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女作家奧爾科特（Louisa May Alcott）於1868年出版的《小婦人》（Little Women），開啟了美國少女小說的傳統。她用抒情感性的筆法，描寫個性迥異的四姊妹，在溫馨與充滿日常瑣碎事物的家庭生活中成長、學習蛻變為「女人」的故事，長期以來被視為是充滿保守女性教養意識的作品。

無論身處任何時代，女性最大的考驗一直都是「如何找到自己、定位自己」。152年來，這部作品經過4次電影翻拍，最新由Greta Gerwig執導的版本《她們》，大膽翻新視角，呈現隱藏在故事中的幽默、反諷與性別顛覆意義，吸引觀眾從不同的角度解讀故事，不僅宏觀地映照出女性的真實樣貌，其中不分性別的共同生命經驗，更顯現了經典中蘊含的普世議題。

《小婦人》歷來的版本多不勝數，曾經為許多名著繪製插畫的英國圖畫書作家雪莉．休斯（Shirley Hughes），1994年也曾為《小婦人》繪製插畫。和其它版本的書封一樣，休斯以故事的主角們為主體，但她並未採用甜美古典的風格，而是以寫實調性呈現與角色相當的年紀和服飾，並讓四姊妹流露出慧黠的神采。

休斯被視為最能表現英國家庭生活、最擅長畫孩子的圖畫作家，這些被歸類為女流創作的主題，在她持久堅毅的描繪下，是否傳遞了更深刻的訊息？

雪莉．休斯1927年7月16日出生於靠近利物浦的一處灣區。父親Thomas James Hughes來自威爾斯，在利物浦經營一家頗具規模的百貨公司，經營理念是：即使是碼頭工人在他店裡也買得起孩子的制服。雖然利潤微薄，但公司因此建立了廣大的客戶群，及良好的商譽。

休斯先生是個充滿動力的工作狂，經常自己繪製大量的設計圖，隨時都在構思商品如何陳列展售。只有星期天下午或者全家到海邊度假時，他會讓小雪莉騎在他肩上，在家中後院玩遊戲。當時只有4、5歲的小女孩，心裡默默許願：長大後要為父親設計百貨櫥窗。遺憾的是她的心願永遠沒有機會實現，因為父親在45歲英年早逝，當時她只有5歲。

休斯的父母親是在圖書館相遇結識的，父親在一戰期間於軍中服役，戰爭結束後，倆人立刻結婚，建立了美滿的家庭。所以休斯從小就認為：圖書館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地方。

自從父親過世後，母親再也不願意踏進自家的百貨公司一步，但她會帶著三個女兒一起上劇院、看電影、喝下午茶。出門是件極為儀式性的行動，母親會穿著貂皮大氅，並精心為女兒打扮。一戰至二戰之間的流金歲月，為休斯的童年敷上華麗的色彩。

母親也常帶她們去參觀利物浦的Walker Art Gallery，對從小就熱愛畫畫的休斯而言，那些維多利亞時代的敘事畫，似乎都在對她訴說不同的故事，使得她終生堅信故事和圖畫是並存的。

兩個姊姊是休斯最好的玩伴，她們一起製作紙娃娃，一起看從美國來的漫畫書，一起讀《小熊維尼》和許許多多經典童話，玩角色扮演遊戲，還學歌劇女伶高歌。休斯甚至還為自家姊妹編輯手繪「女孩專屬」（Girl’s Own）的雜誌，這是屬於她們的《小婦人》故事。

二次大戰爆發後，橫暴地粉碎她們原有的平靜生活。食物供給貧乏，上學需要戴防毒面具，進行防空洞避難訓練……每晚休斯在臥室中，看著利物浦的上空被探照燈、燃燒彈和碼頭的烽火照亮，所有的一切，都讓人感到既恐懼又無聊。戰爭帶來的疲憊和絕望，使得人們不再有心思關注那些美好的事物，戰火的無情和毀壞，深深印刻在她的年少記憶中。

16歲時休斯從West Kirby Grammar School畢業，進入利物浦藝術學院（Livepool School of Art）研習繪畫和服裝設計。她很快發現，學校女孩們關注的事情和她大不相同，她們喜歡穿著白色短褲的網球裝，期望在球場上遇到她們的白馬王子。休斯想要的不是一枚訂婚戒指，這樣的環境讓她感到窒息。一年後，她逃離藝術學院，奔向牛津大學的羅斯金繪畫與美術學院（Ruskin School of Drawing and Fine Arts）。

