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逢《文訊》40周年,文訊雜誌社邀請白先勇,與社長封德屏對談,分享兩人經營雜誌、文學創作、出版書籍以及和文壇互動的寶貴記憶。
對談由清大中文系副教授楊佳嫻主持,她憶起出版第一本書時,直到《文訊》雜誌專訪自己,才有成為作家的感覺。楊佳嫻首先帶現場回顧《文訊》雜誌的歷史:1983年由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創辦,2003年轉由民間資金持續經營。40年來,《文訊》早已為臺灣文學在文學評論、史料保存、提攜新秀、聯繫文壇各方面留下珍貴財產。
和《文訊》雜誌同年誕生的,還有同志文學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白先勇的《孽子》。白先勇在1960年代就和臺大外文系同學共同創辦《現代文學》雜誌,為臺灣文壇培育出一批優秀創作者,引介西方現代主義思潮,是前衛的文學與藝術實踐。而在同志仍屬禁忌話題的80年代,又大膽書寫出版《孽子》。
楊佳嫻問:1983年出版《孽子》、《文訊》雜誌創刊時,文壇與讀者的反應如何?白先勇直言:「沒有反應!」1983年的臺灣,正在經歷社會轉型期,面對《孽子》這本涉及禁忌話題的「怪書」,當時的讀者不知如何面對,或者說,是採取避而不談的態度。不過,白先勇的記憶中,龍應台先對《孽子》提出文學批評,沒想到文章刊登後,龍應台到白先勇家中拜訪,兩人自此成為朋友。
封德屏分享,她於1985年加入《文訊》團隊,1992年開始擔任總編輯迄今。她翻開手邊的《文訊》創刊號,立即就找到蔡源煌評論《孽子》的文章:〈《孽子》二重奏〉。當時,蔡源煌任教臺大外文系,在《孽子》出版4個月後即發表近7000字書評。
楊佳嫻指出,《文訊》提供書評、作家訪談寬裕的發表空間,實屬不易。除了刊載《孽子》7000字書評,她的個人採訪經驗中,《文訊》刊登的作家採訪稿篇幅甚有彈性,足以提供訪談者充分發揮的空間。封德屏回應:「雖然早期《文訊》隸屬中國國民黨文工會,但還是秉持著『為作家、讀者服務』的初心,刊登出一篇篇扎實的文學評論。即便在脫離國民黨組織後,服務作家與讀者仍然是《文訊》的宗旨。」
緊接著,楊佳嫻請兩位講者分享,在經營、閱讀、編輯《文訊》與《現代文學》兩份刊物的過程中,是否有印象深刻的經驗?
白先勇說,《現代文學》的誕生,是偶然,同時也是必然。《現代文學》是臺大外文系的同學們一起創辦,不過淡江大學、文化大學的學生,或是軍中作家,甚至藍星詩社、創世紀詩社的成員,都在《現代文學》上發表過作品。
白先勇講述起往事,彷彿還歷歷在目。當時,發表文章的作家大多才十幾二十歲,有外省、也有本省,相處起來非常融洽。那段時期,戰後第二代作家正處於尋找文化認同的階段,而《現代文學》便成為他們實踐的場域。受到時任臺大校長傅斯年的影響,《現代文學》成員滿懷理想辦起雜誌,即使經費與稿件短缺,卻興致高昂。常常幾個人推著腳踏車去送雜誌,或是寫兩篇文章用不同筆名刊登。
封德屏拿起《文訊》創刊號,封面有兩位作家:王詩琅與蘇雪林,一位是日治時期臺灣作家,另一位是外省作家。她表示,從前自己是從歐陽子所編輯的《現代文學小說選集》認識《現代文學》。這兩冊小說選集,選錄了曾經刊登在《現代文學》的小說,許多作家現在都是知名大家了。
封德屏對白先勇所說的亦深感認同,編輯刊物時,內心總懷有大寫的「文學」作為理念基礎,個人的族群和政治立場,都不能左右刊物編輯與人際互動。主編《文訊》時,封德屏盡量留意讓不同政治立場的作家、團體都有發聲空間。
楊佳嫻補充,《文訊》創刊號將兩位作家同置於封面,即便在當時可能具有政治目的,不過卻仍能看到文學「善」的一面被彰顯出來。更重要的是,《文訊》一直以來致力經營的文學工作,成為現在臺灣文學研究的重要資源。
楊佳嫻追問,編輯刊物過程中,兩人是否有令自己很得意的成就?
