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到日本旅行，在書店看到村上春樹的短篇作品〈沉默〉（原收入在《萊辛頓的幽靈》）以單行本形式出版，並註明是中學指定閱讀的作品。這本小書被放在收銀台前醒目的地方，那一疊薄薄的本子像是希望每個排隊結帳的客人們，都能在等待的過程中，瞥見並且快速掉入正在經驗、或曾目睹旁觀的殘酷人際關係當中。

這部作品描述一位中學生「我」在學校受到同學和體制的霸凌，如何在生活當中以特殊的方式（拳擊）尋求超越和救贖的經過，還有透過生命的傷來討論，只有靠理解所謂的「深度」，才是接近人生複雜難題的可能解答。

這部作品曾經幫助我重新走過大學時期一段充滿傷害的記憶，當時我甚至不知道，那種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模式就叫做「霸凌」，原來在我成長的那個世代，連一個適當準確的名詞來描述所受到的委曲對待都沒有。

在我不長不短的教學生涯中，有些經歷總讓我感覺超越書寫、只能用沉默和深放在記憶中的方式來對待。像是有些孩子選擇以最沉重最激烈的方式離去，留下巨大空洞的回音，讓身邊的人在某些不知名的時刻，陷入旁人無法參與的沉默，留下永遠無解的習題。聽到從前讀書時極崇拜的老師，也因為學生的精神性問題，陰錯陽差錯過了最適當的輔導時間，造成無法彌補的遺憾。這則訊息讓我想了好久，喚起將近30年前的記憶，遙遠但卻不模糊。

那位老師正值學術生命最昂揚活潑的年紀，熱力四射，熟稔西方文學理論，雖然學校的地理位置遠離台北的學術菁英圈，但老師的課幾乎讓我們相信距離那些時髦主流的學術環境並不太遠。大學時我的成績並不好，除了自己的迷惘和憂鬱，對這個世界尚未有熱情之外，那時的老師們大多是古板守舊的教法也是原因之一，能夠引起同學知識性討論的課實在少之又少，多半是戲仿調侃那些特別的老師古怪的上課習性、無法理解的思想和行為、偏差的價值觀和武斷狹獈的批判。現在想起來，我們應該可以算是僥倖生存下來，沒有變成那樣的大人。

唯獨那是一堂充滿高度思辨的課，我似乎偶然在那堂課裡呼吸到自由的空氣。老師用鋒利的西方文學理論的刀，劃開夾纏著舊時代盤根錯結的意識形態，雖然不完全聽得懂，但是卻清楚聽到了時代聲音。那時老師要我們讀英國人類學者弗雷澤（James G. Frazer）的《金枝》（Golden Bough），那兩大冊桂冠出版的書，如今被我放在書櫃的最上層，我已不太翻閱，但偶然瞥見時，總會想起弗雷澤想要整理人類從巫術時代走向宗教和科學時代的歷程，那就像當時還處在蒙昧時期的自己，摸索著一條適合自己的路。

現在想起來，那被稱為「金枝」的槲寄生，被視為具有神祕抵禦黑暗的力量，閃爍著能夠照亮通往幽冥之路的光輝，幾乎就是能帶給我們知識輝光的隱喻。當然還有李維史陀的《憂鬱的熱帶》、佛洛依德和榮格，我覺得自己就像身在一個知識的深林裡，但卻不自覺周遭其實充滿未知和驚險。

這堂課對我來說具有解放意義，但對其他同學卻有著複雜難解的深度。到了考試時，班上的氣氛變得沉重，沒有歷屆流傳下來、被不斷複印到已難辨字跡的筆記、沒有統一而令人信服的講義、沒有同學有回答這堂課提出的問題的自信。於是在考前一個夜晚，我被叫至某位同學的寢室，寢室裡站滿了同學，圍著一張低矮的書桌，桌上是一張考卷，那是明天要考試的卷子。我不知道從哪裡得到的考卷，我只知道我被找來，是同學們覺得我大概是唯一能解答這張卷子的人。但是一看到考卷，我立刻就說我要回去了。

