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人生.張翎》一本書和一個人的奇遇

總有那麼一本或數本書,一位或多位文人作家,曾在我們的閱讀行旅中,留下難以遺忘的足跡。「書.人生」專欄邀請各界方家隨筆描摹,記述一段未曾與外人道的書與人的故事。期以閱讀的饗宴,勾動讀者的共鳴。

常有人問我哪一本書對我的寫作影響最大?我往往不知如何作答,因為一個作家很難把某一本書挑出來,和自己的某一段創作歷程劃上一條簡單的連接線,就如同一個人很難把人生的某一次遭遇,和面相上陳年積累的某一種神情直接聯繫起來。閱讀經歷對思維的影響,是一個複雜的多層面的融匯過程。一本書對一個人的影響,有時會溢出文字的範圍,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衍生物」。

我的閱讀興趣是在兒時貧瘠的文化土壤裡萌芽的,它歷經後來的背井離鄉和頻繁搬遷,竟然一直得以存活。可是我視野的雷達裡卻始終存在著一些「不可饒恕」的盲點,畢竟世界太大,書太多,眼睛不夠。以色列文學就是我閱讀盲點中的一個明顯例子。冥冥之中,我的書架上似乎預留著一片空白,在摒息等待著來自那個角落的一本巨著。

這一天終於到來。幾年前,有人向我推薦了以色列作家艾默斯.奧茲(Amos Oz)所著的《愛與黑暗的故事》(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還沒有翻開書,我的心就抽了一抽。不是因為腰封。這年頭大部分的書上市時都會包裹著一個聳人聽聞的腰封,我們從腰封裡學到了在學校裡沒有真正掌握的各種修辭方式,比如誇張、排比、隱喻,我早已諳熟了跳過腰封的閱讀捷徑。真正讓我吃驚的是作為封面的那幅作者肖像。這幅照片被藝術化地切去了小半側臉。肖像上的作者滿臉滄桑,緊抿的嘴角微微上挑,似乎在努力製造一絲與溫暖慈愛接近的微笑。可是那絲微笑卻夭折在了千辛萬苦的半途,那張臉的溫度接近冰點。

我原以為這本書是關於猶太人二戰悲慘命運的書寫,後來才發覺我錯了,而且錯得相當徹底。奧茨威辛集中營是這本書裡幾乎沒有提及的、只能依靠經驗和暗示來揣測的朦朧前史。奧茲打開的門裡,是一片我的鮮少靠近過的天地——他讓我看到了我對猶太歷史的瞭解是如何平面膚淺。

年輕時所受的洗腦式教育,給我們那一代人灌輸了一種錯覺,總認為自己的民族是世界上獨特的「苦難深重」的民族。閱讀奧茲讓我知道苦難創傷並非是一個種族特有的經歷。奧茲顛覆了虛構和非虛構寫作之間的傳統界限,用冷峻的反諷、貫穿文字的黑色幽默、偶爾狂野奔放的想像力,展現了民族和家族史書寫的另外一種可能:創痛被拉開了一段距離,剔除了熱烈的情緒渲染和控訴,變為木刻。

在閱讀這本書之前,我把居住在以色列國土的猶太人想像成一個以強烈的民族性凝聚起來的整體。奧茲讓我看見了在那塊充滿各種危險和不安的土地上,猶太族群中存在著的巨大分歧和裂痕。在那個新國度裡出生成長的新一代猶太人,並不全然認同戰後多年依舊生存在惶惑驚恐之中的集中營倖存者的處世方式,他們以父輩畏縮怯弱笨拙的形象為恥。他們渴望成為「堅定的拓荒者,大地之鹽,希伯來革命英雄」。許多年輕人(包括奧茲本人)脫離家庭,來到基布茲(Kibbutz,類似於人民公社的組織),滿懷激情要成為新國家的棟樑。可是,自然世界的法則並沒有對他們網開一面——在每一個熾烈的烏托邦夢想之後,都跟隨著一千個冰涼的噩夢。

奧茲在書中寫到了多重對峙:記憶帶來的羞辱與忘卻帶來的內疚、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猶太文化的歸屬感和歐洲文明的致命吸引、為社會獻身的集體主義理想和滿足寫作欲望的個人主義訴求……很少有一本以自傳體書寫的書,能帶給我這樣強烈的內心碰撞和痛楚。《愛與黑暗的故事》我至少讀了三遍,書頁已經在反覆閱讀中磨起了毛邊,空白處筆記密麻如蟻。它讓我體會到了何為人類命運的「共情」——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一個種族是作為一座孤島存在的。世上所有的惡都是對人類的惡,每一片土地經歷的疼痛,都是人類整體的疼痛。

