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鬼歌手巴布．馬利（Bob Marley）的身影，多數人應該不會陌生。他就像革命家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一樣，成為流行文化的重要符號，大量印製在各種商品上。但也和許多流行符號一樣，大部份的人對他的生平或音樂，可能只是一知半解甚或一無所知。頂多知道他和他的雷鬼樂，象徵著愛與和平，與世無爭十分「Chill」，並伴隨濃濃的大麻氣味。

牙買加作家馬龍．詹姆斯（Marlon James）的小說《七殺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Seven Killings），惡狠狠地戳破這些片面或刻板的認識，以虛構引領著人們穿越時空，回到巴布．馬利遭到暗殺的生死瞬間。

全書以看似犯罪小說的基調，將焦點從歌手身上移開，把涉案的關係人放置於舞台的正中央，藉著不同參與者的自白，一絲一縷拼湊上世紀後半牙買加社會的每一寸肌理。還原動蕩不安的時局，警示著人們，別被雷鬼樂乍聽之下的溫和平緩給欺騙，它其實是在無間地獄般的殺戮中，浴血生成的利器，交由受壓迫的平凡人們凌空揮舞，刺向著構成社會不公不義的邪魔。

這樣以戰鬥換取和平的姿態，才是雷鬼的本質，而在牙買加混亂的街頭，依然堅持吟唱著和平戰歌，才是巴布．馬利真正偉大之處。

➤朝微笑開槍

1976年12月3日，巴布．馬利和樂團成員們正在他自宅的錄音室，為了兩天後的「微笑牙買加」演唱會（Smile Jamaica Concert）彩排。當時剛過31歲巴布．馬利，在短短3年之間就靠著《Catch a Fire》（1973）、《Burnin'》（1973）、《Natty Dread》（1974）、《Rastaman Vibration》（1976）4張專輯的發行，獲得全球性的成功，讓雷鬼從牙買加一地的民族音樂，一舉晉升為風靡歐美的流行，也讓他成為牙買加當地舉足輕重的意見領袖。

馬利受人敬重的原因，不只是因為專輯的大賣，而是他藉由雷鬼固定的曲式和簡單的歌詞，傳遞他個人對政治的觀察和宗教的體悟。這些內容一開始還以情歌包裝，越到後來則越直言不諱。但不論何者，只要身處壓迫的人們，都能立刻從中獲得認同，得到力量。

馬利的祖國牙買加是加勒比海的島國，15世紀末開始被西班牙統治，17世紀再改由英國殖民，數百年間經歷數次的起義失敗，終於在1962年獲得獨立。然而，迎接牙買加的不是天堂，而是人民民族黨（People's National Party，PNP）和牙買加工黨（Jamaica Labour Party，JLP）兩大政黨惡鬥下的地獄。

這裡的「惡鬥」不是政治勢力消長的隱喻而已，雙方各自和地方幫派結合，如同部落般對決，佔地為王，喋血街頭。再加上兩黨一左一右的意識形態，以及古巴卡斯楚（Fidel Castro）革命造成的刺激，讓原本已經難解的政治局勢，捲入了冷戰的對峙。

馬利稱自己的住家叫做「安全屋」，因為他希望自家成為首都京斯頓的中立區，雙方人馬也許在外面殺紅了眼，但在安全屋都會賣馬利面子，短暫和平共處。這也是馬利舉辦「微笑牙買加」演唱會的原因，試圖以免費的演唱會，止息政治的暴力衝突。

然而他天真的美意，很快就遭到政客扭曲。當時牙買加總理PNP黨的麥可．曼利（Michael Manley）在演唱會舉行的消息釋出沒多久，就宣布在15日舉行全國大選，讓演唱會看起來像是替執政黨的背書。

馬利試圖維持的中立角色被打破，安全屋不再安全。7名武裝的暴徒，在3日晚間闖入馬利的宅第，對馬利一行人亂槍掃射。馬利的妻子也是樂團成員的Rita Marley頭部中彈，馬利則是胸口和手臂受傷，及時將馬利撲倒的經紀人腿部和身體各中一槍，另一名在場的樂團僱員也身受兩槍。

幸運的是，4人都無生命危險，馬利只是輕傷，甚至兩天後還現身演唱會。

一切都太過於戲劇化，也讓各種陰謀論肆意流傳，JLP或PNP，以及他們各自坐擁的幫派勢力，都被懷疑涉案，亦有謠傳美國中情局是幕後的黑手。馬利在演唱會結束之後，立刻離開牙買加，開始兩年的自我放逐。

