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這個共產國家是由兩個種族共同組成的國家,兩種語言也通行無礙。其一是捷克語,另外一種是斯洛伐克語。」
1984年葉石濤在介紹捷克文學時,開頭是這麼寫的。
為了在「作家閱讀月」行前多認識捷克文學,我找到了葉石濤這篇專文 。此文發表於40年前,年代有些久遠了,卻成為我的捷克文學入門之一。然而40年來,捷克已產生巨大的轉變。經歷天鵝絨革命,捷克與斯洛伐克各自獨立,捷克已經不是葉石濤文中的共產國家了。
葉石濤撰文時,捷克文學還少有中譯本,他讀的很可能是日文翻譯。他從9世紀的波希米亞公國(Duchy of Bohemia)開始,花了相當篇幅介紹捷克歷史。而這些歷史,都和書寫系統息息相關。從格拉哥里字母(Glagolitic script)起,捷克語經過300年的時間,才有了標準化的書寫方式。
擁有接近言文一致的書寫工具後,捷克文學並沒有就此順利發展。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控制這塊土地將近300年,德語逐漸成為上層語言及教育語言,捷克語走向衰落。葉石濤特別關注捷克知識分子抵抗德語化的過程,以及浪漫主義詩歌在語文復興、民族復興的角色。
建立文學傳統意味著什麼?語言、國家和民族三者如何交互影響?葉石濤試圖從捷克文學史,梳理出一種可能性。這些問題放到現在的台灣,仍是魔王級課題。台語文及本土語文創作者,也會面臨捷克經歷過的類似議題。
➤從1900年講起
捷克文學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Czech Literature )這本捷克文化部贊助出版的小冊子,從1900年起談捷克文學。為什麼是1900年?讀到目錄的當下,我心中就升起這個疑問。
1915年,布拉格出身的卡夫卡發表了《變形記》。他是「捷克作家」中,最為台灣人熟知的一位。然而這對「捷克文學」來說有些尷尬,因為卡夫卡的作品多數是由德語寫成。
捷克和德國的糾纏,早在上個世紀就開始了。捷克著名詩人馬哈(Karel Hynek Mácha)出生於1810年,他在學校學習德語、拉丁語,這是當時哈布斯堡王朝的教育語言。然而,生活在布拉格的馬哈,日常語言是捷克語。他後來的創作也以捷克語為主,著名的抒情長詩〈五月〉(Máj),成為捷克浪漫主義詩歌經典。如今,他的雕像樹立在布拉格佩特任(Petřín)山腳下。每到5月,不少人會到雕像前朗誦這首詩,就像台灣有人會播放〈五月十一彼下晡〉。
卡夫卡就讀於奧匈帝國統治下的查理-費迪南德大學(Charles-Ferdinand University)。這所歷史悠久的學校,當時拆分成德語和捷克語兩所大學。在布拉格,捷克語和德語使用族群,不管是生活方式或政治立場都有相當大的分歧。身為猶太人的卡夫卡夾在兩者之間,他能使用兩種語言,教育則以德文為主,讀的是德語大學。這所大學現為查爾斯大學(Charles University),以捷克語教學為主。
一戰前後,捷克在政治、文化上,出現不少對奧匈帝國的反抗,無政府主義、共產思想在捷克蔓延。這段期間,一名年輕人被徵召入伍,被迫加入這場戰爭。他在前線被俄國俘虜,離開戰俘營後卻留在俄國,成為布爾什維克黨員並加入紅軍。這名年輕人就是哈謝克(Jaroslav Hašek),他的戰爭經驗成了小說《好兵帥克》(Sudy dobrého vojáka Švejka za světové války )的養分。
書中荒誕、有趣的故事,使得帥克廣受歡迎。波蘭、捷克和斯洛伐克都可以找到帥克的塑像。好兵帥克故事篇幅較長,中文版猶如一本磚塊書。我雖然沒有讀完,不過很快就能明白這個角色的魅力。帥克在軍中是「天兵」,卻又愛「重提當年勇」,讓我很容易聯想到遇過的人。
