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關心母語發展的人可能都想過這些問題：當我們說要振興自己的語言，我們的目標究竟是什麼？面對強勢語言的種種影響甚至迫害，母語運動應該如何自我定位？而身分認同的鬥爭和復興語言的奮鬥，兩者之間應該走得多近？

今年在臺灣出版的《請說「國語」：看語言的瀕危與復興，如何左右身分認同》一書，講述威爾斯語、夏威夷語和香港的粵語各自面臨的危機，以及人們如何嘗試捍衛自己的母語。

以這本書為引，現流冊店舉辦了一場對談，邀請長期致力於台語文運動的前衛出版社主編鄭清鴻，以及香港出身的小說家沐羽，討論的正是台語和廣東話的發展各自如何與政治交纏，兩種語言同樣在和華語或「普通話」週旋，但歷史上又有什麼樣的不同。

➤​抵抗殖民或勾結共盟

在兩人對話的過程中，一個主題逐漸浮現：台語和粵語的一項關鍵差異，在於台語運動從開始就肩負著抵抗殖民、凝聚台灣認同的使命，而廣東話則否。而這項沉重的使命，正是台語的路比粵語艱辛的一大主因。

鄭清鴻分析，台灣知識分子在日治時期提倡台語，目標在於向殖民者爭取自治，因而需要證明台灣在文化上有自身的主體性。為此，知識分子並非等待泉州話、漳州話乃至其他語言自行融合，而是有意識地去整合泉州話和漳州話，形成一個在台灣最能流通的通行語。

換言之，台語建立的基礎，「是要很激進、很急速地形成一個民族認同，是在被殖民體制逼著要去確認自己的語言跟文化主體性的時候，才發明出這個東西。」而這樣抵抗的努力，在戰爭爆發、總督府採行皇民化政策之後，也因此直接被針對、被打壓，戰後的國民黨政權更是直接嘗試讓所謂的「方言」被取代、被禁聲。

相較之下，根據沐羽的分享，同一時期的香港人，並沒有將廣東話當作抵抗殖民者的武器。這並不是因為香港人天生溫和，追根究柢，是因為港英政府與台灣的日本和國民黨政權不同，本來就無意宣稱香港人與英國人等同，並未嘗試以「同化」為殖民統治提供正當性。

恰恰相反，港英殖民時期，一開始只有少數香港精英和混血兒會學習英文，一般民眾受教育、做生意等等都還是講廣東話。甚至於，「英國人管香港，會找一些英國傳教士過來，而傳教士自己要去學廣東話。」亦即，殖民者並未試圖取代當地人的語言，進而否認在地的文化主體性。

因此，對香港人來說，語言並沒有成為對抗英國殖民者的戰場，廣東話對於殖民者而言也並非挑戰。而殖民者的英語不構成挑戰，面對北方文人帶來的華語當然也不會是挑戰，而是能共融的資源。戰前，香港甚至出現所謂「三及第」文學，正是融合粵語、文言文、白話文官話。到了1970年代，重要的文化人黃霑也用三及第的方式撰寫歌詞、講黃色笑話，就是香港人同時兼採華語的經典案例。

對於這種雜取，香港著名文化學者羅永生以「勾結共謀的殖民主義」予以形容。沐羽笑說，這也可以說是一種香港精神：「所有東西都可以用，只要能賺錢。」到後來，香港人除了持續使用廣東話，也在日常中、在創作裡吸取英文和官話的表達方式，並且毫不抗拒地接受1949年前後南來文人帶來的語言、用詞。

正因為並無語言文化上的對抗，廣東話也不需要跟殖民者劃清界線。直到近十餘年來，當中共對香港主體的打壓越來越強，以「普通話」擠壓廣東話空間的態勢也越來越明顯，廣東話對部分香港人而言，才開始真正具有對抗的、民族主義的意涵。

➤​與強權劃清界線

相反地，台語運動者正是因為自始必須對抗、必須擔負建立認同的任務，因此沒有這樣廣納兼採的餘裕。同在現場的活水來冊房主人黃震南舉手補充，如同朱宥勳在新作《他們互相傷害的時候：台灣文學百年論戰》中對1930年代「台灣話文論戰」的討論中所說，日治時期台語運動者努力嘗試建立書寫系統時，其實可以直接使用總督府為了統治方便而發展出的採集與表記，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小川尚義所編纂的《日台大辭典》。

但是，當時的台灣知識分子都寧可另外自創系統，彷彿總督府所做的整理都不存在，寧可被論敵質疑台語無字，也要堅持重新漢字用表記台語。他們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在在都是因為這些反殖民的、而且常有左派關懷的運動者們，自始就不考慮與殖民者合流。到了戰後，台語運動者也拒絕用國民黨帶來的注音符號表記台語。要了解他們這樣的忽視與抗拒，就不能忽視台語運動的對抗性格。

鄭清鴻也分析，這種對抗的動機到了今日仍然重要，只不過，台語運動者對抗的對象顯然不再是日本、日語，而是中國、漢字。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有一派運動者甚至不只提倡書寫台語，更力主台語書寫不應使用漢字，而要改採羅馬字，或者至少要兼用漢字和羅馬字。他們的想法是：「如果都只用漢語書寫的話，有辦法去呈現台灣的主體性嗎？全世界其他國家的讀者看到的時候，發現都是寫漢字，大家會不會直覺反應說這是中國作家的作品？在共用這些文化資源的時候，是否其實沒有辦法表現出自己的特殊性？」

