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因為音樂，我們在失落的邊陲發現彼此：讀《1984：流行音樂變酷的一年》
2025年初，我首次到訪倫敦傳奇同志夜店 Heaven。
深夜黃金時段，眩光四射，音響轟然。DJ 輪播特洛伊・希文〈Rush〉、凱莉・米洛〈Padam Padam〉、酷娃恰莉〈Von Duntch〉等，近兩年登榜的同志夜店金曲，甚至將查普爾・羅恩〈Good Luck, Babe!〉和大衛・庫塔的〈Titanium〉混搭做伙（如果讀到這邊每首歌你都認識，這本書肯定是屬於你的），引燃一波波大合唱。
在固定的串場時段，變裝皇后與變裝國王輪流上台，載歌載舞《洛基恐怖秀》的經典橋段與當季熱映的《魔法壞女巫》。當全身塗成綠色的「壞女巫」艾法芭現身，以誇張嘴形對準〈Defying Gravity〉最後盤旋而上的高音，全場情緒沸騰。那一刻，我和身邊的陌生人因為音樂與流行文化密語被緊緊綁在一起，共同高歌、尖叫，能夠毫不尷尬地相視而笑。
Heaven 從1979年開幕至今，到訪的舞客已經不只同志族群，來自世界各地，各種膚色、性向、年齡、扮裝的人們在此隨著音樂起舞、邂逅，用快樂熬過一個又一個寂寞的夜。要說這個場地見證了近半世紀的同志流行文化變遷也不為過，在1980年代（下稱80年代），Heaven 便親睹了布朗斯基節拍樂團（Bronski Beat）與渾合唱團（WHAM!）的登台，以及席維斯特（Sylvester）、哈澤爾迪恩（Hazell Dean）的高速電子舞曲（Hi-NRG），如何一步步建構出同志的慾望原聲帶。而這些鮮有「圈內人」訴說的故事，如今通通蒐羅在音樂記者伊恩・韋德這本《1984：流行音樂變酷的一年》裡。
80年代可說是流行音樂史上最「浮誇」的時期，MTV 崛起、電視節目演出促動唱片銷售，音樂人紛紛做起張狂、大膽、不拘性別成見的造型；散逸在小報與訪談節目的名人八卦閒語，成為年輕人的日常話題，隨之湧現的歧視與偏見，有時竟成助燃劑，反過來為流行文化添柴遞薪。
「爭議」未必是負面的，因為有一群觀眾渴望解放。被 BBC 電台禁播的歌曲反而受到年輕人推崇，美國保守派下警告的「家長指導標識（Parental Advisory Label）」則成了最酷的樂迷的購物指南。一切秩序左翻右倒，就像不論死活樂團的金曲〈You Spin Me Around (Like a Record)〉，天旋地轉、暈頭轉向，無視規則的愛慾橫生。
與80年代音樂的繽紛相對的，是現實世界的末日感。80年代中期的冷戰升溫，對核戰的恐懼隨著美國總統雷根啟動「星戰計畫」，以及車諾比核災抵達高峰；英國首相佘契爾上任後不僅戮力打擊工運，保守派國會甚至在1988年通過惡名昭彰的「第二十八款」（Section 28），載明「禁止宣揚同性戀」引起寒蟬效應。
權利被壓抑，性命也受到威脅，當時的同志族群面對愛滋病（AIDS）／HIV 病毒的擴散，在公共醫病知識闕如的情況下，得一邊直面死亡壓力，一邊投入平權組織對抗媒體及保守派的污名。書中所記的傳奇音樂人身邊，往往有親近的愛人、良師、童年摯友、製作夥伴，因為發病而猝逝。那章節之間穿插的愛滋相關新聞筆記，宛如條狀的歷史書籤，不時提醒我們五光十色的同志金曲背後，其實有著和排行榜巨碑等長的龐然陰影。
死神之鐮如影隨形，夜店於是成了絕望的反抗者療癒彼此的場所，音樂則是強化意志的精神後盾。流行巨星瑪丹娜在專輯裡放入解析愛滋真相的小卡、布朗斯基節拍則在專輯內頁印上各國同性戀性行為的合法年齡（英國直到2000年，才將同性戀行為合法年齡降至十六歲，與異性戀標準一致）——他們的成名曲〈Smalltown Boy〉四十年傳唱不墜。主唱 Jimmy Somerville 以悲憫的假聲唱出逃家的少年同志心聲，結合享樂式的電子合成聲響，彷彿邊緣者都可以在舞池裡找到一同共感苦難的酷兒之友。2017年，描述愛滋平權團體 ACT UP 的法國電影《BPM》，便以〈Smalltown Boy〉串連悲壯的陳抗現場與縱情的派對場景。
同志族群對於合成器流行歌（synth pop）的好感其來有自，畢竟合成器也曾遭陽剛的吉他搖滾樂團鄙視，被認為是更歐陸、陰柔的聲音。
1983年，Yamaha DX7 問世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款商業化賣出十萬台的合成器。透過史丹佛大學發明的「FM 頻率調變（frequency modulation）」技術，它讓使用者能自訂數位音色，打造出剔透浪漫的電鋼琴、亮脆彈膚的貝斯、太空感的未來環境音，幾乎構成了80年代聲音的主體。
