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延亮，人稱阿肥。秋日午後我們走進他家，在客廳一邊喝茶吃蛋糕，一邊與他就新書《台北之春：六十年代的章回人文誌》聊到黃昏，讓人想起季季《行走的樹》裡「阿肥家的客廳」。

文壇前輩季季第一次走進阿肥家的客廳，是在1965年初李泰祥首次小提琴獨奏會那一晚，那時阿肥還未滿20歲。因為受不了體制教育的威權、僵化，經常與教官、老師衝突，高一沒有讀完，阿肥就從師大附中退學，甚至打算拒絕聯考。他反對走上「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這條當時大部分知識分子（以及外省第二代）普遍追求的主流道路，斥之為「藉讀大學欺身出國的鳥事」。

雖然轉學後也還是沒能畢業，但是，暑假時跟著同學回鄉，進到當時屏東排灣族瑪家部落待了一個多月，深刻影響了年少阿肥。他開始跑東門市場、牯嶺街舊書攤，流連於衡陽路的咖啡館聽古典樂；到台大、師大旁聽藝術、哲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各門課程，認識了殷海光等人；也向許常惠學習作曲、跟著史惟亮做民歌採集。

阿肥結識的各路藝文好友、左派同志，常在他家的客廳讀書、聽音樂、抽菸、議論時局。到了飯點，傭人會來喊大家去吃飯。這樣暢快的時光，直到1968年6月6日，俞大綱主辦、阿肥擔任舞台監督的王仁璐現代舞公演結束後隔天，阿肥因「民主台灣聯盟」案被捕而結束。

「老師出了書以後心情如何？」曾擔任阿肥多年助理的筆者，還是習慣稱他老師。

「我覺得是『沒想要做的事情』還是做了！因為當初根本就沒有要出版啊，只是寫給朋友看的。」

➤有一號就有二號

丘延亮email信箱裡有個數十人的「阿肥往事回想：親役輕憶清議系列」群組，名單不時增加，是他的第二號讀者群。讀者們的回應不太多，沒有特別強烈的意見，偶爾會收到「好看！」兩個字。

第一號讀者則是筆者我。三本《台北之春》、兩百多回文章的原稿，大約從六十幾回之後，幾乎都是我謄打的。阿肥的字飛舞在中研院的500字稿紙上，每一回大約7到10張稿紙。起初至少得校對3次才能定稿，後來熟悉了阿肥的筆跡，謄打完只需要他自己在寄出前修改幾個字就可以。

「一開始只是寫來娛樂朋友，第一篇就是寫殷海光——他被人家捧得太厲害啦，捧成一個神，我很不爽啊！很可惜，殷海光真是一個很有趣的人呢！」阿肥說得神情飛揚，相較起來，書裡作者跋文中描述的起心動念卻是沉重得多：

「2011年夏天，年紀將近70的我，知道了陳映真中風了5年迄今沒有復原，5年來一個字都沒有寫，一句話也沒有說，希望他再次提筆應該已經沒有可能。有鑑於此，我警覺到自己竟然成為替當年歷史做見證的不二人選，似乎責無旁貸地要有所補白，對當年同伴以及陳映真本人之踐行軌跡、生身境遇、政治取向和思想內涵等，向世人有所有交代。特別由於他們沒有來得及對吾輩之時代有所反省或評說，我體認到書寫那個年代成為了我個人有生之年，不得不向社會負責的歷史任務。」

殷海光的故事寄出兩篇後，第二號讀者群裡的政大教授馮建三，開始幫阿肥的文章編號。沒想到這麼一編號，很是激勵了阿肥：「我就不會想到編號這種事！有一號就有二號，有二號就有三號。平常我寫稿子寫了就丟了，鬼知道你寫什麼東西啊！」

因為有了編號，於是繼續往下寫，從2011年夏天開始，到2022年春天，總共寄出228回。原本是心血來潮寫來娛樂朋友的文章，似乎因為偶然，一篇又一篇地寫下去，最後變成厚重三冊描繪60年代的「肥書」（季季語）。

其實也不只是因為有了編號，阿肥說：「一開始我寫殷海光，都開玩笑找比較輕鬆的材料寫，但是寫到後面那些台大的事情，其實也不輕鬆。我開始覺得，寫這些不光是娛樂人，它本身是值得做的事情，是有意思的。很多事情也只有我能夠做。」

