在地日本人建立了新的關係,包括對孤兒院的慈善救助,或更個人層次的、與日本女性(即所謂的「寶貝桑」)發生情感或肉體的關係。
這些一開始為官方所反對或禁止的行為,漸漸匯聚出一種新的認識,並為大眾媒體所採用。日本兒童或婦女的照片占據著期刊,形成對日本的新印象,也逐漸為官方所追認。戰後代表美方主導日本政治的麥克阿瑟將軍,在區分日本與德國的戰爭責任時,即是以「兒童」的譬喻看待日本:不同於德國的「成熟」,日本仍是一幼稚落後的民族,需要美國移植、引導他們走向前進的民主之路。
這樣的論調,成為後來現代化理論的核心,這種以美國為最先進的線性文化發展理論,也獲得了來自學界的支持。麥克阿瑟口中政治上的「幼稚」,以學術話語來說,即為「封建」。
▉來自學界的支持
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著作,如《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舊譯《菊花與劍》)、《種族:科學與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等書,雖然反對種族主義,但肯定了「種族特性」或「民族性格」的先天存在,因而使日本被定性為「女性化的種族他者」。
潘乃德戰前從未到過日本,也不懂日文,但因為與美國官方的想法接近,她的研究大受好評,以人類發展和文化缺陷說明政治衝突的起因,更廣為人所接受。而持相反觀點,認為美日其實並無本質差異而是互為參照的另一學者海倫‧米爾斯(Helen Mears),著作則鮮為人知。
這不是潘乃德或麥克阿瑟個人的問題,經歷二次大戰,種族主義或歧視雖已成為眾所批判的錯誤,但卻不曾消失,而以西方文明優越論的方式重新上架。從戰前的佛洛伊德、弗朗茲‧博厄斯(Franz Boas),到戰後的湯恩比、阿德勒等學者,都充滿這種西方文明至上的論述,尤其當美國成為冷戰中西方民主陣營領袖後,更為激化。
這種論述本身便帶有強烈的男性色彩,及歧視女性的特質。日人成為「囚於琥珀中的蝴蝶」,柔弱、被動,如同《蝴蝶夫人》中的藝伎,等待美方拯救。
▉被軍國主義挾持的天皇
作者引用了數則例子,說明日本女性化、兒童化的形象建構,裕仁天皇是其中之一。戰後多數美國人都支持對日皇的審判,連日本內部都有廢除聲浪,但經過媒體重塑後,天皇成為被軍國主義者挾持的「親善日本人」,這正符合杜魯門或麥克阿瑟保留天皇的政治判斷,官方也樂於鼓吹「善良」天皇相對於「邪惡」軍國主義者的論述。
天皇的易於操縱,除了符合戰前歐美視日本人如玩偶般的形象,同時也符合陰柔軟弱的女性特質,無論裕仁或皇太子明仁,都需要美方的教導。另一方面,陸軍大將東條英機則被刻畫成具有性變態或不正常男性特質的形象,媒體報導對他極盡羞辱之能事。性別偏見的詞彙或意象,在過程中反覆被提及,形成信任和不信任的共同理由。
另一組例子,則是日裔美人川北友彌,和以羅伯特‧西山幸正為代表的赴美留學生。川北在戰時返回日本,後遭控在戰俘營中參與虐待美方戰俘,被判叛國罪。整個審判過程,顯示了冷戰敵我分明的論述。一連串的法院攻防,除了一貫將川北給予性別的醜化,也顯示「愛國」界線的成形。
戰後美國的日本留學生群體,則成為另一種樣板。西山曾經是神風特攻隊,連他這樣的人都被美國文明所教化,完成了美國人引領日本甚或世界文明的自我滿足,也開脫了內部種族主義的歧視。前者打擊了陰柔狡詐、暗懷鬼胎的日本,後者則塑造了陽剛上進、積極服從的日本,顯示美國在面對這個亞洲盟友時的複雜心情。
▉從末停歇的形象塑造
戰後面對日本時,美方還有另一重要的情感,即對原子彈轟炸的罪惡感。然而就算是要彌補這份罪惡感,性別論述仍在其間發揮作用。作者分析兩個在官方禁止對原子彈受難者給予救助的前提下,由民間主動進行救助的重要救援計畫:一是認養當地孤兒院院童,定期匯款支援的「精神的養子」計畫;另一則是將被原子彈爆炸毀容的婦女,送至美國進行整容的「廣島少女計畫」。
兩者都可以看到視日本為兒童、女性的象徵性作用。好萊塢影片更是充滿類似意象,作者以馬龍‧白蘭度1957年的電影《再見》(Sayonara)為引,一路討論到《男藝伎》(The Geisha Boy,1958),指出好萊塢如何為日本創作出神祕而女性化的「東方」形象。跨種族的愛情是常見的主題,日人多半為女方,男主角則為西方白種男性,影片裡暗藏著對同盟的推銷,以東方主義和性別主義的觀點,鼓吹美日的親善。
這類日本形象的塑造,在作者看來從未完全停歇。在美國人眼中,1964年的東京奧運,展現了日本接受美國人教導的成果,但在報導時仍不脫視日本為異國的、東方的、他者的、女性的歧見。在這層夥伴關係裡,美方對日本還是保有不安的敵意,保有某種種族主義式的恐懼感,當日本經濟崛起後美方的反應可見一斑。
