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金馬獎的領獎臺上，最佳紀錄片獎落《由島至島》，這部片聚焦二戰時期臺籍日本兵視角下的東南亞戰場，告訴觀眾日治時期台灣人並非全然的受害者。

典禮上有限的致詞時間裡，導演廖克發特別著墨提及與該片歷史顧問藍適齊的共事回憶——藍適齊的母親藍林幸枝女士是片中人物之一。在追索家族的戰爭經驗後，影片發現藍林幸枝的父親在戰時並非單純的受難者。當母親困惑地問：「知道更多又怎麼樣？知道又不可以改變歷史。」藍適齊的回應，是一句略帶遲疑卻清晰的回答。

「你有勇氣知道（歷史），會成為一個不一樣的人。」

質問他人的過去或許容易，但當問題轉向自身，歷史便不再只是知識，而是一種選擇。而選擇，需要勇氣。

同樣取材臺籍日本兵的二戰經驗，並在近年引發廣泛討論的，還有2025年橫掃金鐘獎多項大獎的迷你影集《聽海湧》。《聽海湧》講述一群台灣青年被日本殖民政府徵召到婆羅洲擔任戰俘監視員，期間被捲入一樁屠殺暴行，導致戰後他們被送上國際軍事法庭，遭盟軍檢察官指控虐待戰俘。

這兩部作品形式迥異，卻共同指向一個難以迴避的命題：當我們開始理解歷史，是否也準備好承受理解之後的改變？

這些故事接受起來很困難，因為它們無法簡單被道德分類——有些人既無法完全歸為受害者，也難以單純指認為加害者。歷史因此變得曖昧，也使得理解更加困難。

談起《無處安放的記憶》，藍適齊並未將它視為全然嶄新的著作，而是過去10餘年研究成果的重新整理與再詮釋。從原本學術論文的成果出發，他試圖在保留史料與註釋嚴謹性的同時，讓更多讀者得以進入這些歷史現場。同時，他也試圖將臺灣人的經驗放入更廣闊的世界脈絡之中。

在戰爭與帝國之下，人群流動於變動的疆界之間，臺灣人因而與島外社會產生交織，特別是與東南亞的連結。因此，藍適齊也期待臺灣以外的讀者，能在這些故事之中，看見與自身相關的歷史。

➤當歷史有了面孔：小人物的大歷史

「我一直對歷史中的小人物比較有興趣。」

藍適齊對那些被忽略的人物之所以敏感，並非偶然。他回憶起在美國念大學時，曾試圖查找臺灣經濟發展資料的經歷。當時他以為從聯合國出版的統計資料中，理所當然可以找到臺灣的數據，卻發現自1971年之後，臺灣在這些國際統計中「消失」了。

「那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衝擊。」對藍適齊而言，那不只是資料的缺席，而是一種更深層的感受——在某些體系之中，臺灣人彷彿不存在。

這種「存在卻不可見」的狀態，成為他後來持續關注的問題。在歷史中被忽略、被排除，卻確實存在的人與經驗，逐漸成為他研究的核心。也因此，他最終從政治學轉向歷史研究。相較於傾向歸納與抽象的社會科學，他認為歷史更能回到具體的時空脈絡，呈現個體在不同情境下的差異與選擇——那些無法被簡化、也難以被單一敘事收納的複雜經驗。

談到帝王將相以外的歷史，藍適齊始終選擇與官方史觀與國族敘事保持距離。他不熱衷於道德批判，也不信奉成王敗寇的歷史框架，而是試圖設身處地，捕捉小人物在戰雲密布之下的處境與人性。

「歷史其實是不斷地因為人的選擇、眾人的選擇，而形成的結果。」他說，「當人在面對巨大的壓力與困境，兩難、三難，甚至是在自己無法掌控的情境中時，你會做出什麼選擇？」無數無名者的選擇，來自於人性，也形構了歷史本身。當這些「面孔」與「生命故事」被重新看見時，歷史才得以從冷冰冰的敘事中鬆動，開始帶有溫度。

在藍適齊看來，理解歷史的前提，從來不是評判，而是謙卑。

➤當歷史成為檔案：在史料限制中的拼湊與理解

然而，當歷史試圖貼近這些面孔時，同時也暴露出自身的限制。

在藍適齊的研究中，這些臺籍戰俘監視員的經歷，多半並非來自他們自身的書寫，而是保存在戰犯法庭的審判紀錄裡。我們今日得以閱讀的材料，往往是他人留下的觀察與紀錄，帶有明確的權力視角與制度窠臼，也難免夾雜偏見與誤解。

