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電影或原著，直接保留原文「Queer」都是明智的決定。這個充滿複雜演化脈絡的詞彙，在原著背景50年代的美洲，與70年後現在的臺灣有截然不同的語意。粗暴一點來說，50年代帶有些許貶低與詆毀性（無論是對自己還是他人），而此刻多是一種身份認同的明確彰顯。因此在原著小說裡，譯者在第一頁就註解，隨著內文語境不會統一queer一詞的翻譯，這點在觀賞電影時就很難顧及到。

Queer從早期帶有負面語意的形容詞、名詞：古怪的、異常的；怪胎、男同志（也有做動詞破壞之意），進而演化成現今一種充滿流動性的身份認同用詞。我們必須稍微理解queer這個字的歷史脈絡，才能調頻進入作者威廉・S・布洛斯書寫當下的氛圍狀態。

《Queer》書寫後因種種原因被擱置，時隔30年才出版。這中間的故事在最近二十張出版的原著小說裡，有編輯奧立佛・哈里斯（Oliver Harris）非常完整細緻的陳述，以及作者本人在80年代出版時的導讀文（內容精彩與複雜的程度簡直可以拍成另一部電影）。強烈建議看過電影的觀眾去找來閱讀，就更能理解電影最後幾段的脈絡與寓意。這篇文章，我想純粹從改編的角度來切入，談《Queer》轉譯成電影的難度與我個人的啟發。

➤疫苗般的寫作

想把這本輕薄的中篇小說搬上大銀幕，絕對得出於非常個人的偏愛與任性。導演格達戈尼諾（Luca Guadagnino）在紐約電影節的訪談裡提到，《Queer》這本書是一個召喚，開啟他對於慾望與連結的興趣。改編注定是要取決忠於原著還是推翻它。把「不夠小說」的故事，拍成一部「不夠電影」的電影；抑或是拍成另一部「Call Me by Your Desire」。這所謂的不夠，其實很主觀，換句話說這故事本質不是由大眾易懂的情節敘事所構成，而單純是一種狀態。我們看著主角從頭到尾搖搖欲墜——潰絕的邊緣，渴求的失效——這正呼應作者布洛斯在導讀裡提及的書寫動機，《Queer》是關於毒品戒斷的失控與破碎。

「即便寫出《毒蟲》的人是我，《Queer》卻感覺像別人在寫我。」《毒蟲》裡的李，是完整自我的，而《Queer》的李卻狂亂脆弱。前者關於成癮，後者關於戒斷。對布洛斯來說，「寫作即疫苗接種。」因此文字吹起的兇狠風暴，可以削弱現實對他的殺傷力。於是他在苦痛的當下書寫經驗，靜候自我免疫的到來。

無論是是原著或電影，這故事都將成為男主角李的獨白大戲。在閱讀小說時，我率先想像的是一部舞台劇的獨角戲，丹尼爾．克雷格可以，裘．德洛也行，甚至我摯愛的安德魯．史考特都絕對能建構出不同質地的李。那叨叨不續的自說自話，像是快速吸吐的小狗，赤足踩在轟炸過的瓦礫中尋找活體氣味。李需要的不過是一個受詞——能接受他的諷刺，經受他的慾望，承受他的崩壞。

布洛斯的原話是：「李需要一名觀眾，承認他的表演，而這當然是張面具，用以遮掩恐怖的崩壞。」如果《Queer》是一齣舞台劇，獨腳戲，我們必須看見毀滅的現場。觀眾將成為那臨場的受詞。
    
只是封閉的銀幕空間就不能這樣玩了。布洛斯還提及關於李的另一個重點：李追求的是連結與認可（這也是每個創作者的佛地魔）。因此他渴望的受詞必須實際存在，也就是帥到發光的艾勒頓（這角色完全肩負同志電影裡顏值期待的責任）。

《Queer》被冠名為「半自傳體小說」，因為很容易透過比對現實與故事的時間地點拼湊出關聯性，甚至在編輯的導讀裡也直接指出艾勒頓的原型真有其人。先說，儘管我不太喜歡以現實來解構小說這種閱讀方式，但《Queer》例外。無論是原著或電影，都必須透過作者本人的實際處境才能完全掌握。這也是編導在轉譯時所做的關鍵決定，完全貼近小說背後的現實。