位於波蘭舍密士(Przemysl)的帥克雕像(圖源:wikipedia)
一次大戰結束後,捷克斯洛伐克脫離奧匈帝國,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台灣此時也受這波民族自決的浪潮影響,更首次有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旅人出現在公眾面前。1929年,卜吉比索爾(Bohumil Pospíšil)從基隆港上陸,環遊台灣一周,甚至包含花東。
他的到來引起媒體關注。台灣民眾黨幹部蔣渭水邀請他到大稻埕演講,內容包含捷克斯洛伐克獨立及歐洲情勢。從來沒看過捷克人的台灣人,以及從來沒看過台灣人的捷克旅人,要怎麼交流呢?報導寫演講由許植亭翻譯,兩方知識分子也能用世界語溝通。當卜吉比索爾接受採訪,被問到對台灣印象如何,他的回答是「好熱…… 」(暑いてすね)。
捷克斯洛伐克獨立的時間並沒有很久,慕尼黑條約後,捷克經歷短短169天的第二共和,便被德國佔領。捷克文學巨擘卡雷爾.恰佩克(Karel Čapek)早在這之前,便出版《山椒魚戰爭》(Válka s Mloky ),小說描述小島上的山椒魚發展出智慧,逐步對人類展開侵略計畫。志文出版社在1999年發行了《山椒魚戰爭》譯本,譯者相當神祕,採用吳憶帆這個筆名。根據《翻譯偵探事務所》的考據,譯者是來自花蓮,就讀過中文系並曾留學日本的吳旺財。
這種以科幻諷喻現實的寫法受到葉石濤注意,「機器人」的英語詞彙robot更是出自恰佩克的小說《R.U.R. 》,可見其作品的影響力。目前市面上可以看到恰佩克作品《走進北國》(Travels in The North ),是難得由台灣人翻譯的作品。
1900年至二次大戰期間,是捷克政治快速變動的時期。奧匈帝國崩解,捷克意識興起,使得捷克語現代文學作品大量迸發,除了前衛詩歌、散文,也有寫實、左翼、科幻等多樣的小說。捷克語進入教育體系成為官方語言,德語淡出這塊土地。然而,這並不代表捷克文學就能自由成長。
台史博展出的卜吉比索爾特展(圖源:台史博臉書)
➤脫離原本意義的金句
捷克緊接著面臨共產統治,言論自由受到限制。不過,出現在這段時期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和《過於喧囂的孤獨》,成為台灣人耳熟能詳的作品。這兩本書的標題一度成為流行句式,大量出現在文學雜誌和文案之中,只是多數語意已脫離作品原本的意義。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出生地布爾諾(Brno),是這次台灣作家即將造訪的城市之一。當地的米蘭.昆德拉博物館,集結了昆德拉各種語言的出版品。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書中的概念,譬如永劫回歸、媚俗、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等,在台灣已有眾多引用和延伸。若要說昆德拉對台灣文壇的影響,或許是他對敘事形式的嘗試,契合台灣的現代主義傾向。在小說穿插思考和論理的書寫方式,受到不少作家歡迎。昆德拉逝世後,作家沐羽在評論中反省了昆德拉書寫方式的極限,讓人耳目一新。
昆德拉自1975年流亡法國後,作品多以法文出版,後期更完全以法文寫作。他的作品大多由尉遲秀自法文版翻譯,引入台灣,其他國家的譯本也大多是以法文版為基礎。昆德拉的作品算不算捷克文學,在捷克也有一番討論。
赫拉巴爾(Bohumil Hrabal)同樣出身布爾諾,他49歲出道,60多歲出版《過於喧囂的孤獨》。這本書在台灣受到喜愛,或許也和台灣的文學偏好有關。這本書讓我看到,小說不需依賴動作和情節,也能有相當的份量。相比之下,《底層的珍珠》書寫大量閒聊式對話,生動的語言和刻畫,更讓我覺得佩服。
