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葉聲秋在做完近視雷射手術後，飽受後遺症之苦。知道此事的編輯交給他一封信，其中敘及一名生來無目無子宮臟器的「鬼女」，經過眼角膜移植後，鬼女便能看見動物（包括人）即將非自然死亡的「雜訊」。為了讓這些動物解脫，鬼女總是先一步殺掉牠們。

這封乍看充滿荒唐情節的信，不但牽連到一樁數年前的台東私立高中下毒事件，也與30年前在屏東的幼童連續毒殺事件有關。背負著編輯的錯綜情緒，葉聲秋也帶著自己肉體與精神的雙重傷痕上路，找到貫串這一切案件的答案⋯⋯

➤從小說挖掘、改編社會案件

經歷1987年的解嚴，與90年代的本土意識抬頭，過去被政府壓抑無法談論的「台灣史」開始可以發聲，不但官方或民間的研究陸續出現，即使是小說敘事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近年來，不僅大眾小說以類型的形式積極重述台灣史，同時帶動了當代推理小說發掘過去案件的熱潮。薛西斯的《魚眼》便是在這波熱潮中創造自己風格的代表。

《魚眼》改編自1986年發生在屏東枋寮的「陳高連葉毒殺兒童案」。兇手在兩年內將毒魚的氰化物摻於糖果內送給孩童食用，導致7人死亡（兩人獲救）。經警方偵辦後逮捕，據判決書表示，兇手因病摘除子宮無法生育，嫉妒他人家庭幸福美滿，故生破壞之心而下毒，後於1989年處以死刑。

➤不是懸案，如何創作出小說的空間

客觀來看，這個案件其實頗不利於改編。一方面兇手已然落網，偵辦程序也似乎沒有可視為懸案翻供的空間。另一方面，殺人手法過於樸素、直白，不太能在這部分做手腳。而改編作品最常著墨的「動機」，本案中儘管具有一定的曖昧性，但如何不落入司法系統提供的「反社會」動機窠臼，也就成了小說家需要面對的最大挑戰。

作者借書中角色之口，認為官方所謂的「不育的嫉妒」是一種「結案報告」，就像「電影投資人需要一種簡潔有力、一句話就能理解的犯罪動機」，也覺得那些單方面認為這就是精神疾病的人，有過度簡化的傾向。

這種雙重否定，為薛西斯創造了一種論述的空間。她可以使用文學的特權，來創造動機的可能性——或者用作者的話來說，連環殺手的唯一動機就是「殺人」，因此她更想討論的是他／她們在怎樣的幻想結構中，建立自己的行動原則。

➤作家vs記者：詮釋vs真實

因此，儘管乍看之下做的事情差不多，都是收集資料、田野調查、到處冒犯他人以求取資訊，但薛西斯還是把小說的主述者設定為「作家」而非「記者」。

記者會預設一個「真實」，所做的一切都需要讓自己傳遞出的資訊能夠無限逼近那個真實。作家則否，相比於真實，他們更在乎的是某種「統一性」，也就是兇手該如何在他的作品（＝案件）之中被理解；相較於真相，詮釋的方式更為重要。

這也使得小說最後提出的解答，處於一種懸置狀態：它可能為真、也可能為否，但最重要的是它面對的不只是事件，而更是當下的世界。

因此，《魚眼》讀來總帶著點寓言性質。並不是有什麼道德教化意義，而是讀者會很清楚的意識到，小說跟事件的關係更接近班雅明關於圓周與切線的譬喻：切線（小說）只與圓（事件）輕輕相觸於一點，便定下直線的路徑，且將圓遠遠拋擲在後，小說將事件「包括在外」。

➤留下不安與困惑

為了達到這種效果，《魚眼》中並不單純處理「陳高連葉毒殺兒童案」，而是佈置了數個案件，乍看各自具有不同的樣貌，卻隱然有著統一的秩序。一如沿著數條切線追溯，最後發現它們都來自於同一個同心圓，而圓心——小說家的終極探問——也就是「母親」的形式究竟為何。

薛西斯並不滿足於單純女性主義理論上的答案，而是靠富有趣味的謎團，以及縝密的線索設置，來引領讀者思考我們習以為常的「母親」形象，背後的權力與結構圖像。

英國學者奈特（Stephen Knight）曾經在他的著作中指出：推理小說最後抓到犯人、將其施以應有的懲罰，其實是一種在象徵性上恢復社會秩序的過程，實際上這是對社會結構的保守依賴心態。從這個角度來看，薛西斯的《魚眼》則是在謎團解開後，仍舊留下許多不安與困惑，因為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讀者）才有可能做出改變。

大膽一點說，如果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改寫了童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的《寵兒》，那應該就是薛西斯的《魚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