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遊」——什麼樣的夜？以何種方式遊走、遊蕩於其間？

讀者們一再轉述引用楊澤主編《人間副刊》時期策畫結集《七〇年代理想繼續燃燒》、《七〇年代懺情錄》、《狂飆八〇》，如我這樣70年代末尾才出生者，多多少少是透過這幾本書，去想像我未曾經歷、或尚未具有足夠意識去睜眼觀察的島嶼硝煙與伏流。

書已絕版，影響力卻無遠弗屆。這幾冊書寫了校園生活、意識形態管控、文藝與浪游、大時代裡的小空間、幾項貫通至今的文化政治議題。人們置身其中，隨波或造浪，或許並不知道正在參與什麼，回過頭去才發現，那些為了慾望、反叛、好奇而做的燙手的事，已然冷凝為歷史肌理。而「理想」、「懺情」、「狂飆」這幾個字眼，也替那樣的年代定了調。

甫出版的散文新著《夜遊：解嚴前夕一個國中女生的身體時代記》，房慧真寫1980、90年代躁動難安的社會與自我，以及跌跌撞撞活到中年的「其後」餘波，宛如對於上述年代系列書寫的私人版本續集。那麼，她用什麼樣的關鍵詞替時代定調呢？

➤解嚴前的縫隙與廣闊

書名之「夜」，指戒嚴時代禁閉摸索如黑夜，也指「地下」的低調與黑暗。人們尚不敢大放光明地談論某些事，而仍依賴父母的「國中女生」也同樣只能在縫隙中呼吸一點自由。

「遊」，是行無定處，徘徊或者追尋，是渴望偏離無聊常軌，朝暗裡移動，假想深處有什麼異樣的存在正在等待。副題標明「解嚴前夕」，顯示政治變遷是重要座標，並循此基礎，聚焦於「身體」和「時代」如何相互定義、相互描寫。時代有戒嚴與解嚴，身體也是。

劉克襄詩集《革命青年》，副標題為「解嚴前的野狼之旅」。解嚴之前似乎對於寫作者特別具有魅力，長夜即將走到盡頭，微光閃爍就在不遠處，路徑在可見與不可見之際，話在可說未說之間。禁忌將解未解，猶存餘威與餘悸，人們懷抱著希望，試著走得再遠一點，探得再進去一點。

年歲較長的劉克襄在解嚴前已能以「野狼」之姿呼嘯，而年歲較輕的房慧真，則在種種禁忌之外，還須與社會為了管控女性設下的防線搏鬥。

房慧真是我的同代人，《夜遊》所寫，有些經驗與感受相通，又因為地域、父輩、生活圈、個人氣質與偏好的差異，而有極大相異之處。同時，她中途離開枯燥而極端體制化的學院，投身記者行業，很快成為獨當一面的名手。記者生涯帶她更貼近台灣解嚴前後的抗爭者們，彌補了自身成長當時仍未知未明的山坡另一面。

總體來看，《夜遊》由幾個部分交織映照：敘述者的頹廢青春、來自父親家族的印尼華人文化、日後對於台灣社會變遷與運動有了進一步理解後的回望。而最後的這一條線，尤其看重從「階級」此一視角切入，重審青春身體和家族記憶，突出人在上流、中層與底土世界移動停駐的意義。

比起過去的幾冊散文集，《夜遊》更有意塑造出一種參差對照的筆調。房慧真先是傑出文學作者和讀者，然後進入記者行業。當她寫文學散文，就永遠會多一道社會性的夾述與分析，讓讀者明白私人經驗永遠是社會複雜脈絡的一部份，且不濫情，不沉溺。當她寫議題性文章，總是特別善於取譬、鍛造形象和勾勒場景，精準以其他文學作品來呼應。不只講述議題內容與爭議始末，也延伸鋪出一大塊閱讀的操場，讓貪婪的讀者走出文章後還能繼續練跑。