面對政治,赫拉巴爾採取較為低調的態度,他並未簽署七七憲章。1977年,哈維爾(Václav Havel)等知識分子起草了這份文件,批評捷克的共產體制,並引起了一波涵蓋文學、音樂、戲劇的浪潮。哈維爾本身是多產的劇作家,同時也寫詩和時政評論。他的《無權力者的權力》2021年在香港重譯出版,正逢反國安法、反送中等運動,廣受討論。
詩人塞佛特(Jaroslav Seifert)是簽署七七憲章的文化人之一。他在198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正是因為他的獲獎,葉石濤才在當年寫下捷克文學的介紹。只可惜,台灣沒有塞佛特詩歌譯作出版,只有少部分作家如宋澤萊的零星翻譯。台灣讀者只能買到由中國翻譯引入的散文體作品(prosaic work)《世界如此美麗》(Vsecky krasy sveta )。
布爾諾(Brno),作家閱讀月舉辦城市之一,也是米蘭昆德拉和赫拉巴爾出身地(圖源:wikipedia)
➤翻譯的困境
翻譯一直是台灣和捷克文學相距甚遠的原因之一。除了昆德拉的法文作品,前面提到的作品多數是由中國捷克語學者翻譯,台灣再轉成繁體中文出版。
閱讀國外作品時,時常會有人指認有「翻譯腔」。翻譯腔這個詞涵納廣泛,許多異於台灣華文的行文風格都被稱為翻譯腔。這批作品讓人感受到的,與其說是西化語序,不如說是中國腔。譬如《過於喧囂的孤獨》中用「耗子」來指「老鼠」,用「轉一轉」來說「逛一逛」,這些都是中國慣用的華文。
近幾年台捷兩國交流增加,捷克文化部門促成了《花束集》(Kytice )在台出版。這是18世紀由埃爾本(Karel Jaromír Erben)搜集的民謠故事詩。埃爾本是奧匈帝國統治下的捷克復國運動者,這種求諸土地,找尋民間文學的精神,不免讓人聯想到李献璋主編的《臺灣民間文學集》。
台灣出版的《花束集》,由政大斯拉夫語文系研究者翻譯。然而,翻譯後的華文口吻近似民國初期的白話文,「你瞧」和「把+名詞+動詞」句型,讓人想起楊喚那樣的文字風格。
這樣一本有些年代、取材土地的作品,翻譯至台灣時應該採用什麼樣的語文風格?或許可以是台灣當今的華文,具民間本土語言特色的華文,甚至是台文。
詩人羅青及翻譯團隊的教授,各為《花束集》撰寫一篇序文。序文中,他們都談到捷克追求民族精神的歷史,文學凝聚共同體意識的功能。但其中一篇序文卻用「中國四大民間傳說」做對照,以此介紹《花束集》給台灣讀者,讓人有些尷尬。
翻譯是雙向的過程,認識他者的同時也需認識自身。研究外國語文的台灣學者,或許可以和台灣文學界多多交流。
台灣可以買到的捷克翻譯作品,大多止於共產時期,民主化後的作品便很難看到。一方面,或許受出版產值萎縮影響,使得資本投入受限,相關語文人才培養不易。另一方面,目前出版的作品大多以中國做中繼,經由簡轉繁在台灣出版。捷克1989年天鵝絨革命後脫離共產陣營,反思、批評共產時期的作品,在中國言論逐漸緊縮的狀況下,或許變得不受歡迎、難以出版。
《花束集》;《臺灣民間文學集》
➤民主化後的捷克文學
民主化後的捷克,使用相當多元的媒體管道為自己發聲。布拉格國際電台(Radio Prague International)有許多英文的捷克報導,並策劃了一系列捷克文學專訪、介紹。捷克文化部成立的Czechlit網站,也有系統的整理了近年的外譯作品,類似台灣的Books from Taiwan。我從這些書單中找出有興趣的小說作品,試著閱讀了一些。
