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輿論的方式，激勵作者，引導讀者

《文訊》創刊於1983年，成為迄今唯一一本長期關注出版與文壇的刊物，也提供版面和無數心力，挖掘資深文人的記憶、紀錄各個資深出版社的篳路藍縷，並計畫性促成不同世代的作家對話，可以說化被動為主動，介入並創造了文學史。還有長達20多年的每月新書簡介，由專人撰寫提要，成為研究不可或缺的珍貴史料（現已轉為線上，把紙本篇幅讓與更多深度專輯）。

創刊開始由應鳳凰回顧50年代出版社，一一做傳，90年代繼續爬梳，除了應鳳凰出版專書外，《文訊》亦結集《出版30家》、《出版18家》兩大本專書，共50餘萬字，每個出版社都有將近萬餘字的介紹，也都動用出版工作者與跑出版線的優秀記者，已經成為台灣出版史的重要材料。

翻開每期雜誌，書評只是其中一環，所佔篇幅不巨，但穩定耕耘下來，40年也累積了驚人豐碩的成果。《文訊》從創刊伊始即設置書評專欄，尤其在耕耘十載的《書評書目》（1972-1981）停刊後，《文訊》毅然承接起這項重任，不但每期皆有書評專欄，而且不時以專輯或專文報導的方式，探討書評生態。

在2005年「書評觀察」的專題前，封德屏總編輯即明確指出，書評在針對出版物進行價值評議外，「更應該介於圖書出版和圖書消費之間，以文化輿論的方式，對出版活動產生調節作用，並發揮對作者的激勵以及對讀者的引導功能。」也就是說，書評在品評良莠之餘，最重要的完備了「作者——出版——讀者——評論」這條生態鍊，並試圖對前三者產生良性影響，並擴大出版的社會效應。

➤1980年代中期，百花齊放的書評版面

1980年代中期，報紙媒體開始有了書評專版，包括中國時報「開卷」、聯合報「讀書人」、中央日報「中央閱讀」、自立早報「讀書生活」等，以其週期短、發行量大，而且輔以年度好書評選，拓展了書評的影響力。

其中賡續最久的是中國時報的「開卷」版。「開卷」於2016年停刊後，離開「旺旺中時」的編輯群在網路上以「Openbook閱讀誌」另闢戰場。而自由時報副刊也長期以一日一短評「愛讀書」的方式回應海量出版品。

《文訊》則路遙知馬力，從早年編輯選書約稿，1995年設立「書品五人集」，建立分類選書評書的專業系統，並不斷邀約各方好手參與，調節更替。其中有勤懇追隨出版動態的學者，有樂於分享閱讀喜好的作家，展現了多樣化的視角。

持續書寫、大量耕耘者，早期有葉石濤、鍾肇政、彭瑞金、呂正惠、尼洛、林央敏、白靈、郭明福，中期有林燿德、李潼、羅葉、簡政珍、洪淑苓、郝譽翔、鴻鴻，晚近則有老將袁瓊瓊、須文蔚及新生代作家童偉格、黃建宏、朱嘉漢、蔣亞妮等；張瑞芬與黃錦珠則是橫跨不同時期，筆耕至勤的評論家，重量級的學者如王德威、蔡源煌、李奭學、廖咸浩等也不時加入。評論領域雖以文學為主，也有如林文淇、高大威等提供藝術性的、社會學的不同視野。

➤書評之難

在文學史上，我們可以從宏觀的眼光看待作家的總體成就，並從而定位其不同時期的作品。然而書評最大的考驗，便是在每本書問世之際，便賦予當下的評價；有些見解與時俱遷，有些卻歷久彌新。從這些書評中，可以看到某些燦爛的煙火，也可以見證某些宏偉建築的第一塊地基。

因為受命遴選每年一篇書評，成就一本《時代之書》，我有機會總覽40年來2000多篇評論，猶如進入歷史現場的沉浸式實境。

選擇似易實難。可以全挑重量級的經典（這可一點也不難），但問題有二：

其一是，重量級著作未必有幸能第一時間得到份量相稱的評論。尤其早年書評專業觀念尚未定型，不少評論者以親友團的口吻登場，在評論中大敘與作者的交誼，雖然也具有參考價值，卻難以視為嚴謹評價。也有眾多評論其實形同書介（某一時期欄目果然就叫做「書評書介」），小說則止於書寫情節摘要，詩集則充滿佳句摘抄和主題綜述。能夠見木又見林，把一本新著比對作者風格脈絡、進行文類考察、甚至拉出文學史座標、彰顯時代意義者，並非篇篇能做到。

有時不免宥於時代風尚，對某些性別、政治議題，發抒令人失笑的偏見。做為一本「時代之書」，不是不能存時代的偏見之真，但因為「一年一書」的配額限制，篇幅寶貴，恐怕還是只能請它們讓位。一流原著有時只有三流評論，有時反之，權衡之下，仍須以評家的筆力、眼界為最後出線的標準，畢竟這是一本評論集。

問題之二接踵而至：如果一年有超過一本原著與評論皆美的文章時，該如何選擇？尤其如果文類、主題、風格殊異，而各自皆極具意義的話？這時只能靠其他檢選標準來輔助。

考量到全書最好具備各方面的代表性，包括原著文類、主題、世代、區域的考量，以及書評作者本人的份量。有多枝長期耕耘的健筆，重要著作與議題無役不與；也有驚鴻一瞥的名家，與原作者隔空御劍過招，留下令人讚嘆的光影。限於篇幅，仍有多篇重要評論無法選進書中，讀者可逕赴線上「臺灣文學知識庫」求索。出爐的名單，自然是掛一漏萬，但希望至少能兼顧廣度與深度。