因為起初只是寫來「娛樂朋友」，除了找輕鬆的材料，最初篇幅也不長，每回約只2000字左右。但阿肥對於要提筆寫60年代，心裡並不輕鬆。他不時向自己叩問：「我寫的到底是什麼玩意？幹嘛寫這個？吃飽飯沒事做嗎？比如說寫殷海光，就是要把他從神變成人，因為我跟他是以人的關係交往，這就是我的主旨。」

寫著寫著，阿肥更加篤定這個書寫的意義：「我維持兩個原則，第一個要有intellectual interesting（知性的趣味），任何一個無聊的事情，我都會盡量讓它讀起來有趣。第二，要有認識的理脈，我最怕就是講60年代，講了一大堆事、一堆人的關係，陰謀什麼的來來去去，但是都沒有認識的基礎。我相信我是可以把這個認識基礎做出來的。」

➤「人」很重要，所以叫做人文誌

書寫60年代的回憶必然是帶著任務的，但對於回憶過往的過程，阿肥的形容卻很輕盈美妙：「就像我在舊好茶山上，月亮上來以後，對面的大武山雲瀑就撲過來了，往你身上嘩～嘩～這樣地撲過來。記憶是這樣的東西，你擋都擋不住！」

阿肥的往事回想不是編年史般順序架構的大敘事，而是從某個人或事件開始，像一團線的線頭，抽出來一點、又拉出來更多。「我們做研究的人沒有別的長處，就比較有耐心抽線索，線索當中有一個很奇怪的、帶了一顆閃閃發光的東西，我就要追。所以這個不是直線，是像爬藤一樣的。」

追線索是爬藤，找材料倒像是在料理什麼。阿肥找到材料會先丟在一邊，讓它涼下來，冷一個禮拜，再花一、兩天寫出東西。但最貼切的書寫比喻還是如同他自己的描述，也是影像研究者張世倫在推薦文裡點出的特殊方法——仿地質田野考察的方式，追蹤分散在地表各處的「露頭」，然後往下挖掘、分析、重組沉壓在歷史礦脈裡的斷層與結構。

在歷史與記憶間來回挖掘、拼湊、核對，的確是個體力活，彷彿能看見阿肥帶著十字鍬，到處敲敲打打的情景。這套書舉行新書發表會時，輔大教授夏林清則形容，阿肥像是一隻穿山甲，披著一身鱗甲，四處挖洞。

為何會從地質田野考察方式得到啟發呢？他說是緣自1968年坐牢的時候。「從保安處的押房到景美，什麼書都不給你看，只能看一些『科學』的書。正中書局出了《地質學原理》，因為我唸人類學，考古也知道一點，所以就花了大概3個月到半年，讀地質學跟地質史。」

阿肥在書中讀到，要找岩層、斷層或礦脈，可以找地表的某一些露頭（outcrop）。「你找到這個地方有、那個地方有，連起來再看地層，就發覺露頭不是分開單一的，是整塊東西突出來。我就是受這個影響。」

雖然書名是《台北之春：六十年代的章回人文誌》，實則在「台北」和「60年代」這兩個「露頭」底下，阿肥還挖出了50年代的台北，和30年代的上海。

➤我認識的第一個左派

50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抓捕殺戮未歇，思想箝制、言論噤聲。以今日想像，那時的空氣似乎蒼白安靜。阿肥的媽媽鄧麗楞女士卻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在台北臨沂街丘家的客廳，辦起了沙龍式的聚會。

週二下午是主婦聯誼，週四下午的文學、藝術講座，有好吃的甜點，也會事先刻鋼板油印講義發給來賓，週六晚上則是音樂或電影欣賞，有時還有「會後舞」，也不定期安排各家小孩們才藝表演。參與的人有媽媽的親友，不乏高官賢達，也有年輕一輩的新銳藝術家、文青、大學生們。據陳映真說，他在認識阿肥前，就曾到過丘家的客廳。

「媽媽沙龍」是怎麼來的呢？阿肥從回憶、舊照與家族親人轉述裡爬梳，重新認識了母親的身世與家世，才知曉她是甲午戰爭致遠艦管帶鄧世昌家族後人。鄧麗楞生長的30年代上海，不只有影視劇裡的歌舞昇平、摩登新潮，也是進步青年、左派知識人成長的溫床。而常與鄧麗楞一同協辦文藝講座的，還有她畢業於東京帝大，深受大正教養年代社會思潮與白樺派影響的好友虞君質。