再加上 Roland TR 系列鼓機與 Juno 系列合成器、Sequential Circuits 的 Prophet-5 等「兵器」，以及各大廠商之間達成的「MIDI 協議」，一統「控制訊號」規格，不同的合成器終能協作編曲，降低了電子音樂製作門檻。英國製作團體 SAW、鮑比歐蘭多（Bobby Orlando）、帕特里克考利（Patrick Cowley）等等，皆在這個時代崛起，成為後迪斯可時代的高速電子舞曲風格代表人物。
高速電子舞曲一度被嚴肅樂評人視為膚淺、表面、不入流的舞曲，可正是這樣的音樂反映了當時的同志甚至異性戀青年的生活方式，在夜店匿名，與陌生人來一場無需承諾的性接觸、發揚享樂主義的及時行樂精神。作者如此介紹高速電子舞曲：「它是一種需求、慾望與急切的聲音，一種不帶偏見的音樂，平等、不受過去束縛。⋯⋯它能夠深入靈魂，帶你到自己也不敢踏入的深處，填補『此刻』與『渴望抵達之處』之間的縫隙。」
台灣對於同志音樂文化的切角多半聚焦於天后（diva）系譜，例如：歐美的女神卡卡、小甜甜布蘭妮、碧昂絲、泰勒絲、瑪丹娜，或者華語的張惠妹、蔡依林。《1984：流行音樂變酷的一年》作為可貴的補充，能帶你遇見更多元的酷兒形象與音樂類型。
骯髒的、神聖的、救贖的、自毀的、陰柔的、陽剛的，原來矛盾的元素可以同時集於一個人、一組樂團、一張專輯或一首歌。不約而同的是，他們曾以各自的方式，傳達訊號給某個角落的聽眾，你不是孤單的，你可以在夜店聽著這些傷心的歌、痛苦的歌起舞，並發現有人和你有相同的感受。你遺落、逃亡，卻在失落的邊陲發現屬於自己的社群有音樂庇蔭。當人世如煉獄，那一瞬便是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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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伊恩．韋德（Ian Wade） 作家、DJ和流行音樂迷。他曾為《Classic Pop》、《Record Collector》、《The Quietus》、《MusicOMH》、《Official Charts》、《Sunday Times Culture》，還有多年前的《Smash Hits》和《The Face》撰稿。他曾在BBC的節目《Later...with Jools Holland》擔任公關，偶爾在Spiritland、Duckie和Soho Radio擔任 DJ。 |
1984：流行音樂變酷的一年
有心人
話題》攝影如此庶民，故事不必偉大：談《小廖與阿美的沖印歲月，還有攝影家三叔公》
回想起來，認識廖瞇已經是5年前，編輯昀臻將我們約在一起。《滌這個不正常的人》剛出版不久，當時對這本書，找不到修辭，找不到文學批評的方法予以名狀。裡面並存疏離的觀察與冷，以及細到不能再細的親情與熱，讓我很訝異，怎有一本書如此寫親人、寫狀態。
廖瞇說，台灣前輩攝影家李鳴鵰是他的三叔公。我很開心。台灣攝影史長期缺乏田野調查與史料挖掘，若有攝影家後代願意追索，再好不過。畢竟我們這些研究者只是路人，仰賴緣分，查不下去半途而廢皆是日常，老想挖人族譜，自身一無所知，硬碟塞滿各種沒下文的干卿底事他人事。
一開始，廖瞇的確想以李鳴鵰為主角，有時晚輩對先人成就所知比研究者少，很正常。最初我回覆廖瞇的各種詢問、介紹可聯繫的史料前輩、描述50、60年代的時代氛圍、攝影環境，以及李鳴鵰的歷史定位，當然也包括自己的想像或臆測。
譬如，能在戰後初期創辦《台灣影藝》、引進知名的三菱月光相紙，我老早想過李鳴鵰的事業一定做很大，他的所謂「風格」可能也與試驗相紙有關。但這些皆無史冊記載，傳統評述都把焦點放於李鳴鵰的攝影作者身分上，談他照片中的光影表現、談他為攝影學會的付出，卻很少看到攝影家在產業面或社會性的一面。
還好廖瞇挖下去，透過父母的人生、透過家族長輩的口中，總算讓我們得以窺見、想像一下李鳴鵰的事業規模。
5年間，不是沒有懷疑過此書能否完成。畢竟此路多艱，調查做了也可能寫不出什麼，或最終只好用想像腦補空缺。但廖瞇不是要走虛構的路線。猶記得她形容自己寫《滌》時，自述方法有點像在拍紀錄片，只能走下去，不到最後可能都不知道會寫到哪裡。我佩服拍紀錄片的人，拍片需要很強的執拗，她的自覺，使我的相信大於懷疑。