白先勇說,《現代文學》主要是由臺大外文系和中文系同學經營,他們一方面有系統的翻譯西方重要的文學評論和作品,另一方面也從新的角度,審視中國傳統文化,將中、西融貫。這兩方面,當時都出過幾個成功的專輯,編者們也從中吸取新的創作養分,影響了一代人的文學創作。
封德屏則提到,最近《文訊》從40年來發表的2000多篇書評中,精選出40篇出版成《時代之書:《文訊》40本年選書評(1983~2022)》。主編鴻鴻向她抱怨,好的書評太多,選入太少,少選一篇都是遺憾。由此可見,《文訊》雜誌40年來為臺灣書評做出的巨大貢獻。
她也說到,大約在2009年左右,各家報社的副刊就停止接受手寫稿件,導致許多不擅電腦操作的前輩作家苦無發表園地,因此,2009年1月《文訊》開闢「銀光副刊」,限收65歲以上創作者的文學創作投稿,就算經濟拮据,仍堅持讓「銀光副刊」使用彩色印刷,希望為前輩作家的創作增添色彩。此一舉措,為前輩作家旺盛的創作熱情,開闢發表園地,展現《文訊》對作家的溫暖關懷,也讓《文訊》搜集到許多作家的珍貴手稿。
此外,白先勇特別強調,近幾年臺灣文學館委託文訊負責策畫的「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計畫,是艱難卻極為重要的工程,對臺灣文學研究有很大的幫助。不過,現在這個計畫暫停了,白先勇希望政府或民間的資源可以持續挹注,讓這個計畫得以延續下去。
談到遺憾,白先勇提及當時原本規畫出版書籍,也確實出版了少數幾本,不過資源太少,沒有辦法持續。後來他創辦晨鐘出版社,卻經營不善,最後倒閉。封德屏認為,出版書籍的影響力比雜誌更大一些,不過《文訊》選擇將資源投注在資料庫、作家研究上。「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計畫停止後,《文訊》也規畫將過去40年刊登的作品集結出版。
活動最後,楊佳嫻將目光拉回當下的文學環境。
近年來文學環境變遷的速度與幅度都提升,新的AI技術也影響到文學發展。楊佳嫻請兩位談談:目前文學雜誌面臨的挑戰是什麼?
面對電子化的挑戰,封德屏坦承她也擔心紙本雜誌的銷量與訂閱。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文訊》不僅僅是一本雜誌,更肩負建立資料庫、進行作家研究、史料搜集。她將《文訊》視為「以雜誌為本,發散出去的種種文學工作的整體」,持續在新的時代和文學並肩前行。白先勇則表示,他還是保有對紙本書的情感,並認為文學攸關民族情感教育,這個時代更應該重視文學、文化,以面對AI時代的挑戰。
文學創作是孤獨的過程,然而,透過文學雜誌,創作者之間得以維繫起跨越族群、世代、地區的情感連結。這樣珍貴的經驗,令兩位講者銘記。演講中,也讓聽眾、讀者看見,原來創辦、經營文學雜誌是一件不容易,卻深具意義的時代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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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騰攝,文訊雜誌社提供)
適逢《文訊》40周年,文訊雜誌社邀請白先勇,與社長封德屏對談,分享兩人經營雜誌、文學創作、出版書籍以及和文壇互動的寶貴記憶。
對談由清大中文系副教授楊佳嫻主持,她憶起出版第一本書時,直到《文訊》雜誌專訪自己,才有成為作家的感覺。楊佳嫻首先帶現場回顧《文訊》雜誌的歷史:1983年由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創辦,2003年轉由民間資金持續經營。40年來,《文訊》早已為臺灣文學在文學評論、史料保存、提攜新秀、聯繫文壇各方面留下珍貴財產。
和《文訊》雜誌同年誕生的,還有同志文學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白先勇的《孽子》。白先勇在1960年代就和臺大外文系同學共同創辦《現代文學》雜誌,為臺灣文壇培育出一批優秀創作者,引介西方現代主義思潮,是前衛的文學與藝術實踐。而在同志仍屬禁忌話題的80年代,又大膽書寫出版《孽子》。
楊佳嫻問:1983年出版《孽子》、《文訊》雜誌創刊時,文壇與讀者的反應如何?白先勇直言:「沒有反應!」1983年的臺灣,正在經歷社會轉型期,面對《孽子》這本涉及禁忌話題的「怪書」,當時的讀者不知如何面對,或者說,是採取避而不談的態度。不過,白先勇的記憶中,龍應台先對《孽子》提出文學批評,沒想到文章刊登後,龍應台到白先勇家中拜訪,兩人自此成為朋友。
封德屏分享,她於1985年加入《文訊》團隊,1992年開始擔任總編輯迄今。她翻開手邊的《文訊》創刊號,立即就找到蔡源煌評論《孽子》的文章:〈《孽子》二重奏〉。當時,蔡源煌任教臺大外文系,在《孽子》出版4個月後即發表近7000字書評。
楊佳嫻指出,《文訊》提供書評、作家訪談寬裕的發表空間,實屬不易。除了刊載《孽子》7000字書評,她的個人採訪經驗中,《文訊》刊登的作家採訪稿篇幅甚有彈性,足以提供訪談者充分發揮的空間。封德屏回應:「雖然早期《文訊》隸屬中國國民黨文工會,但還是秉持著『為作家、讀者服務』的初心,刊登出一篇篇扎實的文學評論。即便在脫離國民黨組織後,服務作家與讀者仍然是《文訊》的宗旨。」
緊接著,楊佳嫻請兩位講者分享,在經營、閱讀、編輯《文訊》與《現代文學》兩份刊物的過程中,是否有印象深刻的經驗?