此處更大的野心，甚至是透過羅馬字，讓使用台語的人們除了可以學習客語，更有辦法學習各族原住民族語和其他東南亞語言，建立新的台灣共同體。尤其，當中國官方也不斷強調同文同種，中國人又常以「漢字也是中國發明的」為由否認台灣主體性時，台語運動者就有更強的動機，在表記系統上與中國劃清界線。

對於這點，沐羽提到，這種與中國劃清界線的動力，在香港歷史上多數時間並不存在。畢竟，香港與中國的對抗、乃至香港民族相關的討論，是晚近中共壓迫下幾波抗爭的產物，「華人中心、漢中心對我們來說，真的是沒什麼影響。」

沐羽笑著舉一個生活上的例子：他在台灣搭計程車，因為香港口音的關係，經常被計程車司機稱讚「哇你中文講得好好」。但他表示，大多數香港人聽到這句話心情會很複雜，因為對香港人來說，廣東話本來就是中文的一種，反而是被劃在中文之外、獨尊「普通話」為中文，才會讓香港人覺得奇怪。即使到現在，香港人希望與中共劃清界線，也不會認為需要在語言上徹底與漢字斷裂開來。

➤​在新時代推動復育

此刻，香港人是在以自己最熟悉的語言對抗中共主導的侵蝕。相對地，鄭清鴻說，台語復育卻要同時面對兩個相關但不同的任務：既要推廣普及，又要檢討、挑戰華語的強勢地位。

源於這樣雙重的願望，外人有時會難以理解台語運動者的某些堅持。鄭清鴻舉了兩個例子：首先，《國家語言發展法》把台語、客語、原住民各族族語與華語並列為「國家語言」，看似平等了，但在《台語解放記事》一書中，作者石牧民就質疑，華語之所以能在台灣爬上「國語」的位置，是來自一連串的不義，也造成了本土語言使用者的創傷，現在華語還能夠繼續穩坐官方語言的位置，是否等於是「不再追究這些不義」？

另一個例子則是，今年（2023年）金曲獎頒獎典禮上，歌手鄭宜農以台語專輯《水逆》獲得最佳台語專輯和最佳台語女歌手獎，上台時雖然表達希望能繼續鑽研台語，說「謝謝台語，這個語言教會我低頭」，卻仍然並未用台語致詞，引起許多台語運動者批評。

鄭清鴻解釋，與其說是單純針對鄭宜農個人，他們的顧慮其實有更深層的成因：擔心這就將是母語復育的未來，人們「自由」使用語言之後，仍是華語繼續強勢，甚至「抵消掉本土語言上我們做的各種努力」。這就如同，現在很多人雖然學了台語，但就連在家裡跟阿公阿媽都還是講華語。他個人因此很希望，當時鄭宜農可以至少在台上講一句台語，既展現「不只獨尊華語」的象徵意義，也發揮「鼓勵大家學台語」的作用。

而鄭清鴻也認為，「自由使用卻等於獨尊華語」的這道難題，反映了更大、更廣泛的難題：新的、民主的時代中，台語運動在倫理上和在現實上都不可能用國語運動的方式來推廣。一方面，在民主與多元主義的意識下，雖然人們認同「台灣人出頭天」，但同時也知道客語、各族原住民族語都應該獲得平等尊重，因此，台語運動者無法再直接沿用過去的論述資源推動「台灣話」（tâi-uân-uē），不能再向台灣話文論戰以降的前輩一樣，用「頭頂台灣天，腳踏台灣地」來推動所有人書寫台語。

另一方面，甚至在台語運動界內部也都有不同的聲音，比如在語言標準化的工程中，教育部雖然請了專家很認真地整合漢字表記，但也不能強制，只能「建議」大家使用，而確實，「很多民間研究者或關心台語文發展的人，已經有自己的一套」，反而會對國家標準化的嘗試非常有戒心，擔心是國語運動重演，而這也使得共識形成相當緩慢。

鄭清鴻認為，這些台灣特有的難題使得我們無法直接複製其他國家的復振策略，但仍然應該廣泛學習、參考，而這也是《請說國語》這本書對他而言的意義。他分享，書中讓他特別有感觸的一個段落，是夏威夷語教育者伊珂拉的故事：

伊珂拉後來之所以投身語言復育，是被身邊人保存夏威夷語的努力所感動。除了一位白人老師用心嘗試協助保存夏威夷語外，書中特別提到，堅持講母語的祖母告訴伊珂拉，自己小時候講夏威夷語還會被學校老師用膠帶封住嘴，不讓她說話。

在這個案例中，伊珂拉投身夏威夷語的復振，與其說是因為怎樣的政治立場，不如說是因為語言與情感的聯繫。而鄭清鴻說，這個案例讓他想到台灣人與自己的母語也能有這樣的聯繫，比如威權時期流亡海外的「黑名單」前輩如何聽到〈黃昏的故鄉〉等台語歌便開始大哭——情感，也許是下一階段推動母語復振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