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有個「中國書城」,在台北西門町。彼時,我應是小學三、四年級,星期天或假日,爸媽領著我和大姊與小弟,從北投搭車,在中華商場下了車,上天橋,過鐵道,下天橋,來到現今台北捷運西門站六號出口邊上的大樓前。倘若是褥暑日,一行人會停下來,先在一樓冷飲店喝一杯楊桃湯或鳳梨湯,解解渴,消消暑;天涼時,則過店門而不入,拾步下樓,到地下室,那裡才是此行的目的地——中國書城。爸爸通常在門口就跟我們暫時告別,他要去「紅玫瑰」理頭髮,稍後再來會合。我們家只有爸爸不是書蟲,他除了武俠小說外,別種書都沒有興趣。
一下樓,母子便解散,各自前往自己的目標,記得那裡有好多不同出版社的攤位,亦即「專櫃」。媽媽從不擔心孩子會亂跑,我肯定守在國語日報出版社的書架前,而弟弟多半在看他圖多字少的繪本,主題不是機器人就是恐龍。媽媽自己往往待在皇冠出版社那頭,至於大我5歲、已上國中的姊姊,不是跟媽媽一起在皇冠看小說,就是到水牛書店或志文出版社的攤位上,翻閱那些書封多半是黑白照片、有很多國字的翻譯作品。
我讀的書也有不少字,只是每個字的右邊必定標著注音符號,書封則是彩色繪圖,每一本都屬於國語日報的「兒童文學傑作選」。此系列的書我讀了不少,當中印象最深刻的,有曾被改編成歌舞片的《保母包萍》、以中國山水畫瓷盤為書名的《柳景盤》,還有描繪荷蘭有史來最嚴重洪災的《海堤》。三個故事的背景分別設於20世紀初的英國倫敦、經濟大蕭條時代的美國內陸和50年代的荷蘭鄉間,內容描述的時、地和人物生活經驗,與我這個生於60年代的台北孩子,差距何止千里,我卻讀得津津有味。
這會兒想想,這些泰半譯自英文的兒童小說堪稱我的啟蒙作,開啟了我對西洋文化和生活的初步興趣與理解。它們就像《綠野仙蹤》(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的黃磚道,而我恰似小女孩桃樂絲(Dorothy),在翻開書頁時便上了路,從位於台北卻名叫「中國」的書城,一步步走向我的「奧茲國」——島嶼以外那遼闊的世界。當然,不論是我的父母抑或我自己,皆未曾預料那個長於70年代的小學生,在西門町找到《海堤》並將它帶回家的多年以後,竟遠嫁荷蘭,而她的丈夫在洪災發生的那一天,應已蜷伏在母親的子宮中。
話說回到親子同赴中國書城的那些日子,通常在下樓看書的四、五十分鐘以後,媽媽就會在店裡逛一圈,先找到我姊,接著來到國語日報攤位,和她的么子和小女兒會合。「今天想買什麼書?」她會問,我和弟弟早就收集了好幾本書,各自摞成一疊,如果媽媽說可以買兩本,我就把擺在最上面的那兩本拿給她,她要是說三本,那便是前三本。書的冊數雖有限制,但是要買什麼,媽媽從不干涉,總是隨意瞧一眼書名,便將書拿去結帳。
我在成為所謂作家後,有一回和母親閒聊,提及兒時她給我買書時,何以從不建議或反對我買什麼,這才從她口中得知,什麼主題正不正確、有沒有教育意義這些的,在她看來都不是重點,「孩子自己喜歡讀什麼就讀什麼,看不下去的書硬逼著看也是白看,大人下再多指導棋也沒用。」回首前塵,不能不深深感謝我的母親,她說不定遺傳其母系的文學基因(我的曾外祖父是台南府城的漢學先生),不愧是咱家最資深的愛書人,太明白閱讀的樂趣有多麼重要,讀來沒有「趣味」的書,勉強自己去讀,或許讀得進腦裡,卻讀不進心底。
說起來,我媽並不大符合吾輩對「慈母」的刻板印象,記憶中幾乎從未見到擔任教職的母親下班後在廚房中揮汗煮炊,或伏首僂背於縫紉機前,給一家人裁衣製衫的忙碌身影。不過,我家媽媽其實也挺忙,忙著坐在客廳扶手椅中或半躺半臥於臥室大籐床上,手捧著當期的皇冠月刊或張愛玲、馮馮、瓊瑤的小說,一頁又一頁地翻著,頭都不抬一下。這般影象令我從小就覺得,看課本以外的書絕對是很有意思的事,要不然,何以我的母親一旦拾起書就放不下呢。