「真正屬於他們自己的聲音，其實非常少。」除了在審訊中留下的口供，或是在判決前後提交的請願書，多數紀錄都來自他人的轉述與書寫。藍適齊因此始終對歷史保持一種謹慎的態度：「我們能看到的，其實是非常有限的。」

在有限的條件之下，歷史學者所能做的，並不是還原一個完整無缺的過去，而更像是在殘缺的拼圖之中，嘗試拼湊出某些可以理解的輪廓。

這也反映在他對個案的細緻處理之中。

例如，在馬來半島的戰犯法庭上，曾有幾位臺籍通譯——如郭張興、楊樹木與許祺禪——在審判中使用臺語姓名，而非許多台籍軍伕常用的日文姓名。這樣的差異，並非只是形式上的選擇。

在戰時，這些臺籍軍伕與通譯，往往因為能以母語與當地華裔居民溝通，而被日軍指派從事翻譯與中介工作；也正因為語言相通、往來密切，他們在戰後反而更容易被當地居民辨識與指認，進而成為被定罪比例較高的一群人。

在這些零碎而有限的法庭紀錄之中，藍適齊所看到的，並不只是「戰犯」的單一形象，而是一些在戰爭體制下被迫捲入、同時與不同群體產生連結的人。他們既可能是帝國機器的一部分，也同時深陷於在地社會的複雜關係之中。

也因此，他選擇透過一個又一個具體個案，去辨析這些個體的差異、處境與際遇，而非將「臺灣戰犯」簡化為一種單一而一致的歷史形象。

這些細節，也正說明了檔案所能提供的，從來不是完整的答案，而是帶著限制的線索。

「如果歷史像一幅拼圖，我們其實只拼出了其中一部分。」他說，「我們不能因此就宣稱自己看到了完整的圖像，但可以去理解，這一部分所呈現的意義是什麼。」藍適齊始終提醒自己，在面對歷史時，必須虛懷若谷——在掌握全局前，不輕易妄下斷語。

➤當歷史進入影像：不只屬於歷史學家的歷史

正因為歷史無法被完整還原，如何在理解與再現之間取得平衡，反而成為另一個問題。在這樣的限制之下，影像的介入，提供了一種不同於學術書寫的可能。

身為《聽海湧》的歷史顧問，藍適齊並不將戲劇視為對歷史的「還原」，而更像是一種在既有史料基礎上的延伸與想像。當檔案無法完整呈現個體的處境與情感時，戲劇反而能在合理的範圍內，補足那些歷史難以留下的空白。

這樣的可能性，也與他長期關注的小人物視角密切相關。那些在歷史中被忽略的個體，本身就處於多重壓力與矛盾之中——在制度與生存之間，在服從與選擇之間。正是在這些模糊與張力之中，人物的行動變得立體，也使故事具有了戲劇性。

提起紀錄片《由島至島》與《聽海湧》的創作團隊找上門，藍適齊坦言，這幾乎是「求之不得」的機會。他長期關注被忽略的小人物，若能透過影像讓更多人看見他們的故事，自然樂見其成。而這樣的合作，也讓他意識到，歷史顧問的角色並非單向提供資料。

「其實是雙向的。」

在與導演及編劇的互動中，藍適齊不僅協助釐清歷史脈絡，也重新思考歷史該如何被傳遞。學術書寫往往偏向冷靜與節制，但人的情感與處境，卻是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正是影像得以補足之處。

與此同時，歷史學者的角色，也並非替戲劇「驗證正確與否」，而是在創作與史實之間，判斷其是否「合理」。

他舉了一個例子。在《聽海湧》的戰犯法庭戲中，一名年輕的日方辯護律師被設定為剛畢業不久。乍看之下合理，但若放回戰爭時期的歷史脈絡，日本早已在戰爭末期徵召文科與法科學生上戰場，幾乎不可能在1945年仍有剛畢業的法律系學生。

「那怎麼辦？」最終的處理方式，是為角色補上一個合理的設定——因為身體條件未通過徵召，因此得以完成學業。此段或許並非劇情重點，但讓戲劇在歷史脈絡中變得更合理。

另一個更細微的例子，則發生在拍攝現場。劇組原本使用「Taiwanese」來指稱臺灣人，但在1945年前後的國際語境中，國際社會更常使用「Formosan」。因此，劇中對臺籍角色的稱呼最終修正為「Formosan guard」。這樣的細節，觀眾或許不會察覺，卻構成了歷史再現的可信基礎。

