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最後10年，台灣出版界關於「華文單一市場」概念逐漸成形：台灣市場太小，很多大書、套書無法投資自製，最可能的方法是仿照英國以英文國家為腹地，台灣也以「華文國家」為腹地，如此方能使台灣出版蛻變升級，更上一層樓。

這是一個戰略夢想，且並非全然無據，最重要關鍵，則是「中國大陸」。或因如此，新世紀前10年裡，兩岸出版交流從無到有，從有到多；熙來攘往，互動頻繁，直到2014年「太陽花．反服貿」踩下煞車，一切打回原形。

吳興文是兩岸出版交流最密切的這段時期裡，一個重要人物。透過他的聯繫引介，許多重要書籍、作家，方得以順利出版。

興文進入中國很早，1988年便跟友人組團出訪。因他喜歡搜買舊書，且嫻熟台灣出版動態，因緣際會，慢慢結識了許多中國出版人，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稱「沈公」的北京三聯書店總經理沈昌文先生。

沈公當時主編《讀書》雜誌，迫切需要世界各地出版訊息，興文是他最得力的台灣幫手，曾經一連為他寄了5年的《中國時報．開卷週報》以及其他重要書訊。兩人緣深，遂以「師徒」相稱。有了這個「師父」，想敲哪扇門都有鑰匙，加上興文與人為善的個性，輾轉結緣，到了世紀之初，他大約可算是認識最多中國出版人的台灣出版人。

1990年代末期，吳興文離開任職10多年的聯經出版公司，轉到遠流出版任職，恰當也是台灣出版大舉西進的時候。2000年前後，我與他相偕到北京，拜訪各大出版社。

印象裡，拜訪就應該外出，誰知不是那樣。前幾天賓館房間像是診所診間，客人一個接一個來訪，這位是興文要交代東西給他，那位是他有事情麻煩興文；這位是聞名已久的作家，那位是名不見經傳的小編輯。興文則有問必答，來者不拒，幫得上忙的幾乎都說好。一天下來，總要見上一、二十位客人。如此這般「白天開門接客，晚上吃飯喝酒」，二、三天後方才正式拜會行程，跟出版社領導握手講話。但其實草蛇灰線，該見該談的早都結束了。

這種打交道方式看似有趣，其實很不容易，裡面包含許多不確定因素。舉個例子，中國出版社都屬公家所有，社長由官方派任，有久久不換的，也有常常換人的，一換了人，前任所答應甚至所簽的合約都可能翻臉作廢。這種情形下，要想合作獲利，「人際關係」便顯得格外重要。而這也是為何彼時很多事，吳興文做得到，別人卻做不來的原因。

然而這種「專長」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他「刻苦無欲」的個性所掙來。譬如他曾為了獲得某位中國暢銷作家的一紙合同，從北京遙遙搭火車（當時尚無高鐵）到湖北小城鎮，在雪地裡跋涉幾個小時，卻無結果。又或者為了談妥一件合作案，與對方宴席周旋，連喝好幾攤酒，喝到臉色發白手發抖而後已。

曾與他親歷的一件事是，兩人從福州叫了部計程車，一路殺到閩清，沿著閩江直往山頭奔馳，原因是出版社趁著「全國書市在福州」，竟然跑到某解放軍營區租借場地培訓社員。車老舊卻開得飛快，沿路荒涼不見人煙，見到營區門口上刺刀站崗的衛兵，心裡不免一怵：「誰真想圖謀不軌，被『蒸發』了也神不知鬼不覺吧！？」興文卻老神在在，有說有笑，跟出版社領導拉拉手，拿到東西後又顛簸奔馳回福州。——這種辛苦，大概也只有他受得了吧。

2003年遠流博識網（北京）文化諮詢有限公司於北京朝陽區成立，由吳興文出任總經理。當時主要任務，除了版權買賣，最重要的是合作出版，擴大利基。在試過好幾家出版社後，最終與隸屬廣西師大出版社的北京貝貝特出版顧問公司結盟，成了合作夥伴。

在這基礎上，吳興文把一個又一個的遠流作家，如鄭石岩、蔣勳、曾志朗、郭泰、劉克襄、茂呂美耶……引入中國，而在2004年白先勇《奼紫嫣紅牡丹亭》一書達到高潮——這本書幾乎是兩岸同步發行，用的是同樣的繁體字網片，僅只封面不同，因地制宜。這事看來似乎沒什麼，其中的複雜與困難，不是過來人實在很難想像。

中國市場是一個曾經的夢，許多人都做過，有成真的，也有破滅的。吳興文不算破滅那一種，原因是除了出版，他還有另外的寄託。從舊書到藏書票，從閱讀到編輯，他都能，也忙得津津有味。因為這些寄託，或說癖，他的欲望相對很少，粗茶淡飯，能過日子就好，「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他也無所謂。破滅的痛苦，於他或也就不是那麼巨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