因為父母完全不排斥孩子看「雜書」,加上我又有個會寫詩且很早就在讀新潮文庫、水牛書店和遠景出版社讀物的早慧文青姊姊,在一般稍有資產的中等人家在客廳擺設酒櫃和電視的時代,我家便請木匠在姊姊的臥房一面牆上釘了書架。國高中時期的姊姊,除了有一櫃子的衣服,還有滿滿一書架的各種書籍,有的是她用自己的零用錢買的,其中也有不少是她接收自母親的小說。我可以自由進出房間,隨意取書來讀。我喜歡看文學書,不是小說就是散文,至於什麼齊克果、沙特還是尼采,看半頁就沒興趣,根本看不懂。
還記得有一天,白先勇的《台北人》吸引了我的目光,「台北人,那就不是我?」我當時或曾暗暗作如是想。然而一讀,書中的主人翁並非像我這樣土生土長的台北囝仔,而是二戰後從中國大陸來台的形形色色人等,換句話說,他們都是「外省人」,一如我來自於江蘇的父親。當中有些人,我似曾相識,好比說,〈 一把青〉中的朱青。
她讓我聯想到一位同學的母親,這一對母女倆都有水汪汪的大眼睛,長得都好看,媽媽比女兒還更美。我去同學家玩或寫功課,有時會看到一位留著西裝頭、長相清秀的青年,我曉得那不是同學的父親,因為大家都知道同學是遺腹子,父親「摔飛機」過世了。同學稱此人為叔叔,但是其姓氏同她的不一樣,她既然從不提這位叔叔究竟是誰,我也就不盤問,所謂囝仔有耳無嘴,這道理我已明白。
同一本短篇小說集中還有《歲除》,故事中的退伍軍人賴鳴升有一點像我爸砂石廠負責燒伙食的「老芋仔」。我寒暑假在家無聊,偶爾會纏著爸爸,要跟他去位於青潭的工地「上班」,其實主要目的是為了中午的那一頓員工餐。我很愛吃廚師伯伯當天現蒸的老麵饅頭,既有麥香又筋道,至今仍是我心目中最美味的饅頭。聽爸爸說,嗓門特大的這位伯伯是他當連長時隊上的伙伕,退伍後就到了爸爸與同鄉合夥開的砂石廠管廚房。除此之外,有關其人的身世,我別無線索,讀到小說時卻不由得將書中人與他連在一起。這位常年穿著白汗衫、講話帶著山東口音的彪形大漢,應也是有故事的人。
後來,我在書架上又摸到黃春明的小說(如果沒記錯,應是《莎喲娜啦.再見》),書中刻畫的人物與生活背景與當時才小學五、六年級的我,相差不可說不大,然而有一個短篇,卻令我格外有感,那就是〈看海的日子〉。原因無他,兒時北投住家附近一條巷子裡,有一間應召女郎的宿舍,我打小便經常看到鶯鶯燕燕側坐在摩托車後座,個個濃妝豔抹,手腳皆塗著大紅蒄丹,在馬路上呼嘯而過。
看慣歸看慣,我對這些女子的生活和內心世界一無所知,難免好奇。〈看海的日子〉中的白梅是在娼寮營生的娼妓,與應召至溫泉旅館賣笑陪宿的歡場女子工作型態雖不盡相同,卻仍填補了我生活經驗與想像力未及的空缺,使得我對那些生活中尋常可見的女郎多了幾分同情,似乎也增加了一些了解,體會到她們與其他人一樣,都該擁有做人的尊嚴——只不過,我當時實在還太稚嫩了,根本搞不懂白梅在接客前為何要先去打水並備好衛生紙。
無論如何,喜愛閱讀委實是我一生的福份,只因昔日的兒童故事書也好,至今仍愛讀的文學作品也好,始終在為不願受到時空禁錮的想像力,打開一扇又一扇的門,舖成一條又一條的路,引領著我,前往遠方。●
韓良憶
作家、譯者、電台主持人。年少時愛電影、音樂和文學,成年後寫飲食、旅遊,近年特別關注「無常」與「日常」,最新三本著作《浮生.半日.里斯本》、《最好不過日常》、《好吃不過家常菜》寫旅遊、寫飲食、寫生活,然而核心皆落在「無常中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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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有那麼一本或數本書,一位或多位文人作家,曾在我們的閱讀行旅中,留下難以遺忘的足跡。「書.人生」專欄邀請各界方家隨筆描摹,記述一段未曾與外人道的書與人的故事。期以閱讀的饗宴,勾動讀者的共鳴。