伊維格(Michal Viewegh)擅長用諷刺、幽默的方式,刻畫捷克的共產時期和民主化的改變。《波希米亞女孩養成指南》(Bringing Up Girls in Bohemia )描寫一個無所事事、生活失去目標的年輕女孩。書中的角色包含女孩致富的父親、她的家庭教師,都面臨自由所帶來的恐懼和虛無。舊的規則沒有用了,但我是誰?我的意義是什麼?隨著情節推進,這些角色紛紛走到了道德的邊緣線。
奧斯特拉瓦(Ostrava)是這次台灣作家會造訪的另一個捷克城市,也是楊.巴拉班(Jan Balabán)的小說舞台。奧斯特拉瓦在共產時期計劃經濟下,曾是工業大城,民主化後面臨轉型困境。巴拉班的短篇小說集《我們也許要走了》(Maybe We’re Leaving )以此為背景,描寫這座城市裡人們的生活。
台灣讀者或許很熟悉短篇小說集這樣的形式,不過《我們也許要走了》較文學獎常見的篇幅又更短了些,集中描寫幾個彷彿時間切片的場景。在濃縮的切片裡,人物經歷神祕的、頓悟的或靈光的時刻。由於篇幅短,小說集篇數相對較多,對於人的採集更加多元。有這樣的寫作功力和感染力,不難理解巴拉班在捷克備受推崇。
佩特拉.胡洛伐(Petra Hulova)則是讓我嚇一跳的作家。胡洛伐23歲出版第一本書,即在捷克大受歡迎。這是部長篇小說,題材還是蒙古不同世代的女性。她本身在查爾斯大學就讀文化系,從事蒙古研究。
胡洛伐在《一切皆為我所有》(All This Belongs to Me )展現驚人的建構功力,用如詩的文字風格描寫場景,更採取第一人稱敘事,穿插許多蒙古文詞彙。她後來也以布拉格為場景繼續創作,主題和《一切皆為我所有》類似,都是關於女性在城市中的性工作,只可惜找不到翻譯版本可以閱讀。
CzechLit捷克文學網站
➤台捷文學的對反雙生
捷克和台灣在文學史上,有許多相似的背景,卻又因部分條件相異,而有不同的發展。
一戰前夕,捷克文學在德文的籠罩之下,逐漸轉向。台灣則是在日本統治下萌發台灣話文。然而,捷克文書寫系統早在14世紀就發展成熟,即使奧匈帝國長期統治,仍保有生命力。
二戰後,蘇聯在中東歐並沒有採取完全的俄文化政策,而是利用這個地區複雜的族群矛盾,進行單一民族化,並藉此鞏固蘇聯的正當性。在捷克,統治當局宣傳捷克文和俄文的相似性,營造一家親的形象。
俄國文化在共產時期具有一定的優越性。《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托馬斯和特麗莎經歷的最大轉變,就是他們在1968俄國入侵時,從瑞士回到了布拉格。這種有些偶然的決定,卻使得他們往後的生活面臨意想不到的困境。
對幸福求之不得的特麗莎,將希望託付在鄉村生活。她原本期待著田園詩般的生活,卻發現溫泉村莊的街道、地名,都被改成俄國名字。這種生活在他方的狀況,台灣人並不陌生。
共產統治下,捷克政府對出版品嚴格監控,如同台灣的出版審查。不過,在台灣被打為工農兵文學的寫實主義,在共產時期的捷克,變形為強調集體的社會寫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並成為官方文藝方針。也因此,與之對抗的作品往往帶有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
在這樣曲折環境下生長的捷克文學,以及台灣文學,未來會有什麼樣的發展?兩者之間的交流能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我暫且將這些大問題收到行李深處,先祝福諸位台灣作家旅途愉快、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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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素材:Photo by David Konečný © Authors’ Reading Month、wikipedia
