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眠／記錄整理

Openbook閱讀誌籌備許久的重量級活動「2017Openbook好書獎」，即將在12月2日揭曉。在此之前，先推出3場「打開來讀　有人陪你」暖身系列講座，首場於11月7日舉行，特邀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陳芳明，以及同單位助理教授紀大偉，於誠品書店敦南店，展開第一場「閱讀史與文學史」的對談。

座談由本刊總編輯周月英開場，她提到早在今（2017）年2月Openbook開站之前，自去年底、今年初，編輯部就已密切與各出版社接洽聯繫，展開2017Openbook好書獎的準備與評選工作，歷經一整年的時間，終於要迎來成果。在年度好書獎揭曉之前，希望先以系列暖身活動，從寫作、評論、好書獎以及推廣與詮釋，與讀者分享各種閱讀的可能。以下為首場講座側記。

• 講題：閱讀史與文學史
• 講者：陳芳明（政大台文所講座教授）
  　　　紀大偉（政大台文所助理教授）

▉台灣新文學的凝視者

陳芳明拿起麥克風，起身面對座無虛席的現場讀者，說他一直與曾任《中國時報》開卷主編的周月英有著密切聯繫，很樂見她能夠創立Openbook，重新開拓《開卷》的精神。

接著，陳芳明說起2005年創建政大台文所的經驗，如何尋求包含范銘如（女性主義）、孫大川（原住民文學）、吳佩珍（日本文學）、崔末順（韓國文學），以及在場的紀大偉（同志文學）等人，組成他心中的文學夢幻隊伍。陳芳明表示，這些師資沒有一個是他的朋友，純粹是以文學與教育的需要去尋找。有了這些師資，他才覺得吃了定心丸，也有信心能夠真正地推動台灣文學教育與研究，並持續自己的文學史寫作。

陳芳明談起於2011年出版的《台灣新文學史》，首先要想的問題就是：「文學史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在他而言，文學研究必須慎重地處理作品位置與歷史評價，也就是「文學的歷史化」。

出身歷史系的陳芳明侃侃而談，短短十幾分鐘裡，就為讀者們耙梳了台灣文學史景觀──1920年代第一代台灣知識分子群像、第一篇台灣文學作品、《台灣民報》、《台灣青年》，乃至1940國民黨的再殖民，以及80年代的後殖民時期，種種。

說起第一代台灣知識分子，陳芳明指出：「他們最大的貢獻，不止是對現代知識的建構，不止是對外國知識的翻譯與介紹，不止是推翻傳統知識傳授如《四書》、《五經》的永恆不變，而是真誠的自我實踐，敢於反對與抵抗，如蔣渭水。」而新文學之父賴和的寫作，也已具體地提出此後台灣新文學的路線，包含〈一桿秤仔〉的農工問題、〈可憐她死了〉的女性處境、〈南國哀歌〉的原住民議題。1947年生的陳芳明說：「我是二二八發生那一年出生的，我寫文學史，也就為了做為歷史的見證而寫。」

陳芳明表示，他在出國以前，一直是所謂「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對人生的想像也就是將來要回到大學，教授宋史。但因種種機緣打開了知識與文學視野以後，「我成為了異議分子，那是偶然的。而人生的道路都是偶然的，從來無法預期。但我就是接受它，勇敢走出去。」陳芳明淡定地呈述。

▉台灣本身就有價值

紀大偉開頭就幽默地說：「今天的講座是政大台文所最資深教授跟最菜教授的組合。因為陳老師已經進行了嚴謹而清晰、理性且宏觀的講述，我只好來談一些小情小愛的事。」讀者們都笑了。

他先講起當年和報紙書評版面的淵源：「當時聽說，如果想吃免費的豪華Buffet，可以去《開卷》的頒獎典禮。很多年前了，我記得那是在台北車站對面的新光三越百貨頂樓辦的（當時還是台北最高的地標），我真的去了，到場就是拚命吃，也不管別的。」立刻引起現場讀者的哄堂大笑。

此外，那會兒在台大校園也有傳言，如果能為《開卷》寫稿，比較能在學術界獲取良好印象。再加上他赴美時期，為避免精神錯亂（畢竟留學生涯太孤寂了），就大量寫書評和導讀，「這是一種能夠使我身心安定的方式。」後來，他常跟現在的學生說：「心慌意亂的時候，應該去閱讀、寫書評，這樣就能克服心神騷動。雖然他們可能覺得我在誆騙他們。」又是一片笑聲響起。

其後，紀大偉講起《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在陳芳明赴美找他回台灣前，紀大偉一直迷信大國主義，比如美國是最強的，所以美國文學也是最好的，他打著主意要走這條路。當時他被勸說要做中國文學同志史，也真的寫了，成為他的博士論文。

直到陳芳明找上門以後，紀大偉才認真地思索關於台灣的種種，他赫然發現：「這裡面有一個普遍的危機，就是我們對台灣沒有信心。」他認為，這恐怕也是被殖民的後遺症。如同開關被啟動一般，紀大偉從此一頭栽進台灣文學領域，他的思維與視野廓清，明白到「台灣本身就有價值」，而無需自卑自微，外求其他。

有這樣的體悟，都得歸功於陳芳明，紀大偉當場向他致謝。陳芳明笑著說：「我一直逼迫他寫台灣同志文學史，即便紀大偉不堪其憂，我也不改其樂啊。」他也對紀大偉而今的文學史成就感到驕傲。