關於阿肥媽媽、家族及其往來的聞人雅士，曾經如何繁華、動盪的風流遺事，大部分都收在第二卷「輕憶」裡，甚至一度有來自對岸、乘著近年「民國熱」出版成繪本書的邀請。

但50年代的媽媽沙龍，不只是當時上流階層茶餘飯後的風花雪月，也是那個滯悶時代裡一處可以喘息的窟窿，也才有了10年後阿肥的左派同志們自在混跡的客廳。

阿肥都是這樣對朋友們介紹那幅高掛牆上的油畫：「我母親啊，她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左派。」

➤文鬥必勝？

關於母親的故事，其實是阿肥更早以前就完成的，提筆時心情鬱悶低落，寫了之後沒有編號，也不大外傳。那是2001年，新世紀之初。在友人的建議下，阿肥偶爾去榮總找精神科醫師張凱理，在他的診間，兩人相對無言，吞雲吐霧。「我們不是諮商，他不承認是諮商我，我也不承認被諮商。我們對著抽菸，其實滿好的。他老是問我：你有沒有鄉愁？你的鄉愁在哪裡？」

當時，阿肥在香港浸會大學的教職即將結束，與中研院打著官司，能否回來台灣定居還是未知數。「他問我回來怎麼樣？我說媽的，我不回來去哪裡？我本來去（流亡）美國就打算回來，後來發覺也是我太天真，從我78年逃出去，等拿到碩士、拿到博士候選人的資格，才5年就想爬回來。83年不給我回來，甚至到了88年也不給我回來，對他們來說你這個紀錄（政治異議分子）太新鮮了嘛！」阿肥語帶自嘲的說。

阿肥說，記得還在黑名單的時候，有一次回台灣，過海關時驗護照，機器發出「逼」的一聲。海關人員問他：「你是什麼事，欠錢不還嗎？」阿肥回，是帽子，紅帽子。「現在還有紅帽子？！」海關人員詫異。

我有點訝異阿肥自己提起黑名單的事，記得以前他總有點抗拒談坐牢、審訊這些事。「現在書出了，我壓力就小啦，覺得我該交代的都交代啦，60年代有思想內容的東西丟出來了。我現在覺得比較輕鬆，可以寫啦。」

出了三大冊書，或許像是放下了回憶與情感的重擔，可以談論曾經有點敏感的人事物，「以前覺得68年以後這個世界完蛋啦，以為我們從前的關係，通通老死不相見了。後來出牢以後發現，這些老傢伙王八蛋都還在，有的還是在一起鬼混。生命真是不見得那麼悲情、那麼脆弱的。」

「那，68年以後你還搞組織嗎？」我問阿肥。

阿肥擺擺手，他提起「石門景象光明」的事：「組織這件事情的可怕會燙傷人，特別是左派。左派的組織多少脫不了布爾什維克，或者是列寧黨的性質。為了立場、為了偉大的革命，可以犧牲人跟人的關係。雖然我們還沒有到那個程度，還沒有變成那樣的組織，但我非常排斥。對他們來講，我這個傢伙是一個無可救藥的無政府主義者，或者我講的，原始的左派，比你左派更左的、虛無主義的左派。我從來不會做任何由上而下的組織工作。」

阿肥說，接下來打算寫1968到78，已經寫了5篇。「寫第一天坐牢，進去就是疲勞審判。我本來始終覺得動不了手，憋了那麼久還是有好處呢！」他興奮地透露了不少書寫內容，還表示最近手感很不錯，有時在睡夢中，也恍惚是在寫著。

「我現在寫的責任就是，寫坐牢不要跟別人一樣。現在寫回憶錄和白色恐怖歷史的一堆，有些看了很火大呢！根本是寫黨史、寫黨員，只有帽子、沒有臉！幹！我就不要寫成那個樣子。別人寫的是規格，我要寫的是性格！」阿肥語氣有些激動，彷彿當年那個在台大文學院捶桌、怒問存在主義的青年再現。

「對老師來說，現在書寫還是戰鬥嗎？或者是已經放下了？」

「不是放下，是放鬆了。」阿肥說：「過去刀光劍影的東西在《台北之春》就比較收斂了。現在也是戰鬥，但就比較有太極拳的味道，看得懂的人就看了。最主要是要讓被我罵的人看懂，其他人看不懂沒關係。就當我是廢物利用、資源回收，只要有鬥就贏，然後多一個讀者，跟我一起玩得很開心，我就賺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