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碼頭上的陌生人》（Strangers on a Pier）英文原著有個副標題：「一個家族的肖像」（Portrait of a Family）。作者歐大旭（Tash Aw）自承，想要藉由書寫重建一個華裔馬來西亞人的家族史，但在這本記憶之書被多番提到、現身的家人，主要為祖父、父親、外公、外婆、母親。作者對歐家、母親家族其他親人著墨甚少，甚至略過不提，似乎需要更多時間（或召喚更多記憶）才能為他們畫像。事實上，本書第一部分是刻劃身分認同的自畫像，第二部分則是多篇小品拼成的外婆瑞意（Swee Ee）肖像。

對許多華裔馬來西亞人來說，「一個華裔馬來西亞人的肖像」其實難以下筆，箇中有太多難言之隱。歐大旭花了不少筆墨描述他那張輕易「融入亞洲文化景觀中」的臉，及其族裔身份屬性。他追索自己的家族抵達南洋的歷史，尋根先輩篳路藍縷的種種遭遇與心路歷程，撫今追昔，心中無限感慨，因此頗能諒解先輩內向、唯唯諾諾的個性，不發一語背後心頭的恥辱感與恐懼。

然而他不甘成為自己國境內的「陌生人」，他要在先輩的「無聲處」發聲。這是一本坦誠面對現實和自己的書。

➤以家族記憶文本證史

這樣看來，歐大旭旨在以這卷家族記憶文本證史。1971年歐大旭在臺北出身，彼時父親在臺工作。兩年後，歐父舉家返馬，住在吉隆坡孟沙一帶。1970年代的馬來西亞，歷經1969年五一三華巫流血暴亂事件，種族政治與種族分化主義抬頭，政府厲行新經濟政策，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皆以馬來土著為優先，導致華人、印度人普遍在一個不平等社會中感到失落——說好的Malaysia kita sudah berjaya的多元民族家園呢？

歐大旭屬於「後五一三世代」，事件發生時，他還沒出生，沒有這場歷史創傷的生命經驗。在他的少年時代，五一三種族衝突事件自動成為馬來西亞人不能說的禁忌。歐大旭所擁有的是「後記憶」，或多年後才出現的倖存者「證言」，例如，覃心皓的五一三紀錄片《沉默的五十年》（50 Years of Silence）。

在吉隆坡，歐大旭生活在一個廣東話的世界。不過北上吉蘭丹的「碼頭上的陌生人」，卻是海南島文昌縣人。

歐大旭祖父工書法，抵達南洋後，在道北（Tumpat）、東馬岸（Temangan）等馬來半島東北小鎮輾轉寄寓，四處找工作，後來終於在瓜拉吉賴（Kuala Krai）落腳擔任小學老師，最後像諸多海南鄉親，在當地開了間咖啡店，卻在歐大旭的父親16歲時病故。

這是歐大旭父親記憶中的祖父，沒有細節。但是有了父親的這段家族記憶，《碼頭上的陌生人》的敘事才能展開——故事從祖父與外祖父南渡七洲洋、抵達新加坡碼頭開始講起。

在一九二零年代，我外公和祖父先後冒著生命危險，乘船從中國南方來到馬來半島。當年，中國鬧饑荒，軍閥割據，內戰一觸即發，十幾歲的兩人不惜離鄉背井。

……數世紀以來，中國皇朝構築了一套貿易網，與附庸國、屬地建立恆久交情，以新加坡和麻六甲的海港為樞紐。南洋是新希望之邦。

有時候，我抵達紐約或上海這類歷代移民紛至沓來的港市，我不禁遙想外公和祖父步上新加坡碼頭的那一刻，他們雖踏進未知，所見所聞卻有一股莫名的溫馨感吧？當時空氣濕熱，完全吻合家鄉的漫漫溽暑。新家缺乏冬季，沒有涼爽幾天的機會，但他們暫時還不知道。環境充滿闊葉常綠樹和水道，鄰近大海，這特點也近似故土。氣息：潤土、腐菜，更有糧食和契機的氣息。但最重要的是當地人，當地人讓他們覺得自己能在此地定居。這裡是英國殖民地，卻也是自由貿易城，舊時如此，當前亦然。外籍人士入境容易，找工作也輕鬆，於是落地生根。

——《碼頭上的陌生人》

➤從絕口不提到打破緘默

但是在第一部分〈臉〉，父親是個「無臉男」，自身故事仍然缺席。歐父幾乎絕口不提往事，因此，我們並不知道歐父究竟在哪裡出生，為何也在新加坡碼頭北上吉蘭丹？此外，讀者也無法知道歐父在哥打峇魯（Kota Bharu）的情形，以及當初為何前去臺灣工作、何時結婚？為何選在兒子歐大旭3歲那年決定返馬？