白先勇說,《現代文學》的誕生,是偶然,同時也是必然。《現代文學》是臺大外文系的同學們一起創辦,不過淡江大學、文化大學的學生,或是軍中作家,甚至藍星詩社、創世紀詩社的成員,都在《現代文學》上發表過作品。
白先勇講述起往事,彷彿還歷歷在目。當時,發表文章的作家大多才十幾二十歲,有外省、也有本省,相處起來非常融洽。那段時期,戰後第二代作家正處於尋找文化認同的階段,而《現代文學》便成為他們實踐的場域。受到時任臺大校長傅斯年的影響,《現代文學》成員滿懷理想辦起雜誌,即使經費與稿件短缺,卻興致高昂。常常幾個人推著腳踏車去送雜誌,或是寫兩篇文章用不同筆名刊登。
封德屏拿起《文訊》創刊號,封面有兩位作家:王詩琅與蘇雪林,一位是日治時期臺灣作家,另一位是外省作家。她表示,從前自己是從歐陽子所編輯的《現代文學小說選集》認識《現代文學》。這兩冊小說選集,選錄了曾經刊登在《現代文學》的小說,許多作家現在都是知名大家了。
封德屏對白先勇所說的亦深感認同,編輯刊物時,內心總懷有大寫的「文學」作為理念基礎,個人的族群和政治立場,都不能左右刊物編輯與人際互動。主編《文訊》時,封德屏盡量留意讓不同政治立場的作家、團體都有發聲空間。
楊佳嫻補充,《文訊》創刊號將兩位作家同置於封面,即便在當時可能具有政治目的,不過卻仍能看到文學「善」的一面被彰顯出來。更重要的是,《文訊》一直以來致力經營的文學工作,成為現在臺灣文學研究的重要資源。
楊佳嫻追問,編輯刊物過程中,兩人是否有令自己很得意的成就?
白先勇說,《現代文學》主要是由臺大外文系和中文系同學經營,他們一方面有系統的翻譯西方重要的文學評論和作品,另一方面也從新的角度,審視中國傳統文化,將中、西融貫。這兩方面,當時都出過幾個成功的專輯,編者們也從中吸取新的創作養分,影響了一代人的文學創作。
封德屏則提到,最近《文訊》從40年來發表的2000多篇書評中,精選出40篇出版成《時代之書:《文訊》40本年選書評(1983~2022)》。主編鴻鴻向她抱怨,好的書評太多,選入太少,少選一篇都是遺憾。由此可見,《文訊》雜誌40年來為臺灣書評做出的巨大貢獻。
她也說到,大約在2009年左右,各家報社的副刊就停止接受手寫稿件,導致許多不擅電腦操作的前輩作家苦無發表園地,因此,2009年1月《文訊》開闢「銀光副刊」,限收65歲以上創作者的文學創作投稿,就算經濟拮据,仍堅持讓「銀光副刊」使用彩色印刷,希望為前輩作家的創作增添色彩。此一舉措,為前輩作家旺盛的創作熱情,開闢發表園地,展現《文訊》對作家的溫暖關懷,也讓《文訊》搜集到許多作家的珍貴手稿。
此外,白先勇特別強調,近幾年臺灣文學館委託文訊負責策畫的「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計畫,是艱難卻極為重要的工程,對臺灣文學研究有很大的幫助。不過,現在這個計畫暫停了,白先勇希望政府或民間的資源可以持續挹注,讓這個計畫得以延續下去。
談到遺憾,白先勇提及當時原本規畫出版書籍,也確實出版了少數幾本,不過資源太少,沒有辦法持續。後來他創辦晨鐘出版社,卻經營不善,最後倒閉。封德屏認為,出版書籍的影響力比雜誌更大一些,不過《文訊》選擇將資源投注在資料庫、作家研究上。「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計畫停止後,《文訊》也規畫將過去40年刊登的作品集結出版。
活動最後,楊佳嫻將目光拉回當下的文學環境。
近年來文學環境變遷的速度與幅度都提升,新的AI技術也影響到文學發展。楊佳嫻請兩位談談:目前文學雜誌面臨的挑戰是什麼?
面對電子化的挑戰,封德屏坦承她也擔心紙本雜誌的銷量與訂閱。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文訊》不僅僅是一本雜誌,更肩負建立資料庫、進行作家研究、史料搜集。她將《文訊》視為「以雜誌為本,發散出去的種種文學工作的整體」,持續在新的時代和文學並肩前行。白先勇則表示,他還是保有對紙本書的情感,並認為文學攸關民族情感教育,這個時代更應該重視文學、文化,以面對AI時代的挑戰。
文學創作是孤獨的過程,然而,透過文學雜誌,創作者之間得以維繫起跨越族群、世代、地區的情感連結。這樣珍貴的經驗,令兩位講者銘記。演講中,也讓聽眾、讀者看見,原來創辦、經營文學雜誌是一件不容易,卻深具意義的時代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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