牛津大學是菁英匯聚的學校，在1957年之前，對於女性入學的人數一直採取限令，休斯可說是人中之選，是少數能進入學院就讀的女性。然而她覺得自己的學業表現並不優秀，她喜歡牛津的人文環境，卻始終感覺和那些意氣風發的權貴子弟格格不入，她一直是個來自利物浦鄉間的純樸女孩。

當時的羅斯金學院設立在大學美術館Ashmolean Museum中，這是英國第一座對公眾開放的博物館，豐富的館藏涵蓋多元文化，囊括了藝術史上諸多大師的畫作。休斯浸淫在藝術的寶庫中，大開眼界。她在那裡接受了嚴謹的訓練，包括解剖學科和模特兒人體素描，可惜唯獨少了她喜歡的插畫課程。

休斯童年時深愛Arthur Rackham、Edmund Dulac和W. Heath Robinson幾位藝術家的插畫，尤其為Rackham筆下纖巧的精靈、仙子以及盤根錯節的樹根線條著迷。後來她特別欣賞《小提姆》（Little Tim）作者Edward Ardizzone的畫風。Ardizzone是自學出身，使用鋼筆和水墨為媒材，以簡潔的交叉線條就能精準營造故事的景深和氛圍，啟發了日後許多圖畫書大師。

在對自己未來的方向感到惶惑時，休斯幸得明師Jack Townend和Barnet Freedman的引導和鼓勵，讓她確立了從事插畫的職志。牛津三年的學業結束後，休斯前往倫敦，在母親的資助下，租了一間蝸居，展開波希米亞式的自由工作者新生活。她的起步不太順利，第一份收入是1950年為Olivia Fitzroy的《The Hill War》繪製插圖，後來畫的大多是些教材的插畫，多是黑白線條的插圖。她自稱這是她的「學徒期」。

就像奧登（Wystan H. Auden）的詩〈告訴我愛的真相〉一樣，愛在沒有預兆的情況下「毫無預警」地出現。有一次休斯去探望朋友和她的小孩，突然被地下室不斷升起的汙水包圍，正一籌莫展時，住在樓上的年輕人出現了。學過服裝設計的休斯特別注意到，他「捲起美麗乾淨的襯衫袖子」幫忙疏通排水管。當骯髒的水流了出去，嬰兒停止哭泣，休斯幾乎已經肯定：她遇到了想共度餘生的人。1952年，她和建築師John Vulliamy結婚，他教會了她學校裡沒學過的透視課程。

婚後他們定居倫敦的諾丁丘（Notting Hill），那時候茱莉亞．羅伯茲（Julia F. Roberts）還沒在旅遊書店遇見休．葛蘭（Hugh J. M. Grant），諾丁丘還未變成觀光勝地，房價還沒被炒高，帶有郊野的意趣，是適合居家、生養孩子的環境。他們生了兩男一女，休斯在照顧家庭之餘，畫筆也未曾停下，直到為Dorthy Edwards的《No Naughty Little Sister》和Noel Streatfield的《The Bell Family》畫插圖，總算向童書跨近了一些。

1960年，休斯出版她的第一本自寫自畫作品《Lucy and Tom’s Day》，真正開啟童書創作的職業生涯。這本書素樸地描繪小姊弟露西和湯姆的一日生活，故事情節雖然平淡，卻精準捕捉到兒童的肢體語言，以及角色的內在情感。她並非以自己的小孩為原型，事實上，她孩子的樣貌從未出現在她的書中。休斯臨摹的對象來自公園裡嬉戲的孩子，來自生活周遭孩子們的各種活動，她的作品是觀察和想像力的組合。

休斯服膺藝術評論家羅斯金（John Ruskin）所說的：「藝術與生活最終都將殊途同歸。」她永遠隨身帶著素描簿，四處觀察真實的人生百態，這個習慣從小到大從未改變。她不喜歡使用相機，她的眼睛和她落筆的速度幾乎同步。她說：「我收集臉孔或許就像其他人收集郵票一樣。」她的素描簿裡，記錄了常人普通生活的點點滴滴，多年積累形成龐大的視覺記憶資料庫，顯見她對「人」是多麼充滿熱情和關注之心。

