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文學」已是台灣文學研究公認存在且一再討論的類別，但是，如果作者本人不是已出櫃的現身同志（例如陳克華），作品中沒有昭然揭開的同志主體（例如《孽子》）——即「看得見的同志」——則讀者與論者不能分辨，或雖然臆想、耳語，卻不敢率爾歸入此一標籤底下。

紀大偉《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雖然在書名就用上了「同志文學」一詞，但從〈緒論〉裡就已經不憚其煩地說明，他的立論正是要從質疑這個詞開始。

再者，「台灣的發明」也可能讓讀者驚詫：「同性戀」不是「舶來品」嗎？歐美這些「先進」地方不是比台灣更早就出現「同志文學」嗎？同樣的，紀大偉也在〈緒論〉裡一而再地解說他的理論資源與觀點啟迪：一是黑普林（David Halperin）指出的，同志的歷史不是從歷史中被挖掘出來，而是一代代讀者與評論者「以後見之明所『發明』並『補綴』而成」；二是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提出的，許多「悠久傳統」其實是現代化進程中的發明物，那些「慣例」並非天成。因此，這裡的「發明」並非指器物的創造，而是觀念上的除魅。

將「性」理解為參與成員複雜的「機制」，而不只是「性行為」的收納盒。

除了挑明其解構立場，紀大偉也強調，這部書乃是站在「公眾歷史」的角度，由下而上發揮力量，以在野抵抗主流歷史的壓力。「公眾歷史」一般以民眾口述史的方式呈現，但是在台灣戒嚴時代，願意提供口述史的同志很少，「想要認識戒嚴時期台灣同志人口的國內外研究者，經常採取同志口述歷史的『替代品』：同志文學。」因此，本書並不單單聚焦在大師、名作，而是定位在「以文學為基地的『文化史』」。不「純」的文學、非文學也要納進來，才能拼組出多元複雜面貌。

進一步看，紀大偉想提出比「同志文學」這個「文類」（genre）再擴大些的，「同志文學」這個「領域」（field）。那些議論同志、抹黑同志、誤解同志等的報章碎片與評說文章，雖納不入「文類」，卻絕對是屬於此一「領域」，值得一同檢視。

「駁雜」正是社會的實況，性別領域也是一樣，故本書中正視的不僅僅是材料的「駁雜」，也包含小說內呈現出來的性相上的「駁雜」。不是只有異性戀、同性戀之分，同一個角色也未必得固著在一種身分上，甚至不同性取向之間，也可能必須合作才能生存。以紀大偉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將『性』理解為參與成員複雜的『機制』，而不只是『性行為』的收納盒。」

過往研究者以尋找「看得見的同志」來判定此一作品是否為「同志文學」，紀大偉卻提出，「同志文學」重要的不只「同志」，還有「文學」。「文學」裡的主體時常是「假、虛、無」，不是那麼輕鬆確切立刻可以捕捉、不費力氣的。然而，假作真時真亦假，「假、虛、無」的曖昧、勾引，使讀者於影影綽綽中感受到同性戀，暗香浮動，卻入木三分。這種文學表現，是注重讀者甚於作者，既有文學本身的需求，也與作品生產的社會環境有關。

也許有些讀者會急著想看看紀大偉羅列了哪些同志文學清單、怎樣解讀那些著名的同志文學作品，但是，《同志文學史》緒論這一章絕不可放過。我認為，若是沒有先將這部書緒論裡種種思辨過程先過一遍，就不能適切理解之後他對於文本的實際分析。

緒論裡提示的理論資源、對西方學術論述的取捨與反駁，對於我們思考同志文學，甚至是思考所有弱勢文學，均極有幫助。同時，書中也扼要地說明了「同性戀」、「同志」、「酷兒」的立場與關懷面向的差異，並指出這些詞彙在翻譯旅行上，也會因為應對話題、語境而出現參差，並非均質的存在。

《孽子》沒讓讀者看到贏家，顧肇森的〈張偉〉等篇章，同性戀主角都是社會上的成功人士——所以，假如顧肇森寫了比較弱勢的同性戀者，是不是他在文學上的道德位置就會比較受肯定呢？