由捷克Větrné mlýny出版社舉辦的「作家閱讀月」(Author's Reading Month)是中歐著名的文學盛會,每年7月邀請特定主題國的31位作家,以馬拉松接力方式,在捷克、斯洛伐克等5個主題城市,舉行為期一個月的作家朗讀會。
今年將邁入25周年的捷克「作家閱讀月」,將臺灣訂為主題國,是該活動第一個亞洲主題國。包括蘇偉貞、平路、吳明益、高翊峰、向陽、鴻鴻、張娟芬、楊双子等31位跨世代的臺灣作家,將應邀前往中歐城市巡迴,將臺灣文學的多元面貌帶給歐洲讀者。(2024「作家閱讀月」官網)
即將前往赴會的作家洪明道,行前搜羅研讀捷克文學的相關資料,他將各項筆記心得彙整成章,慷慨公開與文友及讀者分享,是為本文。
1984年葉石濤在介紹捷克文學時,開頭是這麼寫的。
為了在「作家閱讀月」行前多認識捷克文學,我找到了葉石濤這篇專文。此文發表於40年前,年代有些久遠了,卻成為我的捷克文學入門之一。然而40年來,捷克已產生巨大的轉變。經歷天鵝絨革命,捷克與斯洛伐克各自獨立,捷克已經不是葉石濤文中的共產國家了。
葉石濤撰文時,捷克文學還少有中譯本,他讀的很可能是日文翻譯。他從9世紀的波希米亞公國(Duchy of Bohemia)開始,花了相當篇幅介紹捷克歷史。而這些歷史,都和書寫系統息息相關。從格拉哥里字母(Glagolitic script)起,捷克語經過300年的時間,才有了標準化的書寫方式。
擁有接近言文一致的書寫工具後,捷克文學並沒有就此順利發展。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控制這塊土地將近300年,德語逐漸成為上層語言及教育語言,捷克語走向衰落。葉石濤特別關注捷克知識分子抵抗德語化的過程,以及浪漫主義詩歌在語文復興、民族復興的角色。
建立文學傳統意味著什麼?語言、國家和民族三者如何交互影響?葉石濤試圖從捷克文學史,梳理出一種可能性。這些問題放到現在的台灣,仍是魔王級課題。台語文及本土語文創作者,也會面臨捷克經歷過的類似議題。
➤從1900年講起
捷克文學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Czech Literature)這本捷克文化部贊助出版的小冊子,從1900年起談捷克文學。為什麼是1900年?讀到目錄的當下,我心中就升起這個疑問。
1915年,布拉格出身的卡夫卡發表了《變形記》。他是「捷克作家」中,最為台灣人熟知的一位。然而這對「捷克文學」來說有些尷尬,因為卡夫卡的作品多數是由德語寫成。
捷克和德國的糾纏,早在上個世紀就開始了。捷克著名詩人馬哈(Karel Hynek Mácha)出生於1810年,他在學校學習德語、拉丁語,這是當時哈布斯堡王朝的教育語言。然而,生活在布拉格的馬哈,日常語言是捷克語。他後來的創作也以捷克語為主,著名的抒情長詩〈五月〉(Máj),成為捷克浪漫主義詩歌經典。如今,他的雕像樹立在布拉格佩特任(Petřín)山腳下。每到5月,不少人會到雕像前朗誦這首詩,就像台灣有人會播放〈五月十一彼下晡〉。
卡夫卡就讀於奧匈帝國統治下的查理-費迪南德大學(Charles-Ferdinand University)。這所歷史悠久的學校,當時拆分成德語和捷克語兩所大學。在布拉格,捷克語和德語使用族群,不管是生活方式或政治立場都有相當大的分歧。身為猶太人的卡夫卡夾在兩者之間,他能使用兩種語言,教育則以德文為主,讀的是德語大學。這所大學現為查爾斯大學(Charles University),以捷克語教學為主。