這些看似微小的調整，正是歷史顧問的工作所在——不是重現歷史，而是讓故事在歷史事實之中說得通。

在這樣的過程裡，藍適齊也重新理解歷史學的意義。歷史研究所累積的材料與知識，使跨領域合作成為可能；而影像創作，則讓這些原本停留在文字中的歷史，得以轉化為更具感受力的經驗。

「能參與這些作品，對我來說，是我的福氣。」藍適齊為這段跨越學術與影劇的奇幻旅程，下了註解。

➤當歷史彼此牽連：在受害與加害之間

無論是《聽海湧》中的臺籍戰俘，抑或是《無處安放的記憶》裡形形色色的海外臺灣軍屬與商人，都同時處於加害與受害之間的灰色地帶。當個體的選擇始終受制於結構與處境，歷史也因此難以被簡單劃分為對立的兩端。

在書中，藍適齊引用歷史記憶學者麥可．羅斯柏格（Michael Rothberg）提出的「牽連性的主體」（implicated subject）概念，試圖鬆動這種二分法。個體往往同時處於多重位置之中——既可能是制度下的受害者，也可能在不同情境中，參與了傷害他人的過程。

這樣的視角，使歷史不再只是對立的敘事，而是一種彼此交織的關係。在這之中，我們所熟悉的界線開始鬆動，而理解也變得更為複雜。

這一點，具體的體現在藍適齊對二戰的研究之中。在帝國體系之下，臺灣無論情願或被迫，都是日本殖民與戰爭機器的一部分。許多臺灣人既承受戰爭帶來的壓迫與傷害，也在某些情境中，參與了帝國的運作，甚至與當地社會產生複雜的互動關係。

這樣的歷史位置，使他們難以被單純地歸類為受害者或加害者，而更像是被捲入其中、在不同情境中做出選擇的行動者。

「我們很容易去區分誰是受害者、誰是加害者，」藍適齊說，「但當我們退一步看，很多人其實都曾經以不同的方式，成為這個體系的一部分。」

在史學界針對一般平民處在白色恐怖時期臺灣或納粹德國的反思中，也曾出現如此思考——並非為了重新分配責任，而是為了理解那些由無數無名者所共同構成的歷史結構。

於是，歷史不再只是關於誰對誰錯，而是關於我們如何曾經置身其中。當我們不再急於劃分立場，而是承認彼此都曾在歷史之中相互牽連，或許才有可能在理解之中看見人與人性，為過去與未來留下更寬廣的空間。

➤當歷史回到自身：在理解之後，我們如何面對？

這樣的理解，也與世代之間的距離有關。

藍適齊指出，真正經歷戰爭的第一代，往往擔負著強烈而深刻的情感。相較之下，後來的世代，或許更有可能在某種距離之外，重新認識這些歷史經驗，而不必全然承擔其中的重量。

在與《聽海湧》的年輕創作團隊合作時，藍適齊特別感受到這種差異。相較於過去較為單一的國族敘事，這一代創作者的歷史包袱較輕，也更傾向從「人」出發，關注那些處於矛盾與困境中的個體。這樣的距離，未必意味著冷漠，反而可能成為了解歷史的另一種條件——讓我們有機會在情感之外，以更冷靜的方式面對曾經發生的事情。

藍適齊並不認為我們必須繼承過去所有的情感與立場。對他而言，理解歷史並不意味著背負同樣的仇恨或認同，而是在理解之中，重新思考我們與過去的關係。當歷史不再只是國族敘事，而回到家族、回到個人的生命經驗時，它或許才真正開始與我們發生關係。

藍適齊在課堂上總特別鼓勵學生從家族史出發思考歷史。「家族史並不只是知道祖先的名字與生卒年，」他說，「更重要的是去理解：為什麼這個人會在那個時候做出那樣的選擇？是什麼樣的歷史脈絡，使這些行動成為可能？」

當問題這樣被提出時，歷史將不再只是遙遠的事件，而能從個人的生命經驗出發，逐漸擴展到對整個社會的想像。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才能學會對歷史保持謙卑——不急於論斷，而是試著理解；不只是觀望過去，而是意識到自己也身在其中。

也許，理解歷史的意義，不在於給出答案，而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在知道之後，成為一個不一樣的人。●