圍繞著露西和湯姆的生活，休斯繼續描繪他們上學、去海邊、認識字母、學習數數，出版了一系列圖畫書。1960年代的彩色印刷非常昂貴，通常只能用三或四色印刷，而且要隔幾頁才能出現一頁全彩。休斯珍惜每一次出版的機會，因此總是盡全力將「假書」做到盡善盡美，書稿幾乎和成書一模一樣，藉以和編輯做清楚明確的溝通。即使如今已進入電腦製圖時代，她依舊用純手工的古典技藝持續創作。

1960年代是英國兒童圖畫書史上的第二個黃金年代，新一代圖畫書作者的崛起，是當時文化復興浪潮的一部分。當約翰．伯寧罕（John Burningham）、布萊恩．懷德史密斯（Brian Wildsmith）、雷蒙．布里格（Raymond Briggs）、昆汀．布雷克（Quentin Blake）已成為世界級的明星時，手推著笨重嬰兒車行走在諾丁丘的休斯，依然默默地描繪著不同的孩子，以及圍繞著他們的家庭生活。

出版商認為休斯描繪的主題和情境「太英式」，跨不出英國的讀者群。1977年，50歲的休斯出版了《豆豆》（Dogger），對她來說是重大的突破，也是她在海外廣泛發行的第一本書。她以兒子心愛的小狗玩偶為主角，呈現小小孩對心愛物依戀的情感，觸動了不同閱讀群體的內心需求。這本書獲得了凱特格林威大獎，並在該獎項50週年時，獲選為「十大讀者最愛的好書」。

休斯獨具匠心的畫風是由鋼筆墨水、水彩顏料和水粉組合而成，1979年的《越飛越高》（Up and Up），只採用墨線做畫，以及連環漫畫分割景窗的格式，在她個人創作的五十多本書中，是唯一一本無字圖畫書。書中的小女孩發現吃了巨大的巧克力蛋之後就可以飛翔，於是她在鎮上飛來飛去，引發了一連串的惡作劇。休斯藉小女孩展示了幻想的能力，以及幻想帶來最初的驚喜和最終的愉悅。

1981年出版的《小飛先進門》（Alfie Gets in First），是小飛系列的第一冊，後續出版的包括《小飛幫大忙》、《小飛帶來生日驚喜》、《小飛得獎了》等十多本，都圍繞著主角小飛的世界，包括他的妹妹安妮，以及他們的親友、鄰居和玩伴所上演的日常生活情景。雖然都是微小的瑣事，但休斯敏銳的筆觸，毫不動搖地以兒童為中心，就像將整個宇宙的重量都濃縮進小小的日常環境中一樣。

年輕時代的休斯嚮往成為舞台設計家，就讀利物浦藝術學院時，她曾在暑假到伯明罕的劇院畫布景和修補戲服，雖然後來她沒繼續在劇場工作，但這個經驗讓她了解到舞台、燈光、走位、手勢等劇場元素與插畫之間的關聯。休斯酷愛電影，對她而言，一本圖畫書就像一座劇院，故事通常以視覺形式出現在她的腦海中，《小飛先進門》中讀者可以同時看到屋內和屋外的動態，就是運用了劇場和電影的技法。

休斯和小飛一起創造了童書中的經典角色——小飛在書中並未隨著時間長大變成一個上班族，在後續出版的40年時光中，他從4歲長到6歲，依然有著一頭亂髮，急著和每個世代的幼兒一起去探索世界。休斯認為學齡前兒童的生活充滿了戲劇性，即使是跳過一個水坑，或是學會自己繫鞋帶，他們都正在努力克服巨大的障礙，孩子們非常勇敢，她很欣賞兒童的韌性。

休斯總是帶著一雙善意的眼眸和感情充沛的雙耳，來捕捉童真世界裡的好奇與驚異。《Moving Molly》、《Olly and Me》、《Don’t Want to Go！》……休斯在她的作品裡畫出更多令人難忘的孩子，當書中畫的孩子越多，他們就越強大。有人認為休斯畫的大多是中產階級的小孩，實則不然。1997年出版的《Tales of Trotter Street》，就以一條充滿活力的街巷為舞台，數十個來自不同種族和文化背景的孩子們，在其中友好地編織著彼此的生活。