她最初也問我找暗房師傅，我心想「真假？你是不用這麼認真，但我欣賞你的態度。」漸漸，我有感於她的「想要知道」超過我的預期，想知道很多很多跟攝影有關的事。我常想，「你又不是要做學術，真的要這麼栽進『攝影』裡嗎？」
但我也看得出來，廖瞇的「想知道」不是那種只為了完成一場有目的的書寫、而快速畫出一個「知道的邊際」的那種「想知道」而已。她的「想知道」十分厚工（kāu-kang）、不帶投機，充滿對未知的好奇。因此看她東西南北跑、四處追索，我確信她一定能忠實處理好口述和訪調，可如此一來，卻更預感她將寫得很辛苦。
第3年，我收到一個版本，一篇夾雜著後設視角與調查細節的真實敘事。那是廖瞇花了很長時間探索的攝影之無史、無線索地帶之後的成果，比較接近一份調查報告。我們通了近一小時電話。感謝廖瞇，她完全接受我的直言，如此固執且有毅力，沒有被我的實話擊敗。也因為這樣，手上的這本書，讓我完全能夠想像後來一年多的時間裡，她經歷了一場何其困難的大規模改寫。
欣喜的是，廖瞇最終捨下難以建構的英雄敘事，讓家族的攝影巨人三叔公不是主角，而是重要的引子，牽引出的是一段庶民小廖與阿美揮汗奔忙的賺錢養家人生，也讓我們看見消逝的影像產業時代。
長長兜了一圈，廖瞇找回了自己的血與骨，自己所擅長的敘事語調。
年過40的人應該還有印象，1980年代之後大街小巷開起一家家彩色快速沖印店，到了90年代中期算是高峰，拚速度比吸睛。沖印店櫥窗裡常見一台大大機器，不斷吐出長長一串的彩色照片，觀光旅行、家庭紀念、普通歡笑……延伸到機器另一端，照片一張一張裁斷。
「要洗什麼尺寸？三乘五？四乘六？」老闆會問，然後叫你40分鐘後就可以來取，連一集八點檔連續劇都還沒看完就好了。沖洗一卷大概100多塊，老闆會給你個紙袋，裡面裝有36張底片袋跟一袋彩色照片，再附上一本小相本，自己回去裝，封面印有店名和品牌系統：柯達、富士、柯尼卡……
媒介變化如此迅速。數位時代來臨後，快沖店漸次退場。機器報廢更替，底片換成記憶卡，手工修片代以電腦軟體，沖印變成列印。科技帶來技術與產業，帶來生計；但是也能奪走技術與產業，拋下失去市場的人。
不論寫真館、照相館、婚紗攝影還是快速沖印，照相沖印產業經歷了千變萬化，但在漫長的上一個世紀裡，這一行終究是一個頗能賺錢的行業。可如今，這個產業幾乎消失無幾，或轉換為工作室型態。
小廖與阿美不是攝影師，他們只處理技術端，與產業緊密結合、一同起落，這也是他們看似不重要卻又重要的地方。這是一段家族故事，也是一段時代故事。
若說起家族書寫與工業，也許還能想到近十來年如吳億偉《努力工作》、鄭順聰《家工廠》等散文或小說。但是《小廖與阿美的沖印歲月，還有攝影家三叔公》在看似沒有太多文學技巧的平凡中，卻比起小說或歷史書寫導入了更多層次的產業變貌。廖瞇混合自身與親人的記憶，為史料太少的攝影往事注入一股鮮活的能量，那也是小廖與阿美的能量。
《小廖與阿美的沖印歲月，還有攝影家三叔公》可以當成攝影逸史來讀，也可以當成家族書寫來看。攝影在這時代，由於被美術館所接納之故，常常被想像得偉大了。但其實攝影是如此庶民、如此凡俗，大多數的人使用它只是為了記錄生活，沒有什麼特別。書寫攝影更沒有特定的方法，比起偉人傳說，也許需要更多的常民歷史。就像這場因為李鳴鵰而開啟的追索，讀著讀著，最終觸動人心的，還是小廖與阿美的顛仆闖蕩、日常瑣碎。
廖瞇的筆法使人感知，而非解釋意義。事實上，按照美國歷史學者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賦予的觀點，就是像我這樣的歷史研究者，並不擁有如何講述過去的專屬權。人人都可以是自己的歷史學家。就像作者經由「我是他們用洗照片養大的，卻對他們的工作一無所知」的一番頓悟，從無知到有知，舉重若輕地補充了知識學者所無法呈現的「歷史」。●
作者：廖瞇
出版：遠流出版
定價：40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廖瞇
台北出生，高雄長大，靠父母洗照片養大。大學讀了7年，曾就讀工業產品設計系與新聞系。著有詩集《沒用的東西》、非虛構書寫《滌這個不正常的人》。
曾獲第20屆台北文學獎文學年金、2020年台灣文學金典獎等。瞇是細細地看，慢慢地想。認為生命中所有經歷都影響創作。現以文字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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