雖然美方極力宣導美日的親善,但還是未能說服所有人。日本既是盟友亦是敵人的兩種思路,形成美日關係的奇異張力。然而,不管採取哪一立場,種族式和性別化的歧視,都隱隱發揮作用。自由主義者期望建構的美好烏托邦,在他們未曾意識到的偏見作用下,似乎註定走向失敗。也因此,本書看似僅在討論美日關係,卻也暗示著更為現實的問題意識。
▉從文化角度切入政治外交史
本書原書出版於2006年,繁體中文版是採用2011年江蘇人民出版社的簡體中文版。然而簡轉繁後,某些名詞校訂和編輯格式上,或許還可再多下功夫。所幸瑕不掩瑜,距離原書十餘年後,仍可給予台灣讀者不少思辨上的刺激。
本書試圖處理的是非常細微的文化面向,必須遊走於美日不同的文化之間,是相當困難的工作,或許只有類似作者這樣的出身背景,才得以掌握。本書最搶眼的,是以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屬於政治外交史的議題,書中較少見到外交史常見的大量檔案,而是諸如《時代週刊》、《生活週刊》、電影或回憶錄等較具有「人味」的日常史料,使得全書充滿了同類型論述少有的活潑和趣味。這一方面呼應著近年來方興未艾的冷戰文化史研究,也體現歷史學門中不同次領域及研究取徑「跨界融合」的發展趨勢。
不過,本書最終仍是一本以美國史為起點的著作,是從美國政治、文化主流菁英的角度,去看待對日本兒童和女性化的建構,這當然和作者本身的專業和關注有關。本書潛伏著另一個主題,即是對美國戰後自由主義者的批判,指出他們僅是由一個偏見跳到另一個偏見,甚或只是將舊有的偏見重新包裝上路。
這樣的論述,和本書的視角有其一貫性,卻也忽略日方在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日本人如何看待這樣的形象?過程中是被動或主動參與(抑或反抗)?中間的複雜可能,被這樣的單向視角給抹除了。以電影為例,雖然作者只取樣好萊塢,但1950年代也正是黑澤明等日本導演在國際舞台上初鳴啼聲的年代,這又對日本形象帶來什麼影響?
在被重塑的過程中,日本並非全然無聲、被動的角色,甚至可能呈現了某種「弱者的武器」式的抵抗。一旦忽略了這些,就看不清歷史的全貌。書中所討論美國看待日本的雙面性,若能加入這層因素的考量,將會更形完整。
▉偏見無法消除,唯有不斷反省
戰爭是本書關鍵的潛流,二戰前後日本形象於美國人心中的變化,可以視為廣義的戰爭宣傳和動員,不管是由熱戰進入冷戰,由互相廝殺變成共同防禦,國家都希望藉由直接間接的宣傳方式,來引導民意。如本書所揭示,這樣塑造民意的過程是十分多元的,有時是由上而下的官方宣導,有時則是由下而上,由官方剪輯追認。權力對文化的滲透無所不在,除了提醒研究者以外,即使是一般讀者,在面對各式文化現象時,亦應當加以警醒。
本書更重要的,或許還是對「偏見」的韌度和強度的描繪。當我們刻意排除某種偏見,很可能不自覺落入另一種偏見的泥淖中,也可能只留心到偏見的表層,卻擺脫不了更底層的歧視。
完全無偏見,是不可能實現的空談。尤有甚者,一旦某人宣示無偏見,往往正是陷在偏見中而不自知的徵兆。如同書中論及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雖立意良善,但仍擺脫不了種族或性別的歧視。
偏見或許是無法消除的存在,只能透過不斷反省,一次又一次地審問自我,而非指責他人,才能把偏見的影響降至最低。人終究是主觀的動物,難以擺脫偏見的牢籠,但經由反覆自省,至少能看到那牢籠的形構,努力做出不被干擾的決定。澀沢尚子在本書提供了歷史學的示範,指出存在於美日之間過去的偏見。或許我們也該試著反思,在我們生活中那些由偏見所化成的各種形象。●
America’s Geisha Ally: Reimagining the Japanese Enemy
作者:澀沢尚子(Naoko Shibusawa)
譯者:油小麗、牟學苑
出版:遠足文化公司
定價:40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澀沢尚子
美國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歷史及美國研究副教授。出生於日本,成長於德州休士頓,為美國政治文化領域的歷史學家,並教授美帝國主義(U.S. empire)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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