一戰前後,捷克在政治、文化上,出現不少對奧匈帝國的反抗,無政府主義、共產思想在捷克蔓延。這段期間,一名年輕人被徵召入伍,被迫加入這場戰爭。他在前線被俄國俘虜,離開戰俘營後卻留在俄國,成為布爾什維克黨員並加入紅軍。這名年輕人就是哈謝克(Jaroslav Hašek),他的戰爭經驗成了小說《好兵帥克》(Sudy dobrého vojáka Švejka za světové války)的養分。
書中荒誕、有趣的故事,使得帥克廣受歡迎。波蘭、捷克和斯洛伐克都可以找到帥克的塑像。好兵帥克故事篇幅較長,中文版猶如一本磚塊書。我雖然沒有讀完,不過很快就能明白這個角色的魅力。帥克在軍中是「天兵」,卻又愛「重提當年勇」,讓我很容易聯想到遇過的人。
一次大戰結束後,捷克斯洛伐克脫離奧匈帝國,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台灣此時也受這波民族自決的浪潮影響,更首次有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旅人出現在公眾面前。1929年,卜吉比索爾(Bohumil Pospíšil)從基隆港上陸,環遊台灣一周,甚至包含花東。
他的到來引起媒體關注。台灣民眾黨幹部蔣渭水邀請他到大稻埕演講,內容包含捷克斯洛伐克獨立及歐洲情勢。從來沒看過捷克人的台灣人,以及從來沒看過台灣人的捷克旅人,要怎麼交流呢?報導寫演講由許植亭翻譯,兩方知識分子也能用世界語溝通。當卜吉比索爾接受採訪,被問到對台灣印象如何,他的回答是「好熱……」(暑いてすね)。
捷克斯洛伐克獨立的時間並沒有很久,慕尼黑條約後,捷克經歷短短169天的第二共和,便被德國佔領。捷克文學巨擘卡雷爾.恰佩克(Karel Čapek)早在這之前,便出版《山椒魚戰爭》(Válka s Mloky),小說描述小島上的山椒魚發展出智慧,逐步對人類展開侵略計畫。志文出版社在1999年發行了《山椒魚戰爭》譯本,譯者相當神祕,採用吳憶帆這個筆名。根據《翻譯偵探事務所》的考據,譯者是來自花蓮,就讀過中文系並曾留學日本的吳旺財。
這種以科幻諷喻現實的寫法受到葉石濤注意,「機器人」的英語詞彙robot更是出自恰佩克的小說《R.U.R.》,可見其作品的影響力。目前市面上可以看到恰佩克作品《走進北國》(Travels in The North),是難得由台灣人翻譯的作品。
1900年至二次大戰期間,是捷克政治快速變動的時期。奧匈帝國崩解,捷克意識興起,使得捷克語現代文學作品大量迸發,除了前衛詩歌、散文,也有寫實、左翼、科幻等多樣的小說。捷克語進入教育體系成為官方語言,德語淡出這塊土地。然而,這並不代表捷克文學就能自由成長。
➤脫離原本意義的金句
捷克緊接著面臨共產統治,言論自由受到限制。不過,出現在這段時期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和《過於喧囂的孤獨》,成為台灣人耳熟能詳的作品。這兩本書的標題一度成為流行句式,大量出現在文學雜誌和文案之中,只是多數語意已脫離作品原本的意義。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出生地布爾諾(Brno),是這次台灣作家即將造訪的城市之一。當地的米蘭.昆德拉博物館,集結了昆德拉各種語言的出版品。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書中的概念,譬如永劫回歸、媚俗、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等,在台灣已有眾多引用和延伸。若要說昆德拉對台灣文壇的影響,或許是他對敘事形式的嘗試,契合台灣的現代主義傾向。在小說穿插思考和論理的書寫方式,受到不少作家歡迎。昆德拉逝世後,作家沐羽在評論中反省了昆德拉書寫方式的極限,讓人耳目一新。