從前有個「中國書城」,在台北西門町。彼時,我應是小學三、四年級,星期天或假日,爸媽領著我和大姊與小弟,從北投搭車,在中華商場下了車,上天橋,過鐵道,下天橋,來到現今台北捷運西門站六號出口邊上的大樓前。倘若是褥暑日,一行人會停下來,先在一樓冷飲店喝一杯楊桃湯或鳳梨湯,解解渴,消消暑;天涼時,則過店門而不入,拾步下樓,到地下室,那裡才是此行的目的地——中國書城。爸爸通常在門口就跟我們暫時告別,他要去「紅玫瑰」理頭髮,稍後再來會合。我們家只有爸爸不是書蟲,他除了武俠小說外,別種書都沒有興趣。
一下樓,母子便解散,各自前往自己的目標,記得那裡有好多不同出版社的攤位,亦即「專櫃」。媽媽從不擔心孩子會亂跑,我肯定守在國語日報出版社的書架前,而弟弟多半在看他圖多字少的繪本,主題不是機器人就是恐龍。媽媽自己往往待在皇冠出版社那頭,至於大我5歲、已上國中的姊姊,不是跟媽媽一起在皇冠看小說,就是到水牛書店或志文出版社的攤位上,翻閱那些書封多半是黑白照片、有很多國字的翻譯作品。
我讀的書也有不少字,只是每個字的右邊必定標著注音符號,書封則是彩色繪圖,每一本都屬於國語日報的「兒童文學傑作選」。此系列的書我讀了不少,當中印象最深刻的,有曾被改編成歌舞片的《保母包萍》、以中國山水畫瓷盤為書名的《柳景盤》,還有描繪荷蘭有史來最嚴重洪災的《海堤》。三個故事的背景分別設於20世紀初的英國倫敦、經濟大蕭條時代的美國內陸和50年代的荷蘭鄉間,內容描述的時、地和人物生活經驗,與我這個生於60年代的台北孩子,差距何止千里,我卻讀得津津有味。
這會兒想想,這些泰半譯自英文的兒童小說堪稱我的啟蒙作,開啟了我對西洋文化和生活的初步興趣與理解。它們就像《綠野仙蹤》(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的黃磚道,而我恰似小女孩桃樂絲(Dorothy),在翻開書頁時便上了路,從位於台北卻名叫「中國」的書城,一步步走向我的「奧茲國」——島嶼以外那遼闊的世界。當然,不論是我的父母抑或我自己,皆未曾預料那個長於70年代的小學生,在西門町找到《海堤》並將它帶回家的多年以後,竟遠嫁荷蘭,而她的丈夫在洪災發生的那一天,應已蜷伏在母親的子宮中。
話說回到親子同赴中國書城的那些日子,通常在下樓看書的四、五十分鐘以後,媽媽就會在店裡逛一圈,先找到我姊,接著來到國語日報攤位,和她的么子和小女兒會合。「今天想買什麼書?」她會問,我和弟弟早就收集了好幾本書,各自摞成一疊,如果媽媽說可以買兩本,我就把擺在最上面的那兩本拿給她,她要是說三本,那便是前三本。書的冊數雖有限制,但是要買什麼,媽媽從不干涉,總是隨意瞧一眼書名,便將書拿去結帳。
我在成為所謂作家後,有一回和母親閒聊,提及兒時她給我買書時,何以從不建議或反對我買什麼,這才從她口中得知,什麼主題正不正確、有沒有教育意義這些的,在她看來都不是重點,「孩子自己喜歡讀什麼就讀什麼,看不下去的書硬逼著看也是白看,大人下再多指導棋也沒用。」回首前塵,不能不深深感謝我的母親,她說不定遺傳其母系的文學基因(我的曾外祖父是台南府城的漢學先生),不愧是咱家最資深的愛書人,太明白閱讀的樂趣有多麼重要,讀來沒有「趣味」的書,勉強自己去讀,或許讀得進腦裡,卻讀不進心底。
說起來,我媽並不大符合吾輩對「慈母」的刻板印象,記憶中幾乎從未見到擔任教職的母親下班後在廚房中揮汗煮炊,或伏首僂背於縫紉機前,給一家人裁衣製衫的忙碌身影。不過,我家媽媽其實也挺忙,忙著坐在客廳扶手椅中或半躺半臥於臥室大籐床上,手捧著當期的皇冠月刊或張愛玲、馮馮、瓊瑤的小說,一頁又一頁地翻著,頭都不抬一下。這般影象令我從小就覺得,看課本以外的書絕對是很有意思的事,要不然,何以我的母親一旦拾起書就放不下呢。