➤如何生成《時代之書》

以1983年選出的第一篇書評，張雪映詩集《同土地一樣膚色》為例。張雪映為1980年代「陽光小集」社長，曾經十分活躍，李豐楙教授的評論除了細膩的文本考察，也指出他突破了政治的禁忌，寫出農民的真實心聲，並期許這本書「只是張雪映創作生涯的開始，只是臺灣新詩潮的第一波。」

然而未幾詩人即被列入黑名單而流亡海外，多年後返國從事政治運動，創作生涯並未發芽開花，就此消失在台灣新詩史。然而這本詩集曾引起的矚目，卻在這篇書評中留下鮮明的印記。

書評有別於文學史、以及勝出文學史之處，往往就在論者與作者、讀者間的種種商榷、提問、指教、期許，「現在進行式」的時態和語調，帶給作品更多衍繹的可能。

而最後一篇2022年所涉的簡莉穎劇本集，則展現了這個冷門文類在當下的巨大能量，以及一位優秀劇作家在議題與視野上的開創性。可以說見證了1980年代風起雲湧的現代劇場運動，歷經40年的發展積累後，在文學與藝術上的耀眼收成。這篇評論，也剛好可以成為《文訊》40年的紀念。

最後選出34家的40篇評論，書寫對象計有18本小說（包括3部以小說為主的選集）、7本詩集、6本散文／報導文學、6本評論、2部戲劇（包括1部劇本集和1部戲劇史）、以及1冊繪本，當然其中不乏跨文類的作品。主題涉及原住民文學、客語文學、台語文學、歷史、政治、武俠、科幻、生態、性別、同志、勞工、電影、音樂……；合而觀之，反映的是40年來台灣的文學及藝術、文化、社會史。

前提以在台灣首版的出版物為主，外文翻譯書及中國作家的著作遂不與焉——即使1990年代起，《文訊》扮演了兩岸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同時香港及海外華文作家則經常在台灣首版，並早已成為台灣文學的一部份，所以仍一視同仁地納入考量名單。

➤見證建構台語文學的波瀾與心路

既是以今日眼光重讀這些篇章，難免後見之明。昔日的另類，往往成為後來的主流，因而當年能有另眼相看，格外不易。例如1987年彭瑞金評論拓拔斯．塔瑪匹瑪小說集《最後的獵人》，即梳理了從張深切、鍾肇政等漢人書寫的原住民題材，到原民作家如排灣族的陳英雄的脈絡，指出他們都沒能脫離漢文化的價值觀，從而凸顯拓拔斯．塔瑪匹瑪的拓荒意義；更橫手一指寫實主義風潮下的作家擔負過重社會使命，急於寫作自己不熟悉的農工題材，矯枉過正，「徒然暴露了文學的無力感」。

及至2003年孫大川編選七大卷《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原民文學的題材及角度多元豐盛，已經蔚然成林。

又如1980年代之初，白先勇《孽子》和馬森《夜遊》引起討論時，論者承認同性戀題材讀來「難免覺得有點尷尬」，還必須拿佛洛伊德來分析同性戀者「自憐自戀」的成因，而出來聲援同性戀無涉人格尊卑、品德高下的論者，也不能不帶上一筆，指出同性戀行為是「性別認同的一種錯誤」。

2017年，紀大偉《同志文學史》堂堂出版，書中特別標舉解嚴對同志文學「出櫃」的重要意義。同樣地，我們也可以從本書中見出，解嚴後藝術文化百花齊放——政治小說、流行歌曲、性別空間的討論紛紛出爐，228與白色恐怖歷史的書寫，地方誌書寫興盛的同時，香港及馬華文學則以其異質性與同感度贏得關注——尤其香港雨傘與反送中運動後，「國安法」施行導致作家紛紛流亡，從這裡也可以管窺1980年代的兩地影壇密切互動後，90年代起文壇與出版往來影響的深刻軌跡；而從1980年代「新現代詩的起點」到新世紀的「告別好詩」，現代詩的「再白話」運動也歷歷在目。

有些「評論的評論」，則可以見到某些論戰及風潮的遺跡。

例如1986年王德威評詹宏志，就可窺見當年《龍應台評小說》及詹宏志《兩種文學心靈》的旋風。王德威對詹筆下「末世審判式的視景」的商榷，回應以「眾聲喧嘩」的史觀，揭示了兩位同代人對「中原／主流vs.台灣／邊緣」對照系統的辯證。又如2013年胡長松對林央敏《台語小說史及作品總評》的再評論，慧眼指出作者「傳奇式情節的隱喻筆法」，有種把評論當史詩小說寫的企圖，見證建構台語文學的艱辛。這些波瀾與心路，具體而微地留存在書評中，以今日眼光看來更具前瞻意義。

書評既是出版產業的一環，在茫茫書海中幫讀者預讀、篩選新書，也可以擴大書的影響力，借力使力、鼓動風潮，成為當代文化論述的先鋒，進而見證歷史、指引未來。在這層意義上，論述眾多「時代之書」的文章，也可以成為一本「時代之書」。當然我們也期許《文訊》，以及未來的臺北文學館，能夠把這項使命堅持下去。●

➤展覽活動

❑ 延伸講座：我們還需要書評的緣故
時間｜7/9（日）14:00－16:00
地點｜紀州庵・古蹟（入內需脫鞋著襪）
講者｜陳蕙慧 x 王聰威 x 郝妮爾
主持｜鴻鴻（《時代之書》主編）
報名｜（請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