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懷抱著傳統的「歷史小說」觀點來閱讀《猩猩輝夫》，會感到一種似曾相識的困惑。在這部篇幅不長的小說裡，作者精挑細選不少史實上存在，卻又能驚艷讀者的「亮點」，將之交織成《猩猩輝夫》的高概念：日治時期的圓山動物園、動物園裡的標本師、戰爭期間悲劇性地處決動物、原住民以「高砂義勇軍」的名義被徵召上戰場、被留在南洋叢林回不來的士兵⋯⋯

然而，越是對這段歷史稍有理解，越會在閱讀《猩猩輝夫》的過程裡，感到一種「事情真是這樣嗎」之不安：

故事裡的「高山輝夫」，真的不是困在叢林裡數十年的「中村輝夫」嗎？

「中村輝夫」和「高山輝夫」都是高砂義勇軍，但中村輝夫真的是標本師之子嗎？

並且，史實裡的「中村輝夫」並沒有死在戰場上呀？

甚至，在現實裡，也不可能有任何人變成一隻紅毛猩猩呀？

這些元素都很精彩，但卻讓初次閱讀《猩猩輝夫》的我，全程帶著困惑與不安。雖然我不是那種「歷史小說一定要完全遵照史實」的強硬派，但改寫一位歷史人物的人生終局，甚至添上奇幻色彩？這我就不是那麼確定了。

不過，隨著情節的轉折與收束，我慢慢可以理解作者為何如此安排了。如果要用一句話說明《猩猩輝夫》的創作思路，那就是「一公分的貼地飛行」。

➤如果史實是地面

何謂「一公分的貼地飛行」？如果我們以明確考證無誤的史實為「地面」，小說作為虛構的文類，確實會有一種想要「離地」的衝動。畢竟，如果照抄史料，小說就不成其小說了。所以，許多歷史小說家會採取前輩作家李喬所謂的「虛線」思維——不挑戰史料記載的那些「點」，但在點與點的縫隙之間，小說家便可盡情虛構。

然而，《猩猩輝夫》與其說是「虛線」，不如說是「接枝」，將歷史上確實存在、但並不發生於同一組人物之上的要素，接成一束。從而，就能形成一種微妙的效果：每件事都看起來很有說服力，但又能產生比「史實」更大的戲劇張力。你說它是假的嗎？幾乎每件事都有所本。你說它是真的嗎？卻很難找到一個真正的人，能夠活得如此曲折。

如此既真且幻，有離地，但只有一公分，這一公分便是從歷史拉出創意的空間。這便是《猩猩輝夫》為何能夠集成許多耀眼的元素，寫出讓人耳目一新的二戰台灣故事。

這個時期，近的有影視作品《聽海湧》，遠的有近年重出的陳千武《獵女犯》，文學史上更有鍾肇政、李喬等豐碑在前，如何能另出蹊徑？作者找到的樞紐，便是「標本」。光是「日治時期，台灣曾有過專業的標本師」一事，就已讓人印象深刻。而由這個意象出發，更能帶出種種情節與喻意上的轉折：如果不以「標本」為樞紐，「輝夫」的命運就很難與一隻從南洋擄回的「猩猩」連結，而這一連結，也就讓小說末尾的「將猩猩製作為標本」的情節，有了深重的情緒。

➤人、動物園、標本都是戰果

在寓意上，「猩猩=輝夫」的連結也饒富趣味。小說中不斷強調，高山一家人因為製作標本的專業技術，能成為脫離「蕃人」脈絡的，日本化的中產階級。然而，其他日本人與台灣人，卻並未因此真正平等對待這個原住民家庭。高山輝夫之所以加入「高砂義勇隊」，也是為了透過從軍，消弭他人的歧視。

但仔細想想，「高砂義勇軍」的組成邏輯，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種族本質的想像：將熟悉亞熱帶山林的原住民，派到地形類似的南洋作戰，好借重他們的生存技能。（諷刺的是，故事裡的高山一家並不真正住在山林裡）在這種政策邏輯下，即便是立下戰功的輝夫，恐怕也無法如願擺脫歧視。

故事後段被擄回的「猩猩輝夫」，雖然透過敘事觀點的參差對照，讓讀者意識到「輝夫應該沒有真的變成猩猩」，但在日本殖民政策底下，輝夫這樣的「高砂義勇隊」確實就與「猩猩」相去無多：勇猛、野蠻、都是日本軍事擴張的戰利品，並且日本人都沒在聽他講話。

此外，「標本」作為一種「栩栩如生的死物」，也具有強烈的象徵意涵。如同吉見俊哉《博覽會的政治學》指出的，「動物園」就像博物館、植物園一樣，實際上是殖民者誇耀其「戰果」的場所。因此，無論是大象、獅子還是紅毛猩猩，牠們生要對人展示，死也要化作標本，直到榨乾最後一分價值為止。

而參與這一切的標本師，卻也同樣是「日本殖民的戰果」的原住民身分，這一設計就頗引人深思了——畢竟我們也知道，20世紀初期，日本人曾經將排灣族人（與愛奴人）一同送到倫敦的世界博覽會，以「人類動物園」的方式展出。從被展示的「動物」到棲居動物園內的「標本師」，看似有所進步，但高山一家作為受過教育、從軍參戰的「值得誇耀的蕃人」，又何嘗不是另一種殖民者的「標本」？

不過，相較於高概念構思的絢爛，《猩猩輝夫》在若干細節上似乎小有遺憾。或許是為了接近一般讀者，本書的文字質地較為鬆軟，角色抒發情感的方式也頗為直接，少有暗示與曲折。這是否是缺點？恐怕要看作者為這部作品設下的定位來決定。

然而，無論如何，《猩猩輝夫》展示了一種「讓歷史小說更有趣」的創作方式，能將我們拔離平鋪直敘的史料，重新看待「我們以為我們已經很熟」的時代。就此來說，本書刷新時代感的貢獻，確實已經完成了小說有別於史書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