由於《愛與黑暗的故事》,我有幸認識了一位傑出的譯者。中譯本的語言優美,節奏流暢,幽默和反諷得到了很好的詮釋,讀起來完全沒有譯本常見的「翻譯腔」。後來,通過朋友的介紹,我和此書的譯者、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鍾志清教授見了面。她是第一位在以色列獲希伯來文學博士學位的中國學者,從事希伯來文學翻譯多年。席間聽她講述在以色列的求學經歷以及和作者奧茲在多年合作中結下的情誼,我受益匪淺。她身上燃燒的對文學翻譯的熾烈熱情,後來我在另一位譯者、來自台灣的施清真老師身上,找到了同樣的折射。只有對作家和原著懷有如此深切興趣和理解的人,才可以翻譯出如此傳神的文本。

《愛與黑暗的故事》帶給我的內心觸動,促使我在2018年動身去了以色列。那次我們去了多年來飽受領土歸屬爭議的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看見那裡殘存的坦克車、每隔幾米豎立著的醒目地雷標誌,奧茲書中描述的場景突然湧上來,讓我剎那間產生了身臨其境的幻覺。那天我們剛剛離開,伊朗的導彈就到了,幾乎咬到了我們的腳後跟。

有一天,我們落腳在一個已開闢成旅遊景點的基佈茲。餐廳的餐桌上,鋪著印製著早年宣傳畫的碗墊,上面是麥浪滾滾的田野、拖拉機、裹著頭巾的勞動人群。恍然間,我徬彿來到六、七十年代的中國人民公社。在兩個遙隔萬里、社會制度完全迥異的國度中,歷史曾經產生過如此奇異的相似,令人觸目驚心。

飯後散步,我們走進了一個基佈茲家庭。那家的祖先,是最早從俄國來到巴勒斯坦地的拓荒者。那座和周圍的建築物風格統一的小方塊屋裡,滿牆的舊照片記錄了拓荒者的艱難和他們對自由生活的嚮往。坐在那家的沙發上,我和女主人聊天,她的孩子們滿屋跑來跑去。我說起奧茲書中的場景,不過區區幾十年,奧茲所記錄的歷史和情緒,對她已經陌生。她向我打聽著我生活之地的各樣瑣事,流露出很多年輕人身上典型的對北美生活的濃烈好奇。我告訴她:我的一部長篇小說《金山》曾被翻譯成希伯來語(由優秀的海外版權代理人譚光磊促成),她打開手機,很快查出資訊。看到完全陌生的文字裡顯現出來我的名字,我有些小小的激動。

走出那戶人家,天已黑,唯見不遠處山坡上的點點燈火,後來才知是黎巴嫩的村落。旅館的枕頭上殘留著前任住客的頭髮,我喚來清潔工,一位從黎巴嫩越境而來的年輕女子——那是一個在我的故鄉常見的從鄉下到城裡打工掙錢的翻版故事。彼夜難以安眠。世世代代的先人都經歷苦難,懷有理想;世世代代的後人都不滿現狀,鄙視老一代的陳腐,渴望新的冒險。這個世界的理想大多是無法實現的,留存於世的,只是一些殘缺的記憶。 記憶很淺,風一刮就化為煙塵。偶有刻骨銘心的,就化成了文字,比如奧茲的《愛與黑暗的故事》。

這本書使我們改變了彼此。書帶走了一小片的我,而我的心,也因書的碰撞留下了凹痕。於是,書不再是原來的書,我也不再是原來的我。


張翎
浙江溫州人,作家,編劇。90年代中後期開始在海外寫作發表,代表作有《勞燕》《餘震》《金山》等。曾獲中國華語文學傳媒大奬年度小說家獎,新浪年度十大好書榜,華僑華人文學獎評委會大獎,台灣時報開卷好書獎,香港紅樓夢世界華文長篇小說專家推薦獎等文學獎項。根據其小說《餘震》改編的災難片《唐山大地震》(馮小剛執導),獲得了亞太電影展最佳影片和中國電影百花獎最佳影片。小說被譯成多國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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