有趣的是，長年累積修改而成的《同志文學史》，在此出版時刻，恰恰應對了過去半年在青年讀者之間討論火熱的兩位重要小說家，一是逝世不久、通常是在國族議題上造成爭端的陳映真，二是在臉書上發表反同言論而遭圍剿的宋澤萊。陳映真〈趙南棟〉與〈纍纍〉裡，滿布著男性著迷於觀看男性的視線；宋澤萊早年作品《紅樓舊事》的小說主人翁，則同時探索人生哲學與（包含同性）情慾。而與〈纍纍〉同樣表現軍營內男男情慾文化的，還包括在不同著作中一再處理類似軍中題材的履彊。這幾位作者，恐怕都不是過去開列「同志文學」書目時會出現的小說家。這也是紀大偉立定於「領域」和「假、虛、無」主體上，將文本裡的叢結一一梳開的貢獻。

不過，相較於對以上三者小說的細膩判讀（尤其是針對陳映真〈趙南棟〉，特別過癮），我以為紀大偉對老早就被納入「同志文學『文類』」的顧肇森小說太過嚴厲。書中指出，主角太過傲人而順遂的學業與工作生涯，傳遞「同性戀不僅和大家都一樣，而且比一般人還傑出」，延伸來說是社會應該接納同性戀者，不僅因為他們和一般人沒什麼差別，還更有消費力。因此，紀大偉認為這篇作品未曾關注到同性戀與其他社會邊緣人的處境，反而頌揚了個人造化上的僥倖。相較來說，《孽子》沒讓讀者看到贏家，而顧肇森的〈張偉〉等篇章，同性戀主角都是社會上的成功人士——所以，假如顧肇森寫了比較弱勢的同性戀者，是不是他在文學上的道德位置就會比較受肯定呢？

其實總括「旅美華人譜」系列，人物階層光譜是很廣的。我認為與其責備顧肇森不顧及同性戀裡的社會邊緣人，不如說，他描繪的中產階級同性戀，和白先勇筆下的新公園男妓，一起拚組出同志文學的不同夾層。

〈張偉〉主角造訪新公園後，覺得裡頭都是些「孤魂孽鬼」，他不敢想像自己竟會屬於這個世界——「那麼他屬於什麼世界？原來他屬於美國。」紀大偉挪用自吉見俊哉而提出的「內在（台灣境內的美國文化）／外在美國（台灣境外的美國領土）」，在同志文學裡，這種朝美國匍匐而去的傾向，是與俗語「美國時間」指稱的從日常主流時間中逃逸的狀態結合，作品中的台灣人往往是在美國看到同性戀，或是台灣人在美國獲致了不同尋常的情欲經驗，或者是於台灣境內傳遞美國風味的咖啡室、戲院等地，得到同性戀知識或見識同性戀情慾等等。在這些「內／外在美國」裡得到的「美國時間」，正是叛離普通人時間表，從中騰挪、開啟的。紀大偉也注意到了性別差異，女同志文本中反而是盤算如何就近與女人相聚，而非寄託於遠方。

​以「愛滋」取代「解嚴」來討論同志文學的轉變，希望能甩脫過去文學史敘述過度依附於政治大歷史的習慣。再者，也指出印刷文化如何形構出論說、接受同性戀的環境，將之視為同志文學現身的前導。

本書以小說討論為主軸，對於散文和新詩較未深入。不過，新詩部分引用鯨向海的觀察與主張，與紀大偉若干主張不謀而合。全書論述結構則於1960年代以降，以10年為單位，看起來似乎與一般文學史無異。不過，1970年代區分為女女與男男各一章，之間仍有細膩的區分，在女女一章強調不同性向合作下的經濟實踐，在男男一章強調「美國時間」的空間化。1980年代以降至世紀末，則不再區分男女，而是呈現「罷家」以後才能「成人」的不同樣態，並以「愛滋」取代「解嚴」來討論同志文學的轉變，希望能甩脫過去文學史敘述過度依附於政治大歷史的習慣。再者，也指出印刷文化如何形構出論說、接受同性戀的環境，將之視為同志文學現身的前導。書中雖然極力打破過去將白先勇《孽子》視為台灣同志文學源頭的說法，卻也還是將之視為「讓國內外讀者駐足討論台灣文學／同志文學／同性戀」的公共平台，強調無數讀者一同創造出這部小說在同志言說範圍裡的厚度。

最後，《同志文學史》提供了一份「廣義的同志文學領域參與者」書單，範圍甚至及於極為年輕的林佑軒（1987—）。我願意盡棉薄之力，再補充兩本無論在「文類」或「領域」都應該納入的著作：一是騷夏詩集《瀕危動物》，她以「我身上所有開孔的地方都非常害怕妳，但也非常思念妳」這樣的詩句震動讀者，二是聲稱「我從來不在櫃子裡啊」的景翔的詩集《長夜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