➤粗鄙的是體制

《七殺簡史》以近900頁的篇幅，試圖用既直接又隱晦的姿態，述說著這起事件的成因、過程與影響。厚重的份量看似嚇人，閱讀的體感則恰恰相反。雖然有著錯綜複雜的角色關係，並充斥著大量機關槍漫射般意識流的書寫，但皆構成了本書獨特的閱讀體驗。

５個章節，每個章節的內容都在一天之內發生，５天分別從1976到1985再到1991。在書中各個角色自述和追憶的眾聲喧嘩中，馬利以「歌手」為代號不斷被提及，讓他變成一則眾人講述的傳奇，成為聚合所有人物命運的樞紐，是既在場又同時不在場的主角。

不只是「歌手」，作者或虛或實的巧妙挪用許多真實人物作為原型，塑造出一個個鮮明的角色，以想像填補了真實的孔隙，打造出紀實般的歷史重量。所有的情節皆透過各個角色口吻迥異的自白推進，這些喃喃自語在時間軸上反覆遊移，精心再現著記憶在主觀作用下不確定的特性。

與其說作者在運用什麼意識流的文學技法，不如說他試圖將一個個平凡人的意識對剖，在無數小我的精神殘骸中，拼湊出大我歷史的樣貌。

那些混亂而粗鄙的文字，就像以巨斧直接朝書中人物的頭顱上鑿出巨大缺口，再用利刃一層層剖開，將他們內心血肉模糊的底層傾倒在讀者面前。那是夾雜著憤怒、悲傷和無奈的良知殘餘，散發著難以嗅聞的腐壞氣味。

當每一個角色心底瀰漫著共同的惡臭，甚或經由人際網絡互相污染時，逼得讀者不得不去思考，也許問題不在於單一個人的良善與邪惡，所有污染的源頭皆來自於體制的醜惡與墮落。

就這個意義而言，《七殺簡史》可以視為是一部牙買加版本變形的冷硬派犯罪小說，它也許沒有提供什麼意外的解答（事實上，在現實世界裡馬利早就暗示過真兇是何人），但直接控訴了「體制」這個最根本的幕後黑手。這龐大的黑暗，才是「歌手」一生試圖正面迎擊的惡魔。

➤如同潘朵拉的寶盒

隨著故事後半的場景逐漸離開70年代的牙買加，暗示著這邪惡的體制，絕非只存在於一時一地。體制的幽靈在世界各地游蕩，註定了小說中的歌手、現實中的馬利最終的徒勞無功。他成為一個個空洞的符號印在商品，在架上販賣，而作為武器的雷鬼樂，也不過就是排行榜上一組銷售的數字而已。

《七殺簡史》是一則屬於真實世界你我的虛構絕望，但也因為觸及了絕望的最深處，才有辦法彰顯出巴布．馬利的偉大，就像潘朵拉盒子裡深藏的希望，讓人還有勇氣和力量，繼承歌手的意志：

「但在另一座城市、另一座山谷、另一個貧民窟、另一個破敗破碎的地方、另一座城鎮、另一次起義、另一場戰爭、另一次出生中，都會有某個人唱著〈救贖之歌〉（Redemption Song），彷彿歌手寫這首歌不為別的理由，只能為了讓這些受苦難的人們能夠歌唱、大喊、低語、痛苦、哭喊、尖叫。就在此時，就在此刻。」

結束自我放逐後的巴布．馬利，再次於牙買加舉辦了空前的「同一種愛」和平音樂會（One Love Peace Concert），並交出《Exodus》（1977）、《Kaya》（1978）兩張充滿現實批判的專輯，將關懷從牙買加擴及至全球非裔社區的命運。

不幸的是，躲過了槍擊的馬利，逃不過病魔，於1981年死於惡性黑色素瘤。〈救贖之歌〉是他最後一張錄音室專輯裡的最後一首歌，在歌裡他引用著牙買加裔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庫斯．加維（Marcus Garvey）的名言：「從精神奴役中解放自己；除了我們自身，沒人能讓我們心智自由」（Emancipate yourselves from mental slavery／None but ourselves can free our mind.），並於副歌邀請聽者，一同唱著這首屬於自由的救贖之歌。

《七殺簡史》不像多數千篇一律的搖滾歌頌，它不談馬利，轉而述說那些需要「歌唱、大喊、低語、痛苦、哭喊、尖叫」受苦難的人們，成就了一則對巴布．馬利最真誠的禮讚與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