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就是這樣結束的／非以一聲轟天巨響，而是黯然抽泣。」

這句出自詩人T. S. 艾略特的詩句，被小說家內佛．舒特（Nevil Shute）引用於其經典末日小說《世界就是這樣結束的》序言，精準地描繪了某種關於戰爭與終局的集體潛意識：毀滅未必總是伴隨著戲劇性的火光，更多時候，它滲透在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日常之中，靜默而致命。

➤我們活在戰爭形塑的世界裡

戰爭從未真正遠離，它不僅存在於史書的記載，更深深嵌入了我們的現代生活結構之中。台大歷史系助理教授韓承樺在演講開場便直言：「我們的確是生活在一個戰爭所塑造的世界裡。」

他指出，我們現今世界的方式、框架、結構、條件和思想文化，其實都與大大小小的戰爭有關。世界上許多邊界或界線是由戰爭所界定的，這包含了國際秩序的界線、國家領土的界線，甚至是政府動員人力的方式。

韓承樺引用社會學者汪宏倫的「戰爭之框」（War Frame）概念，說明戰爭如何成為一種形塑（framing）的力量。戰爭不只是一種破壞的力量，它其實也帶來一些建構的力量或形塑的力量。這種力量定義了國家對戰爭的特定認識，甚至影響戰後如何紀念的記憶問題。

為了讓聽眾更有感，韓承樺舉了極為日常的例子：「Big John」牛仔褲。這個日本品牌的誕生，源於二戰後駐日美軍帶來的舊牛仔褲文化。日本人為了模仿這種服飾，必須進口特殊縫紉機並發展技術，最終形塑了日本的服飾文化。

另一個例子則是我們熟悉的中油與台糖logo下方的「資」字，代表著「資源委員會」，其前身正是蔣介石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為了備戰而設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

韓承樺強調，戰爭研究不應只侷限於戰場上的軍事細節，更應關注「戰爭與社會變遷」。我們必須思考：「戰爭是不是只限於發生在戰場上？或者在戰場以外，它還有很多很深遠跟複雜的影響？」透過這些視角，我們才得以看見戰爭如何在戰火熄滅後，依然在我們的社會制度、經濟結構乃至文化記憶中，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

➤從抗戰到內戰的政治博弈

將焦點轉向近現代中國，戰爭更是理解政權興衰與國家命運的關鍵鑰匙。韓承樺在演講中提出了一個深刻的觀點：一戰跟二戰是改變既有秩序的機會，賦予中國改變原本的國際跟國內秩序的機會。對於當時的政治領袖而言，「戰爭無疑是國家向國內跟國際間宣誓『我是個什麼樣子的國家』的一個不錯的手段。」

韓承樺詳細剖析蔣介石、毛澤東與汪精衛在面對戰爭時截然不同的策略。對蔣介石而言，抗戰被視為建立統一國家的重要過程。他選擇在上海這個國際性的都市發動淞滬會戰，目的是向全世界宣誓這是場回應日本侵略的戰爭。

然而，長期抗戰與焦土戰略（如花園口決堤）造成了巨大的社會代價，韓承樺提問：「長期抗戰帶來的是全國的團結還是民心的潰散？」 這或許解釋了為何帶領打贏二戰的國民政府，會迅速在內戰中失去政權。

相較之下，毛澤東採取了「幾分應付、幾分抗戰、幾分發展」的策略，固守延安。韓承樺指出，中共在戰後對戰爭有著「選擇性記憶」。在1949年後，毛澤東的統治需要的是革命與階級意識，而非喚醒抗戰記憶。直到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為了凝聚跨越階級的民族認同，召喚戰爭的記憶、譴責日本的罪行才成為重要的工具。

至於被歷史定調為漢奸的汪精衛，韓承樺則提供了「沒有選擇的選擇」之視角。汪精衛對蔣介石的消耗戰感到震驚，認為再打下去中國會滅亡，因此試圖透過和談來達成「求取國家之獨立」。

這段歷史提醒我們，在戰爭的極端環境下，每個抉擇背後都充滿了複雜的政治算計與生存掙扎，而這些歷史經驗至今仍深刻影響著亞洲的地緣政治與兩岸關係。

➤文學映照恐懼，戰爭發生了怎麼辦？

當歷史學家分析過去的政治算計時，文學家則透過想像力預演了未來的恐懼。如果歷史是回望過去，那麼科幻小說與軍事預言則是人類對未來戰爭的焦慮投射。

衛城出版總編輯洪仕翰從「想像」的角度切入，引用科幻小說家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roeber Le Guin）的話：「科幻小說就和所有嚴肅小說一樣，試圖描述實際發生的事，以及人們的作為與感受。」洪仕翰指出，早在二戰爆發前，關於「空襲」的想像就已充斥在文學與軍事論述中。1930年代的人們普遍相信，下一次戰爭將由空襲主導，且會迅速導致社會崩潰。

當時的專家與小說家預測：「空襲一定導致社會陷入混亂、政府垮台、無政府狀態。」這種對「來自天上的毀滅」的恐懼極為具體，甚至導致英國在二戰爆發的第一個月，就有40萬隻寵物因飼主擔心社會崩潰無法飼養而遭撲殺。

然而，歷史事實與這些災難性的預言存在巨大落差。洪仕翰強調：「空襲想像與實際發生有很大落差：政府沒有倒台，社會沒有發生革命。」

戰後的調查甚至發現，儘管盟軍對德國投下了130萬噸炸彈，德國的戰時生產直到1944年依然大幅擴張。這顯示了人類社會的韌性往往超乎想像，也印證了美國官方在1947年的結論：「你無法用空襲的方式摧毀一個國家。」

儘管預言失準，但這種「想像的恐懼」卻隨著科技進步而不斷演化。洪仕翰引用英國前首相麥克米倫（Maurice Harold Macmillan）的名言：「我們在1938年想像的空戰，就像今人對核子戰爭的想像。」

從二戰前的毒氣空襲，到冷戰時期的核子末日，再到今日對飛彈洗地的恐懼，人類對戰爭的想像始終反映著當下的集體焦慮。這些想像作品雖然未必能準確預測未來，但正如洪仕翰所言，它們幫助我們釐清課題，但也提醒我們「永遠該對這些想像抱持懷疑」。

➤對未來感到焦慮怎麼辦？ 

講座的最後，兩位講者將目光拉回當下的台灣。洪仕翰認為：「我們台灣人其實跟當年二戰的英國人想戰爭的情景滿像的。」面對地緣政治的威脅，今日台灣社會充斥著類似1930年代的焦慮，媒體常預測戰爭爆發後「台灣人應該3天內投降」。然而，歷史告訴我們，戰爭通常不會很快結束，而未來也並非命定。

這種焦慮感也源於戰爭記憶的延續。韓承樺在課堂上曾問學生：「對台灣來說，我們的戰後從什麼時候開始？」得到的回答竟是：「一直都還沒有開始，因為國共一直在內戰的狀態。」這反映了台灣特殊的歷史處境——戰爭的陰影始終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無論是關於「抗戰勝利」還是「終戰」的用詞爭議，都顯示了兩種歷史記憶的拉扯和競爭。

面對「過不去的過去」與不確定的未來，歷史能給予我們什麼？洪仕翰表示，閱讀戰爭史給了他一種寬慰，因為看見歷史上的人如何面對類似的情境，讓他能「樂觀期待，不用過度焦慮」。韓承樺則總結道，戰爭確實形塑了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但作為人文學者，「我們希望下一次世界改變，不要再是因為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