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逢《文訊》40周年，文訊雜誌社邀請白先勇，與社長封德屏對談，分享兩人經營雜誌、文學創作、出版書籍以及和文壇互動的寶貴記憶。

對談由清大中文系副教授楊佳嫻主持，她憶起出版第一本書時，直到《文訊》雜誌專訪自己，才有成為作家的感覺。楊佳嫻首先帶現場回顧《文訊》雜誌的歷史：1983年由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創辦，2003年轉由民間資金持續經營。40年來，《文訊》早已為臺灣文學在文學評論、史料保存、提攜新秀、聯繫文壇各方面留下珍貴財產。

和《文訊》雜誌同年誕生的，還有同志文學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白先勇的《孽子》。白先勇在1960年代就和臺大外文系同學共同創辦《現代文學》雜誌，為臺灣文壇培育出一批優秀創作者，引介西方現代主義思潮，是前衛的文學與藝術實踐。而在同志仍屬禁忌話題的80年代，又大膽書寫出版《孽子》。

楊佳嫻問：1983年出版《孽子》、《文訊》雜誌創刊時，文壇與讀者的反應如何？白先勇直言：「沒有反應！」1983年的臺灣，正在經歷社會轉型期，面對《孽子》這本涉及禁忌話題的「怪書」，當時的讀者不知如何面對，或者說，是採取避而不談的態度。不過，白先勇的記憶中，龍應台先對《孽子》提出文學批評，沒想到文章刊登後，龍應台到白先勇家中拜訪，兩人自此成為朋友。

封德屏分享，她於1985年加入《文訊》團隊，1992年開始擔任總編輯迄今。她翻開手邊的《文訊》創刊號，立即就找到蔡源煌評論《孽子》的文章：〈《孽子》二重奏〉。當時，蔡源煌任教臺大外文系，在《孽子》出版4個月後即發表近7000字書評。

楊佳嫻指出，《文訊》提供書評、作家訪談寬裕的發表空間，實屬不易。除了刊載《孽子》7000字書評，她的個人採訪經驗中，《文訊》刊登的作家採訪稿篇幅甚有彈性，足以提供訪談者充分發揮的空間。封德屏回應：「雖然早期《文訊》隸屬中國國民黨文工會，但還是秉持著『為作家、讀者服務』的初心，刊登出一篇篇扎實的文學評論。即便在脫離國民黨組織後，服務作家與讀者仍然是《文訊》的宗旨。」

緊接著，楊佳嫻請兩位講者分享，在經營、閱讀、編輯《文訊》與《現代文學》兩份刊物的過程中，是否有印象深刻的經驗？

白先勇說，《現代文學》的誕生，是偶然，同時也是必然。《現代文學》是臺大外文系的同學們一起創辦，不過淡江大學、文化大學的學生，或是軍中作家，甚至藍星詩社、創世紀詩社的成員，都在《現代文學》上發表過作品。

白先勇講述起往事，彷彿還歷歷在目。當時，發表文章的作家大多才十幾二十歲，有外省、也有本省，相處起來非常融洽。那段時期，戰後第二代作家正處於尋找文化認同的階段，而《現代文學》便成為他們實踐的場域。受到時任臺大校長傅斯年的影響，《現代文學》成員滿懷理想辦起雜誌，即使經費與稿件短缺，卻興致高昂。常常幾個人推著腳踏車去送雜誌，或是寫兩篇文章用不同筆名刊登。

封德屏拿起《文訊》創刊號，封面有兩位作家：王詩琅與蘇雪林，一位是日治時期臺灣作家，另一位是外省作家。她表示，從前自己是從歐陽子所編輯的《現代文學小說選集》認識《現代文學》。這兩冊小說選集，選錄了曾經刊登在《現代文學》的小說，許多作家現在都是知名大家了。

封德屏對白先勇所說的亦深感認同，編輯刊物時，內心總懷有大寫的「文學」作為理念基礎，個人的族群和政治立場，都不能左右刊物編輯與人際互動。主編《文訊》時，封德屏盡量留意讓不同政治立場的作家、團體都有發聲空間。

楊佳嫻補充，《文訊》創刊號將兩位作家同置於封面，即便在當時可能具有政治目的，不過卻仍能看到文學「善」的一面被彰顯出來。更重要的是，《文訊》一直以來致力經營的文學工作，成為現在臺灣文學研究的重要資源。

楊佳嫻追問，編輯刊物過程中，兩人是否有令自己很得意的成就？

白先勇說，《現代文學》主要是由臺大外文系和中文系同學經營，他們一方面有系統的翻譯西方重要的文學評論和作品，另一方面也從新的角度，審視中國傳統文化，將中、西融貫。這兩方面，當時都出過幾個成功的專輯，編者們也從中吸取新的創作養分，影響了一代人的文學創作。

封德屏則提到，最近《文訊》從40年來發表的2000多篇書評中，精選出40篇出版成《時代之書：《文訊》40本年選書評（1983～2022）》。主編鴻鴻向她抱怨，好的書評太多，選入太少，少選一篇都是遺憾。由此可見，《文訊》雜誌40年來為臺灣書評做出的巨大貢獻。

她也說到，大約在2009年左右，各家報社的副刊就停止接受手寫稿件，導致許多不擅電腦操作的前輩作家苦無發表園地，因此，2009年1月《文訊》開闢「銀光副刊」，限收65歲以上創作者的文學創作投稿，就算經濟拮据，仍堅持讓「銀光副刊」使用彩色印刷，希望為前輩作家的創作增添色彩。此一舉措，為前輩作家旺盛的創作熱情，開闢發表園地，展現《文訊》對作家的溫暖關懷，也讓《文訊》搜集到許多作家的珍貴手稿。

此外，白先勇特別強調，近幾年臺灣文學館委託文訊負責策畫的「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計畫，是艱難卻極為重要的工程，對臺灣文學研究有很大的幫助。不過，現在這個計畫暫停了，白先勇希望政府或民間的資源可以持續挹注，讓這個計畫得以延續下去。

談到遺憾，白先勇提及當時原本規畫出版書籍，也確實出版了少數幾本，不過資源太少，沒有辦法持續。後來他創辦晨鐘出版社，卻經營不善，最後倒閉。封德屏認為，出版書籍的影響力比雜誌更大一些，不過《文訊》選擇將資源投注在資料庫、作家研究上。「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計畫停止後，《文訊》也規畫將過去40年刊登的作品集結出版。

活動最後，楊佳嫻將目光拉回當下的文學環境。

近年來文學環境變遷的速度與幅度都提升，新的AI技術也影響到文學發展。楊佳嫻請兩位談談：目前文學雜誌面臨的挑戰是什麼？

面對電子化的挑戰，封德屏坦承她也擔心紙本雜誌的銷量與訂閱。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文訊》不僅僅是一本雜誌，更肩負建立資料庫、進行作家研究、史料搜集。她將《文訊》視為「以雜誌為本，發散出去的種種文學工作的整體」，持續在新的時代和文學並肩前行。白先勇則表示，他還是保有對紙本書的情感，並認為文學攸關民族情感教育，這個時代更應該重視文學、文化，以面對AI時代的挑戰。

文學創作是孤獨的過程，然而，透過文學雜誌，創作者之間得以維繫起跨越族群、世代、地區的情感連結。這樣珍貴的經驗，令兩位講者銘記。演講中，也讓聽眾、讀者看見，原來創辦、經營文學雜誌是一件不容易，卻深具意義的時代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