因為父母完全不排斥孩子看「雜書」,加上我又有個會寫詩且很早就在讀新潮文庫、水牛書店和遠景出版社讀物的早慧文青姊姊,在一般稍有資產的中等人家在客廳擺設酒櫃和電視的時代,我家便請木匠在姊姊的臥房一面牆上釘了書架。國高中時期的姊姊,除了有一櫃子的衣服,還有滿滿一書架的各種書籍,有的是她用自己的零用錢買的,其中也有不少是她接收自母親的小說。我可以自由進出房間,隨意取書來讀。我喜歡看文學書,不是小說就是散文,至於什麼齊克果、沙特還是尼采,看半頁就沒興趣,根本看不懂。
還記得有一天,白先勇的《台北人》吸引了我的目光,「台北人,那就不是我?」我當時或曾暗暗作如是想。然而一讀,書中的主人翁並非像我這樣土生土長的台北囝仔,而是二戰後從中國大陸來台的形形色色人等,換句話說,他們都是「外省人」,一如我來自於江蘇的父親。當中有些人,我似曾相識,好比說,〈 一把青〉中的朱青。
她讓我聯想到一位同學的母親,這一對母女倆都有水汪汪的大眼睛,長得都好看,媽媽比女兒還更美。我去同學家玩或寫功課,有時會看到一位留著西裝頭、長相清秀的青年,我曉得那不是同學的父親,因為大家都知道同學是遺腹子,父親「摔飛機」過世了。同學稱此人為叔叔,但是其姓氏同她的不一樣,她既然從不提這位叔叔究竟是誰,我也就不盤問,所謂囝仔有耳無嘴,這道理我已明白。
同一本短篇小說集中還有《歲除》,故事中的退伍軍人賴鳴升有一點像我爸砂石廠負責燒伙食的「老芋仔」。我寒暑假在家無聊,偶爾會纏著爸爸,要跟他去位於青潭的工地「上班」,其實主要目的是為了中午的那一頓員工餐。我很愛吃廚師伯伯當天現蒸的老麵饅頭,既有麥香又筋道,至今仍是我心目中最美味的饅頭。聽爸爸說,嗓門特大的這位伯伯是他當連長時隊上的伙伕,退伍後就到了爸爸與同鄉合夥開的砂石廠管廚房。除此之外,有關其人的身世,我別無線索,讀到小說時卻不由得將書中人與他連在一起。這位常年穿著白汗衫、講話帶著山東口音的彪形大漢,應也是有故事的人。
後來,我在書架上又摸到黃春明的小說(如果沒記錯,應是《莎喲娜啦.再見》),書中刻畫的人物與生活背景與當時才小學五、六年級的我,相差不可說不大,然而有一個短篇,卻令我格外有感,那就是〈看海的日子〉。原因無他,兒時北投住家附近一條巷子裡,有一間應召女郎的宿舍,我打小便經常看到鶯鶯燕燕側坐在摩托車後座,個個濃妝豔抹,手腳皆塗著大紅蒄丹,在馬路上呼嘯而過。
看慣歸看慣,我對這些女子的生活和內心世界一無所知,難免好奇。〈看海的日子〉中的白梅是在娼寮營生的娼妓,與應召至溫泉旅館賣笑陪宿的歡場女子工作型態雖不盡相同,卻仍填補了我生活經驗與想像力未及的空缺,使得我對那些生活中尋常可見的女郎多了幾分同情,似乎也增加了一些了解,體會到她們與其他人一樣,都該擁有做人的尊嚴——只不過,我當時實在還太稚嫩了,根本搞不懂白梅在接客前為何要先去打水並備好衛生紙。
無論如何,喜愛閱讀委實是我一生的福份,只因昔日的兒童故事書也好,至今仍愛讀的文學作品也好,始終在為不願受到時空禁錮的想像力,打開一扇又一扇的門,舖成一條又一條的路,引領著我,前往遠方。●
韓良憶
作家、譯者、電台主持人。年少時愛電影、音樂和文學,成年後寫飲食、旅遊,近年特別關注「無常」與「日常」,最新三本著作《浮生.半日.里斯本》、《最好不過日常》、《好吃不過家常菜》寫旅遊、寫飲食、寫生活,然而核心皆落在「無常中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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