紀大偉且細說《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之所以定時間點於1950年，乃因當時林海音主事的《聯合副刊》，開始連載法國安得烈．紀德（André Gide）所著、由聶華苓翻譯的《遣悲懷》等同志文學。

而他的論述重點置放在50到60年代，是因為他想要追索陌生、未知的年代，「那是我父母親的年代，有喇叭褲、半屏山髮型的年代，我很想要理解他們的生活背景。」至於1970、1980則是他國小、國中時期，紀大偉也非常好奇當時台灣社會的環境究竟為何，所以多加著墨。反倒是已能夠清楚記憶的1990年代，比較不是重點。

紀大偉說：「寫《同志文學史》的另一個用意，也在於認識我自己，回溯我較為陌異的生命經驗。」他鼓勵當前的研究者盡可能去認識、探索少年、童年經驗，才能從未知裡挖掘出豐富的事物。

▉文學是為他人設身處地

一講到文學史跟閱讀的關係，陳芳明就興味盎然，他說：「文學史是往後回看的閱讀。」但同時新的東西不斷出來，他也得繼續往前看，看更多年輕人的作品，關心台灣文學的新景觀。「所以，我的文學史寫作是不會間斷的。我還有野心，要把《台灣新文學史》沒寫到的90年代和21世紀初，接續下去。」

閱讀一定是日積月累的，他開示也似的說：「所有閱讀的累積，都是零碎時間的總和。」閱讀不會有什麼捷徑，因此，陳芳明總是很珍惜地使用各種零散的時間，比如乘坐高鐵移動中，盡可能多閱讀。他霸氣地宣告：「所有讀過的，都不浪費。」台下有不少讀者紛紛點頭。

自陳「我必須走出我的時代」的陳芳明也表示，對當代年輕人的作品十分激賞，不僅僅是敘述手法很能放開，還有「跟我們那個時代的拘謹、自我檢查很不一樣啊，現在是百無禁忌，能夠直接面對處理家庭的黑暗面，獲得自身的救贖。」

陳芳明說：「每個人都會有自身的時代限制，但文學作品從來不會是孤立的。文學的價值在於為他人設身處地，也就是共感體驗。」因為大量閱讀的關係，陳芳明很沉痛地說：「就因為我看過他們的世界，所以我選擇跟他們站在同一邊。」無論是女性、非異性戀、原住民的文學，都讓身為異性戀男性、漢人的他理解更多，也才能夠擺脫自己的觀念侷限。

一直認真傾聽陳芳明說話的紀大偉，最後也從另一個面向呼應這樣的文學共感論：「文學史不止是作者的歷史，也是讀者的歷史。作者往往都是從讀者的身分演變而來。」個人的閱讀史不止是個人的，它還有時代的意義，一旦凝視它、將之書寫出來，擺放在歷史位置上，就會是文學史了。因此，「任何領域的人，不管是不是文學科系的，只要你願意長期專注認真地閱讀，都可以從事台灣文學研究。我們歡迎新血的加入啊！」讀者們也回報以熱烈的鼓掌。

▉Q & A時間

讀者對陳芳明提出一個非常犀利的問題，乃是關於以〈某夫人畫像〉一詩歌頌前總統夫人的余光中之評價。

陳芳明不疾不徐地回應，首先他感念余光中對他的賞識與照顧。陳芳明並非外文系學生，但余光中在他大二時就常邀他去余家，兩人的師生情誼對陳芳明來說，是股很大的激勵。

直到1977年，余光中寫〈狼來了〉，攻擊在文章裡頭引用毛澤東話語的陳映真。陳芳明當時寫信給余光中，大意說余在詩中喜用江南，唯他的江南，之於陳芳明來說，就是嘉南啊。余光中未回覆這封信，「後來，我們就決裂了。」陳芳明難掩欷噓。

廿年過去了，1997年，已在政大任教的陳芳明，在國家圖書館目睹余光中遠遠走來。他說：「當時，真的是天人交戰啊，想著到底要不要跟老師打招呼？」終於，陳芳明還是踏出那一步，兩人也就和解了。

反倒是多年前他選擇站在同一邊的陳映真，後來變成對立關係。陳芳明從政大中文系教授尉天聰處聽說，陳映真對文化大革命推崇備至，甚至渴望再發生一次文革。尉天聰當下是這麼回應的：「如果你的親人因文革而死，你就不會說這樣的話。」陳芳明神情嚴肅地提到，尉天聰的家人在文革時遭受慘烈的批鬥，只因他身在台灣。

其後，政大頒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予余光中之際，余交給陳芳明一疊書信，是當年台北的許多作家聲援〈狼來了〉的親筆信。「我說這些，不是要算帳，而是要指出，文學家是可憐的。因為一切都是白紙黑字寫下來的鐵證。比如在日本皇民化時期，台灣社會上何止文學家大力認同，還有很多醫生也搖旗吶喊啊。但最後只有文學家會被後世公審。」陳芳明極其感慨，文學家也是人，文學家也有他自身的侷限。

是的，人是複雜的，因為複雜，所以往往會把好的跟壞的搞混。人人都是好人，但人人也都會做出壞事。陳芳明的發言顯然企圖阻止對人的評價單一化，不應該只針對某一件事，而是要更全面的思索與定義人的所有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