無處安放的記憶：重溯／塑臺灣人的二戰經驗 作者：藍適齊 出版：有理文化  定價：48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藍適齊（Shichi Mike Lan） 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先後執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和國立中正大學，現爲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另曾任日本東京大學特任客座教授、日本立教大學客座研究員、日本京都大學外國人研究員。研究主題包括近現代東亞史、歷史記憶、二戰和冷戰、以及移民史。近年以歷史顧問的身分，參與多項國内外以二戰歷史為主題的影視作品、藝術創作、和紀念活動。

※本文有書籍與電影結局劇透※

➤可以溝通！相信科學！

近日，叫好叫座的科幻小說《極限返航》改編的電影全面上映，票房斬獲了口碑與佳績。這場發生在太陽末日、卻充滿溫暖情感的太空冒險，可說是一首歌頌理性與善意，橫渡茫茫群星的宇宙級勇氣讚歌。狀似石頭蜘蛛的外星人洛基，以基礎科學為語言，打開了跨物種交流之大門──蜘蛛呼吸的氨、人類維生的氧，被製作成圓罐裡收藏的原子模型，而人類科學家居然也福至心靈般接住了這一神秘訊息。

故事中，兩名離家萬里的孤獨生命，在遙遠的天倉五星系，戮力同心找到了足以克制鯨吞太陽熱能、在宇宙中四處感染恆星的太空單細胞生物「噬日菌」之天敵。兩位勇敢的主角更橫越12光年，最後把足以復活太陽的生物疫苗帶回故鄉，拯救了各自瀕臨死滅的星球。

與本世紀陰鬱悲觀的主流科幻作品──階級壓迫的賽博龐克、技術失控的生態末日、宰制血肉的AI巨神──完全不同，《極限返航》所關懷的是，所謂「理性」做為文明的靈藥，一方面能除魅物理世界的最幽微隱密；另一方面，又足以矯正內建於生物本性的自私懦弱。

但《極限返航》還有一處文學筆法值得注意：科幻小說很少聚焦於人物的內在「成長」，但本書的角色曲線卻異常飽滿。被逐出學術界、在國中教授科學的主角格雷斯博士，從自我封閉、抗拒親密的失意中年，卻在這次意外的太空旅途結識了生死與共的異星兄弟，並逐漸取回為他人犧牲的高貴道德感情。

除了深入淺出的天文學科普、跌宕起伏的冒險敘事，非科幻讀者也能夠深深共情於主角的心境變化──我們這些懦弱的凡人，可以從貪生怕死轉變為義無反顧，成就一次無怨無悔的英雄旅程。

就此而言，《極限返航》這個姑且摘要為「地球人與外星人聯手拯救兩個太陽」的科幻故事，還隱隱折射了一種，科幻作為大眾文學要如何回應當前地緣衝突的「星際政治學」。

➤方案一，理性作為預防性自我封閉（《三體》）

《極限返航》的寫作策略，在現代科幻小說並不常見。本書世界觀異常樸素，幾乎沒有超過當代社會的科技水準，也拒絕恢弘悲壯的末日場景，大概類似於奇幻小說《冰與火之歌》那樣的「低魔」（Low Fantasy）風格。更特別的是，明明篇幅厚重，但故事登場人物屈指可數，除了機關算盡的科學難題，本書主要的戲劇衝突，多數是悶騷宅男的內心低語。

但也因為如此，讀者很容易就忽略，2021年在美國出版的《極限返航》，其設想的宇宙政治學難題，大致上雷同於2008年在中國出版的《三體》──在如此冰冷的宇宙，型態不同的智慧生命有朝一日果真相遇，是否還有攜手共存的契機？

同樣廣受好評、同樣被好萊塢改編為大眾影視的中國科幻《三體》則堅信，宇宙即使廣袤無垠，生存卻仰賴非常有限的稀缺資源。故而，人類世界一旦遭遇心懷叵測的外星文明，邏輯上必然導向你死我活的零和賽局。

在此簡略複習《三體》的主旨吧。《三體》所設想的跨星球「國際關係」，在書中被比喻為生命互相捕獵的「黑暗森林」──對於任何「智慧生物」來說，顯然不可能去理解千百光年外的外星社會、也擔憂對方或許擁有凌駕自身的高級科技。因此，以星球為尺度的智慧種族，唯一合乎理性的外交政策，便是盡力隱藏自己的存在，封閉朝向宇宙的通訊，以免遭遇外來掠奪者的覬覦。