第二天老師嚴肅而氣憤地斥責全班同學：你們竟然集體作弊，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事，所以你們班也不用考試了。當然，我立刻被合理懷疑為告密者，屬於我的幽暗時光於是開始，下課沒有同學願意和我吃飯，體育課沒人願意和我打球……

我經常一個人到湖邊，思考一些抽象的哲學問題，才知道原來那些深澀得不得了的哲學提問與關於生命的考詰，可能都來自極現實極殘酷的生活經驗。理論化的語言，是為了和太真實的生命情境拉出一個距離，維持一點理性的空間，讓自己不必太過痛苦。後來老師終於不忍看我這樣下去，為我澄清這件事，但傷害已經成立，世界已經變質，許多關係再也無法修補，至少我自己明白。

事情過後，老師有次叫我到走廊上，她告訴我：我對你很失望，那件事如果不是你說的，你應該勇敢，我期待你表現得勇敢，但是你沒有。還有你不要把自己活得像是一個孽子一樣。

那時我們剛讀過白先勇的《孽子》，老師把它拿來說我，寂寞的二十歲，我突然覺得自己能夠稍稍體會青春鳥的孤獨和憤怒，那渴求認同和接納，但卻滿身是傷的青春生命。我以為這個經驗不會好了，直到多年後無意間翻讀到村上春樹的〈沉默〉，才知道究竟什麼是文學裡普遍的人性與追尋。那是突破國籍、語言、族群、性別等種種界線，千辛萬苦不遠千里來到你面前，溫柔地為你說一個故事，為了安慰你受傷的心和記憶。

一直到自己也成為老師，站在同學當中談論自己的往事，藉以希望同學能夠從中獲得一些省思和力量，講著講著，我突然理解到，會不會我的老師當時對我的指責，其實也正是她要說給自己聽的話？因為後來我才知道，老師在那個時候，也正經歷內外交逼，在工作和生涯規劃中辛苦掙扎。那時的我實在太年輕了，讀不懂書也讀不懂人生，不知道原來書和人生的距離可以是那麼近。

這陣子輾轉聽到一些受到體制和權力對象壓迫的不當行為，這也讓我深切思考，反省自己在對待同學和自己的孩子時，是否也同樣充滿操控、宰制和不當的權力欲，甚至那些自以為的善意，不也可能是另一種偽裝且更懷有傷害意味而不自知呢？

甫離世的偉大小說家艾可（Umberto Eco）曾經在〈美國大學裡的新何梅尼主義〉一文中，提到哥倫比亞大學在一次系務會議中，提出老師不該讓同學覺得自己知識不如自己、不該讓自己的年紀造成學生的負擔或感到被歧視、不該讓談話對象覺得自己長相不佳，進而把這三個衍生出來的名詞（「智能主義」、「成人主義」和「外觀主義」）加入到「政治正確」的範疇裡。

艾可雖然不一定支持這樣的政治正確，但這也讓作為擁有某些權力的人得到深切反省的機會。更何況，在我們身處的環境中，存在著更粗暴、直接、野蠻的暴力，遠遠超過已經反省論述得很細緻的那些「政治正確」。

村上在〈沉默〉中，除了讓受到霸凌的「我」在某個時刻突然理解並超越了憤怒之外，更重要的是，村上更嚴厲地批判了那些毫無批判地接納、毫無保留地相信的人——「他們這些傢伙萬萬想不到自己可能對某個人造成無意義而決定的傷害。我真正害怕的是這些傢伙。而我半夜裡夢見的也是這些傢伙的樣子。在夢裡只有沉默。」

我清楚地記得這些文字當年如何在心裡刮出一道道痕跡，那樣的聲音尖銳得像擺脫不去的耳鳴般，成為生命中的記憶。日本的社會何其不幸又何其有幸，有〈沉默〉這樣的作品，記錄著、療癒著那些受傷的心靈。多麼希望有一天，我們的文學教育裡，也能出現那樣誠懇呈現內心受到霸凌（不管來自那個階層）的心理過程，和一步步終於獲得治療和啟發的紀錄。●

向鴻全
台灣桃園人，現任教於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作品曾獲聯合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台北文學獎等。編有《臺灣科幻小說選》（二魚文化），著有散文集《借來的時光》（聯合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