2003年，休斯再度以爵士樂版的灰姑娘《Ella’s Big Chance：A Jazz-Age Cinderella》獲得凱特格林威獎。一般人都以為「灰姑娘」的故事來自德國的《格林童話》，但根據英國民俗學者瑪麗安．羅福爾．考克斯（Marian Roalfe Cox）的統計，世界各地至少有345種與「灰姑娘」同類型的故事，像楊志成（Ed Young）的《葉限》就是其中一個「中國灰姑娘」的版本。休斯小時候非常喜歡Rackham畫的《Cinderella》，早先也曾經畫過巴洛克風格版的《灰姑娘》。

喜愛爵士樂的休斯，將新版的「灰姑娘」故事設定在1920的爵士樂年代。她參考Doucet、Poiret和Patou幾位法國女裝大師的設計，為書中角色設計了華美的服飾，舞會場景的靈感則受到Fred Astaire和Ginger Rogers歌舞劇電影的啟發。但休斯真正賦予這本書的新意是：灰姑娘不再是一個夢幻的形象，她是個有血有肉、擁有真實意志的女孩，而且不畏世俗價值，勇敢做出真愛的抉擇。

在另一本《Daisy Saves the Day》中，休斯也流露了對女性處境深刻的思考和同情。13歲的Daisy是個聰明好學的女孩，為了幫助寡母分擔家計，不得不輟學去幫佣。休斯特意將故事的時間設定在英王喬治五世的加冕日，來帶出當時婦女尚未有平等受教權和選舉權的問題。

休斯「以圖微觀歷史」的企圖心，在《A Brush With the Past ― 1900-1950 the Years That Changed Our Lives》更為明顯，從吸塵器和胸罩的發明，到第一台電腦出現的一切，她豐富的敘事畫作和迷人的細節交織在一起，捕捉了那個時代的氛圍以及許多激動人心的時刻。

2007年，與休斯結縭五十餘年的丈夫過世。她回憶起兩人一同旅行的往事——先生總是忙著拍攝建築物，而她依然不停地素描人物。為了止住傷懷，她開始動筆寫小說，《Hero on a Bicycle》以倆人曾經同遊的佛羅倫斯為背景，書寫1944年少年保羅如何幫助戰俘逃避納粹追捕的冒險故事。後來她又寫了《Whistling in the Dark》，揉合了她個人在二戰中的親身經歷，描寫利物浦所受的恐怖襲擊，以及在戰爭威脅下，少女和逃兵所締結的真正友誼。

在歷史的主流敘事中，兒童幾乎是隱形人，當歷史學家轉過身來注視兒童的存在時，發現兒童本身幾乎沒有留下原始紀錄。法國史學家Philippe Ariès於1962年出版的《兒童的世紀：舊制度下的兒童和家庭生活》，是研究兒童史的先驅。他從圖畫中尋找兒童的形象，由服裝、遊戲和生活來追溯兒童的歷史。雖然他研究取材的方法在藝術史上仍有爭議，但的確為建構童年樣貌指出了方向。

休斯的創作幾乎都聚焦在孩子身上，反映出她對孩子的理解和衷心的愛護，也彷彿為20世紀的兒童造像。她的畫筆鉅細靡遺地記錄下兒童生活的細節，就像一位神奇的煉金術士，能從普通生活裡找到喜悅，展現日常生活中非凡的魅力。她的圖畫編年史是時代的剪貼簿，讓不同世代的讀者都能演繹閱讀的神祕，而且樂在其中。

長達70年的創作生涯，休斯繪製的圖畫書已經超過200本，她得到英國圖書信託基金會（Booktrust）頒發的終身成就獎，女王也授予她大英帝國司令勳章（CBE），作家菲力普．普曼（Philip Pullman）則稱她為：「英國的國寶」。

高齡93歲的休斯迄今仍不懈怠，2014年她和同為插畫家的女兒Clara Vulliamy合作，出版了《Digby O’Day and the Great Diamond Robbery》，只是這一次由她寫故事，享受由插畫家來為她服務。她曾說，很高興自己沒有選擇成為藝術家，她只想做兒童圖畫書的創作者。她會繼續畫圖，就像她說過的：「不要擔心畫圖的結果是否如你所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