歐氏父子甚少交心，除了父輩沒有美國時間「愛來愛去」，認為世情（live） 比愛情（love）更重要，而且打從心底認為掙扎脫貧的故事「沒意思啦」，多說無益。但真的是這樣嗎？

無言，並不表示往事真的如煙雲般消散。個人家族史的無言，國家民族歷史的沉默或被消音，背後充滿被壓抑的恥辱、恐懼、創傷。唯有再記憶、再表述、說出話來，才能跟「心頭的陌生人」相認、和解，為歷史除魅。若不說，林中獸就永遠是林中獸；叢林不在半島東北部，總在不安的心頭。

2019年，歐大旭出席了覃心皓的五一三紀錄片《沉默的五十年》放映會。彼時五一三事件已過了50年，片中5名死者的5位倖存親人，也沉默了近50年。他們是沉默的倖存者。

歐大旭將這片段嵌入本書第二部分〈瑞意：萬古千秋〉，因為他的外婆也是沉默的倖存者。主要場景則是本書開頭曾出現、外公立足的霹靂州小鎮，巴力（Parit）。

「沒空愛來愛去」的歐父後來終於打破緘默，在第一部分〈臉〉說了歐大旭祖父的故事，讓他的故事、家族身世至少浮現出大致輪廓。

早年外婆瑞意跟大多數南洋窮家華人沒什麼兩樣，將過去封存，不與他人說，外公也是這樣（「我們是移民啊。」他說）。不同的是，她年事越長，越活出自己來。走到生命盡頭，以往不說出口的萬語千言，更能坦然說給孫兒聽，於是有了第二部分的「婆孫對話」。

➤身分認同與文化屬性的複雜難言

在1980年代，歐大旭已在改成國民學校的La Salle 中學上課，先後通過初級教育文憑考試與大馬教育文憑考試，準備到英國讀書。當時的馬來西亞快速形成「馬哈迪時代」，馬哈迪醫生將馬來人的困境，轉嫁成華印裔馬來西亞人的困境。

在1980年代末，歐大旭還是高中生的年代，種族意識高漲、教育文化問題衝突白熱化，引發政府在1987年展開「茅草行動」（Operasi Lalang），大事逮捕反對黨人與異議人士。

《碼頭上的陌生人》描述動盪的80年代之處不少，倒是沒有提到茅草行動。他跟外婆瑞意最後一次「婆孫對談」，時序邁入21世紀，他也成為知名小說家，多番往返國外與家園，即便如此，身分認同份問題還是身分認同問題。

歐大旭顯然無意將本書寫成直線發展、歷時性敘述的家族史。他掇拾時光斷片，剪輯往昔，時而抒情，時而敘事，完成了還不算完整的「家族肖像畫」，讓讀者知道：祖父在半島東海岸建立了家園、外婆在西海岸撐起了外公的雜貨店，為後代子孫謀得安生立命之地——儘管仍然不時被他者視為「錯過班機的中國旅客」（這當然是個冷笑話）。

透過父子交心與婆孫對談，歐大旭一方面追尋了自己逝去的似水年華，另一方面亦將先輩不可說的過去，從記憶的黑暗牢房釋放出來，彰顯了被壓抑的集體記憶。

➤譯者的困境

《碼頭上的陌生人》是臺灣出版的第5本歐大旭作品，中譯本理所當然以臺灣讀者為意設讀者（intended readers），故譯者宋瑛堂採取了翻譯論者如韋努惕（Lawrence Venuti）所謂的「歸化」（domestication）翻譯策略，把華裔馬來西亞人歐大旭送回出生地臺灣的語境當「華僑」：讓他搭「計程車」與「公車」，用很「萌」的中文詞語說話，讓「運將」聽得「霧嗄嗄」（bū-sà-sà） ；跟沉默是金的父親小心翼翼地講話，以免「食緊挵破碗」（Tsia̍h-kín lòng-phuà uánn）聽不到「爺爺」的故事；在英國接受高等教育期間，放「寒暑假」到外公家住，準備考「檢定考試」，在倫敦有「蓋高尚」（kài ko-sióng）的同學。

譯者宋瑛堂譯筆流暢，本書譯文堪稱佳篇，採用歸化譯法有助於臺灣讀者消除書中的陌生感，並無可厚非。不過，「麻六甲」不是馬六甲，「羽毛撢子」不是雞毛掃，「福利社」不是食堂，「碼頭上的陌生人」的星馬後裔讀來可能會覺得在自己境內「被陌生化」，臺灣讀者也可能想當吉隆坡國際機場（KLIA）的「機場陌生人」，到異地去經歷域外語境。這，或許是「譯人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