《三體》故事中有兩個非常典型的情節。其一，唯一善良的三體人觀測員，是如此回復來自地球的探索訊號：「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那位稀有的善良外星人非常清楚，低科技地球在星辰大海貿然暴露自己，無疑是羊入虎口。其二，在三體與地球全面宣戰後，「聰明」的地球科學家，想到的最佳反擊方式，就是威脅要把三體星的宇宙座標發送給整個星際──然後三體就得面臨跟地球完全相同命運，很快會被更高等的敵意文明狩獵。

說來還真有趣，果然得要來自中國的科幻作家，才能夠寫出充滿犬儒猜疑的《三體》。這部構想大膽的東方科幻認為，在宇宙這樣的生存賽局，所謂「理性」的意義，就是要比潛在對手更早去設想最壞可能性。所以，《三體》故事裡，地球必須放棄沒有效率的民主政府，由菁英獨裁體制去集中資源、提升技術，這才能應對無比邪惡的外星他者。

與其說《三體》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幻文本，倒不如說，「中國特色」本來就有著無比濃厚的超現實色彩：「老大哥」般遍佈全國的監控鏡頭、「思想鋼印」般無孔不入的黨國教育，還包括了網路長城、信用評分、對少數民族的大規模DNA採集、來源可疑的器官移植醫療體系……。儘管《三體》沒有直接描寫中國社會的未來面貌，但就在此刻，那個深深仰賴數位威權主義的國度，早就讓當下重合於《一九八四》、《駭客任務》、《千鈞一髮》（Gattaca）、《魔鬼終結者》等等反烏托邦科幻經典。

➤方案二，理性作為通用理解手段（《極限返航》）

如果說，《三體》談論的冷酷理性，是獵物對決獵手的霍布斯式博弈。那麼在《極限返航》，我們智慧生物所擁有的理性天賦，反而意味著構築共識、同理他人，以及陌生物種間的試錯和寬容。

小說中，最精采的段落，便是洛基用外星工藝搭起橋樑以後，地球人與波江星人在壓力艙前展開的第一次接觸。這段情節，在故事裡不過十多天，卻占去超過全書六分之一的篇幅。

是滿懷善意的外星朋友，讓跨物種交流成為可能。洛基駕駛飛船模仿聖母號運動軌跡、拋出攜帶信物的外星圓罐，癡漢一樣地對人類飛行器表達好感。就此，相隔十二光年、體內流著水與汞、有視覺與沒視覺的兩個截然分明物種，才開始理解對方的語言和心靈。

兩個種族不約而同抵達天倉星系，都是為了尋找在噬日菌攻擊下讓恆星可以倖存的辦法。因此，格雷斯博士與洛基的「對話」，自然要從測定簡單科學事實開始。從分享元素週期表、交換氣壓高低差，然後到告知時間、長度、質量等等基本單位，《極限返航》花去數十頁以上的筆墨，來說明一次跨越巨大鴻溝的「翻譯」，要在多麼複雜的條件中才得以可能。無數次雞同鴨講後，人類科學家領悟到，地球文明之所以選擇十進位的算數，很可能是因為我們天生就有同樣數量的手指。

但跨物種溝通之艱難，還在於人類要去察覺理所當然的偏見。例如在交流基本長度單位的過程中，遲鈍的格雷斯驚訝地發現，眼前的外星人根本「看」不到以顏色表達的刻度。波江星人當然沒有感光細胞，因為他們活在黑暗與高壓中，根本不需要眼睛。洛基的種族用被動的生化聲納、傾聽環境的細微反射，藉此感知外在世界。

雖然科幻「小說」可以壓縮阻礙重重的跨物種交流成本，但在真實的科學史，人類得花上一百多年的時光，才足夠確知哺乳類表親蝙蝠可以靠著聲納飛行。科普名著《鳥的感官：當一隻鳥是什麼感覺》告訴我們，在1793年的日內瓦自然史學會上，科學家注意到蝙蝠能在完全沒有光線的山洞行動自如，但沒人能夠提出完整的解釋。一直到1940年，有了靈敏偵測高低頻的科學儀器，人們才真正確認，蝙蝠與少數鳥類可以僅靠聲波進行精準空間定位。

洛基與格雷斯之間的互相理解效率，固然有些被小說家誇大，但正因為兩地的科學家始終抱持提出猜想、檢驗假說、修正操作的科學精神，他們才在狹窄的太空船隧道上一一克服認知盲點。《極限返航》一再點出，「理性」才是不需言傳的普世價值，即便兩顆星球相去萬里，但卻在同一次太陽危機中，正確診斷出天體的病因、還把天體的病菌改造為星際旅行的最佳燃料。