昆德拉自1975年流亡法國後,作品多以法文出版,後期更完全以法文寫作。他的作品大多由尉遲秀自法文版翻譯,引入台灣,其他國家的譯本也大多是以法文版為基礎。昆德拉的作品算不算捷克文學,在捷克也有一番討論。
赫拉巴爾(Bohumil Hrabal)同樣出身布爾諾,他49歲出道,60多歲出版《過於喧囂的孤獨》。這本書在台灣受到喜愛,或許也和台灣的文學偏好有關。這本書讓我看到,小說不需依賴動作和情節,也能有相當的份量。相比之下,《底層的珍珠》書寫大量閒聊式對話,生動的語言和刻畫,更讓我覺得佩服。
面對政治,赫拉巴爾採取較為低調的態度,他並未簽署七七憲章。1977年,哈維爾(Václav Havel)等知識分子起草了這份文件,批評捷克的共產體制,並引起了一波涵蓋文學、音樂、戲劇的浪潮。哈維爾本身是多產的劇作家,同時也寫詩和時政評論。他的《無權力者的權力》2021年在香港重譯出版,正逢反國安法、反送中等運動,廣受討論。
詩人塞佛特(Jaroslav Seifert)是簽署七七憲章的文化人之一。他在198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正是因為他的獲獎,葉石濤才在當年寫下捷克文學的介紹。只可惜,台灣沒有塞佛特詩歌譯作出版,只有少部分作家如宋澤萊的零星翻譯。台灣讀者只能買到由中國翻譯引入的散文體作品(prosaic work)《世界如此美麗》(Vsecky krasy sveta)。
➤翻譯的困境
翻譯一直是台灣和捷克文學相距甚遠的原因之一。除了昆德拉的法文作品,前面提到的作品多數是由中國捷克語學者翻譯,台灣再轉成繁體中文出版。
閱讀國外作品時,時常會有人指認有「翻譯腔」。翻譯腔這個詞涵納廣泛,許多異於台灣華文的行文風格都被稱為翻譯腔。這批作品讓人感受到的,與其說是西化語序,不如說是中國腔。譬如《過於喧囂的孤獨》中用「耗子」來指「老鼠」,用「轉一轉」來說「逛一逛」,這些都是中國慣用的華文。
近幾年台捷兩國交流增加,捷克文化部門促成了《花束集》(Kytice)在台出版。這是18世紀由埃爾本(Karel Jaromír Erben)搜集的民謠故事詩。埃爾本是奧匈帝國統治下的捷克復國運動者,這種求諸土地,找尋民間文學的精神,不免讓人聯想到李献璋主編的《臺灣民間文學集》。
台灣出版的《花束集》,由政大斯拉夫語文系研究者翻譯。然而,翻譯後的華文口吻近似民國初期的白話文,「你瞧」和「把+名詞+動詞」句型,讓人想起楊喚那樣的文字風格。
這樣一本有些年代、取材土地的作品,翻譯至台灣時應該採用什麼樣的語文風格?或許可以是台灣當今的華文,具民間本土語言特色的華文,甚至是台文。
詩人羅青及翻譯團隊的教授,各為《花束集》撰寫一篇序文。序文中,他們都談到捷克追求民族精神的歷史,文學凝聚共同體意識的功能。但其中一篇序文卻用「中國四大民間傳說」做對照,以此介紹《花束集》給台灣讀者,讓人有些尷尬。
翻譯是雙向的過程,認識他者的同時也需認識自身。研究外國語文的台灣學者,或許可以和台灣文學界多多交流。
台灣可以買到的捷克翻譯作品,大多止於共產時期,民主化後的作品便很難看到。一方面,或許受出版產值萎縮影響,使得資本投入受限,相關語文人才培養不易。另一方面,目前出版的作品大多以中國做中繼,經由簡轉繁在台灣出版。捷克1989年天鵝絨革命後脫離共產陣營,反思、批評共產時期的作品,在中國言論逐漸緊縮的狀況下,或許變得不受歡迎、難以出版。
➤民主化後的捷克文學
民主化後的捷克,使用相當多元的媒體管道為自己發聲。布拉格國際電台(Radio Prague International)有許多英文的捷克報導,並策劃了一系列捷克文學專訪、介紹。捷克文化部成立的Czechlit網站,也有系統的整理了近年的外譯作品,類似台灣的Books from Taiwan。我從這些書單中找出有興趣的小說作品,試著閱讀了一些。