➤青春夜裡的小世界

解嚴，是讓懸於上的律法失效，推倒銅像，大寫的父親落地返形為凡人。寫作《夜遊》時，房慧真已能後退幾步，看明白是什麼樣的時空線索調控了父親的喜怒哀樂。

文中寫她同時具有「台灣人」和「印尼人」身分（一度擁有印尼護照），因為父親自印尼婆羅洲來台發展，「豬籠草移植過來，在80年代已馴化為一身西裝襯衫的文雅樣子」（出處）。不擅社交，使父親在航空公司裡始終抑鬱，只要一回到婆羅洲，面容與身態立刻舒展蓬勃。女兒做不成印尼人，苦苦蹲伏於台灣升學壓力底下想保留一點人形，此時唯有書店裡的書本們能把任意門開向異國，藉著文學吹一點風。

房慧真引用莫泊桑〈脂肪球〉裡的食物來自況：「明天我還是那隻躺在缽裡細煮慢熬的紅燒兔，升學主義下的祭品，『和其他斬碎的肉類混在一塊』」（出處）。升大學後，終能離家索居，遠離父親。男友的機車拓寬生活腹地，看完夜場電影心情沉湎回淡水，「那是寒冷的冬天，我們單薄的機車像一把利刃逆風切過平原，夜色如鬱藍深海，我們泅泳黑潮歸返」（出處）。

離家天地寬，這份寬敞有時候可能讓人暈眩，不願離開親手打造完全屬於自己的小世界。廢有廢的快樂，長期緊繃後的鬆脫。長期不去上課的結果，是敘述者被退了兩次學，尋常人生進程幾次延宕，成年後到中年此刻，又擺盪回老家台北城南一帶，密集巷弄適合晃蕩，適合夜遊。

〈愛情萬歲　一九九四年〉寫第一次退學後重考，讀台大中文系夜間部，仍舊對課業難以上心。某位同學以朋友名義靠近，照顧敘述者的功課，實則想拉直銷下線，彼此友誼建立於相互需要的表象，無法植根深入。

正如1994年《愛情萬歲》中楊貴媚遊走於剛剛完成的大安森林公園，仍是一片荒蕪，10年後體檢公園樹木，發現無論榕樹樟樹，莖幹細瘦，根部淺弱，原因即是上世紀建園時把工程廢土回填，土層極薄，全是碎礫。

當年陳水扁、趙少康、黃大洲三雄競逐下屆台北市長寶座，時任市長的黃早被揪出公園廢土回填問題。邊緣學生的孤獨、蔡明亮的電影和大安森林公園的工程問題，私人史、文藝史與城市史，匯合為一。

台北是房慧真「夜遊」的樂／堊土，而南洋則是惘惘的大背景，通過家族連帶輸送，使她的台北書寫、戒／解嚴風景、成長的愛與痛，摻入了鮮明的異質。

例如1998年印尼黑色5月暴動，華裔女性成為攻擊目標，〈榴槤與鐮刀　一九九八年〉寫印尼堂妹因此被送來台北暫避。堂妹其生也晚，蘇哈托政權已上台，關閉華校、禁止華文報刊，她和台北的親戚只能以英文溝通，一起夜遊上世紀末繁華流油的東區。

多少年後，堂妹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蘇哈托已下台，中國市場欣欣向榮，學華語正時興。家族經驗之外，印尼的暴動不只限於印尼人與華裔，房慧真為我們擴大景框，「民主轉型化的陣痛，輻射出去在諸多離島發生種族或宗教屠殺」。

比如馬杜拉族和達雅克族的紛爭，演變為大屠殺，比如基督徒與穆斯林因乘車口角最後演變為5000人死亡的血腥宗教戰爭。然後是千禧年，末日警告不絕於耳，結果一覺醒來，太陽還是照亮了你我窗口，叫我們看見惶惶渺渺的人間。

《夜遊》時時把視野拉遠，個人的思悟、阻絕與渴望，仍宛如縫線般把漂浮的材料拉緊。標舉身體為書寫焦點，它是意識形態作用的處所，文化衝突展演的空間，性別和國族時時修整其形狀，閉塞與解放都由此體現。解嚴前夕的國中女生，在夜遊路上，穿過無數青紅燈，鑿出了自己的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