➤難以切割的虛構

我們無法把布洛斯與小說切割開來，除了80年代出版時的自我導讀之外，小說甚至在最後一章節：兩年後，重返墨西哥，從第三人稱視角直接變成第一人稱。李成了我。然後緊接就是導讀（不確定英文原版導讀是否也放置在這個位置）。導讀裡布洛斯提到自己因為毒品問題而旅居墨西哥，以及他與書寫本身的關係。最重要的是，他揭露在1951年9月，意外槍殺了自己的太太——這就是電影最後出現的那一幕，艾勒頓把玻璃杯放在頭上，李拿槍對著他，地上還有一隻超現實無限符號的毒蛇吃掉自己。布洛斯說，若不是因為這個意外，他可能不會成為作家。 

現今自傳體小說（autobiographical novel）已能輕易被辨識成一種文類，但我認爲作者選擇這樣的形式依然是把小說放在現實之上，也就是虛構終究必須大於事實。虛構中包含各種文學技藝、美學以及個人期望等複雜的動機。然而目前的是當這樣的標籤一貼上，讀者會立刻被鼓勵成為偵探，忍不住探究作者現實的生平經驗來對照小說裡的內容。好奇心如果是一種病，恐怕是不治之症。

這樣解讀小說是不得已的閱讀方式，除非作者本人鼓勵我們這麼做。布洛斯的導讀似乎有點這樣的傾向（而威廉李更是他的筆名），但重點是有助於我們理解李的狀態與脆弱。至於編輯的論文只能說是一篇讓經典好好安放的歷史交代。我們還是先回到布洛斯的句點就好。對我來說自傳體小說重點不是在於虛構來自什麼，而是作者抱著何種心態與方法重建虛構。布洛斯在導讀裡寫的的這段話，很值得玩味：

「李在追求的，是連結、或說認可，就像一顆從虛幻薄霧中出現的光子，在艾勒頓的意識中留下了難以抹滅的痕跡。李無法找到適合的觀眾，因而受到痛苦的威脅，隨時可能潰散，就像無人觀察到的光子。李並不知道，他其實已經開始提筆寫作，為了留下難以抹滅的痕跡，這是他擁有的唯一方式，無論艾勒頓想要觀察與否。李因此遭到勢不可擋之力，推進了虛構的世界。他在他的人生及他的作品之間，也早已做出決定。 」

布洛斯曾將某版本的《Queer》，全改為第一人稱，然後他向編輯提出，為什麼不能在一本小說裡轉換人稱呢？（因此文學分析者後來說《Queer》成了布洛斯實驗書寫的開端）。現在我們知道，人稱只是一個書寫簡單的路徑，沒有一定怎樣才是正確的，純粹看作者想怎麼玩耍。上面這段話，我無法不把李轉化成「我」，這是整本書裡，最貼近布洛斯本人的一個核心狀態——無論是現實中的愛被拒絕，甚至是《Queer》本身都被出出版方否定，他都已做出了選擇。他選擇作品。

原著中李沒能如願找到死藤水，第三人稱的部分戞然而止。布洛斯是在更之後，才寫下關於尋找死藤水的過程。然而在電影版本中，李與艾勒頓喝下死藤水，兩人共舞，爬進彼此的皮膚裡，你儂我儂。啟靈之後他們也終將分道揚鑣。導演表示如果布洛斯通過死藤水「打開一扇門，然後迅速又關上」，那麼電影就必須穿過這扇門，看看門的另一邊有什麼。
    
《Queer》是以寫實主義的社教場景記述來推展，充滿片段與不連貫的跳耀，這種裂解的質地，在電影裡明顯搭建的場景與人造光影裡一覽無遺。戒斷的混亂團塊移植到視覺成了對比鮮明的超現實。儘管我們現在明白原著與現實是如此緊密切合，但電影裡卻選擇一種擬真再現的視覺方式聚焦於李的生存狀態。所有的交流、慾望、失控的聯繫都被推向極端，然後被否定。

最後那句台詞值得玩味："I'm not queer. I'm disembodied.” 電影的翻譯讓我不是很理解這句話的意思，後來我突然回想到幾度李變成透明的畫面。克莉絲蒂娃說的：「『我』正以自身的死亡為代價，逐漸變成一個他者。在這條『我』逐漸形成的道路，我在哭喊與嘔吐的暴力中，把『我』生下。」電影最後李（或布洛斯）崩陷，留下鏡子。慾望解離了。我究竟是什麼？

這也許是布洛斯一生都在回答的問題。而導演盧卡·格達戈尼諾在原作與改編之間，展現一片徹底開放的傷口，效忠於布洛斯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