伊維格(Michal Viewegh)擅長用諷刺、幽默的方式,刻畫捷克的共產時期和民主化的改變。《波希米亞女孩養成指南》(Bringing Up Girls in Bohemia)描寫一個無所事事、生活失去目標的年輕女孩。書中的角色包含女孩致富的父親、她的家庭教師,都面臨自由所帶來的恐懼和虛無。舊的規則沒有用了,但我是誰?我的意義是什麼?隨著情節推進,這些角色紛紛走到了道德的邊緣線。
奧斯特拉瓦(Ostrava)是這次台灣作家會造訪的另一個捷克城市,也是楊.巴拉班(Jan Balabán)的小說舞台。奧斯特拉瓦在共產時期計劃經濟下,曾是工業大城,民主化後面臨轉型困境。巴拉班的短篇小說集《我們也許要走了》(Maybe We’re Leaving)以此為背景,描寫這座城市裡人們的生活。
台灣讀者或許很熟悉短篇小說集這樣的形式,不過《我們也許要走了》較文學獎常見的篇幅又更短了些,集中描寫幾個彷彿時間切片的場景。在濃縮的切片裡,人物經歷神祕的、頓悟的或靈光的時刻。由於篇幅短,小說集篇數相對較多,對於人的採集更加多元。有這樣的寫作功力和感染力,不難理解巴拉班在捷克備受推崇。
佩特拉.胡洛伐(Petra Hulova)則是讓我嚇一跳的作家。胡洛伐23歲出版第一本書,即在捷克大受歡迎。這是部長篇小說,題材還是蒙古不同世代的女性。她本身在查爾斯大學就讀文化系,從事蒙古研究。
胡洛伐在《一切皆為我所有》(All This Belongs to Me)展現驚人的建構功力,用如詩的文字風格描寫場景,更採取第一人稱敘事,穿插許多蒙古文詞彙。她後來也以布拉格為場景繼續創作,主題和《一切皆為我所有》類似,都是關於女性在城市中的性工作,只可惜找不到翻譯版本可以閱讀。
➤台捷文學的對反雙生
捷克和台灣在文學史上,有許多相似的背景,卻又因部分條件相異,而有不同的發展。
一戰前夕,捷克文學在德文的籠罩之下,逐漸轉向。台灣則是在日本統治下萌發台灣話文。然而,捷克文書寫系統早在14世紀就發展成熟,即使奧匈帝國長期統治,仍保有生命力。
二戰後,蘇聯在中東歐並沒有採取完全的俄文化政策,而是利用這個地區複雜的族群矛盾,進行單一民族化,並藉此鞏固蘇聯的正當性。在捷克,統治當局宣傳捷克文和俄文的相似性,營造一家親的形象。
俄國文化在共產時期具有一定的優越性。《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托馬斯和特麗莎經歷的最大轉變,就是他們在1968俄國入侵時,從瑞士回到了布拉格。這種有些偶然的決定,卻使得他們往後的生活面臨意想不到的困境。
對幸福求之不得的特麗莎,將希望託付在鄉村生活。她原本期待著田園詩般的生活,卻發現溫泉村莊的街道、地名,都被改成俄國名字。這種生活在他方的狀況,台灣人並不陌生。
共產統治下,捷克政府對出版品嚴格監控,如同台灣的出版審查。不過,在台灣被打為工農兵文學的寫實主義,在共產時期的捷克,變形為強調集體的社會寫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並成為官方文藝方針。也因此,與之對抗的作品往往帶有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
在這樣曲折環境下生長的捷克文學,以及台灣文學,未來會有什麼樣的發展?兩者之間的交流能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我暫且將這些大問題收到行李深處,先祝福諸位台灣作家旅途愉快、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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