在故事結局，年老而難以負擔漫長飛行的格雷斯，乾脆在異星定居。他重操中學老師舊業，教導（因為生物構造的限制）沒有光學知識的波江星孩子，關於光、輻射以及相對論的種種來自人類文明科學知識。外星人為這位地球老師打造了一台風琴，可以彈奏出屬於波江星的音符語言。讀者在淚眼朦朧中，一路見證壯闊冒險的尾聲：外星小孩一如人類學生，他們在好老師的指點下，對科學知識會有無比熱情──原來啊，「理性」本身，就是最偉大最神聖的趨同演化法則。

➤哪本才是，你會贈送外星朋友的科幻小說？

在科幻文學的領域，該如何測度外星人心智？此一假設性思考畢竟仍是尖銳的政治學判斷。《三體》顯然屬於科幻文類中的反烏托邦傳統，理性總是伴隨統治與壓迫。而《極限返航》則讓我們想起淵博又溫暖的科幻巨匠艾西莫夫（Isaac Asimov），特別是《正子人》──「懂得」不只是一種存在於認知系統的通用智慧，它就是生命本身。

在《極限返航》的故事裡，有一段頗具哲思的對話，兩位主角閒暇時探討智力的起源。格雷斯納悶，明明物種特徵千差萬別，但地球人與波江人卻又共享相似的聽覺頻率、認知智能與文明發展？結果還是洛基聰明一些：「就是這樣我們才會遇見……波江星人與人類都處在一個特別的階段：可以建造太空船，但解決不了噬日菌問題。」

沒錯，從科學的角度，相遇不是偶然。因為，一個文明若要發達到，足以觀測太陽末日、足以建造擺脫重力的太空船，那就意味著，該文明得要有細密的分工體系與團隊合作。科學進步只能發生在「社會性生物」的群落。換句話說，無論地球、波江星，或其他任何文明，在此情境中都會有各自的無畏勇士，踏上這趟就機率而言不可能生還的拯救他人之旅。這是理性生物的高貴天賦──犧牲自己，益於群體。嗯，其實划算的很。也許，我們所謂的人文價值，本來就是演化法則內建的不移美德。

所以後半生的格雷斯，才會毫不遲疑掉頭，放棄回歸地球的最後燃料、返航拯救漂流在宇宙空無的外星朋友。現在，他不再是地球上那位頓於情感的、缺少赴死勇氣的科技宅男。小說譯名雖是《極限返航》，這位老兄卻大概無法回到地球。儘管如此，格雷斯重拾人性，現在的他，終於懂得犧牲、無私以及勇氣了。

關於理解它者，哲學家戴維森（Donald Davidson）的觀點在此值得一談。如果兩種大異其趣、毫無共同的語言相遇了，其中一方有沒有可能「真正」去認識、翻譯陌生的語言？戴維森說，可以的，這依賴所謂的「善意原則」（Principle of Charity）。只要對話的兩方願意共享同一世界、帶著真誠交流、揣度對方感受，那麼所謂理性，就可以指引你我抵達彼此意圖。

就此而言，《三體》這類作品關於冷酷異境的星際政治學，恐怕存在論理上的重大缺陷──原因無他：一個偉大的文明，不可能從欺騙殘酷中茁壯。

在當下這個，民主與極權日益衝突、公共領域被民粹侵蝕、人工智能替代生產創造的「進步」世界中，我們對於所謂文明理性，還能否保有樂觀呢？至少，在一次低度碳排放、充滿知識趣味的科幻小說閱讀活動以後，我們還可以假想並且自問：如果，真有那麼一天，外星生物前來拜訪。地球人贈送的第一本科幻小說，應該要是《三體》？抑或手上這本超級感人的《極限返航》？●

極限返航 Project Hail Mary 作者：安迪．威爾（Andy Weir） 譯者：郭庭瑄 出版：三采 定價：48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安迪．威爾（Andy Weir）   寫實派科幻作家兼電腦工程師。父母分別是微粒子物理學家及工程師，15歲即被美國國家實驗室延攬為電腦工程師，他熱愛物理相對論、軌道力學與人類太空飛行史，是個不折不扣的太空宅男。2013年在亞馬遜自費出版《火星任務》電子書，三個月內便賣出35,000本，電影版權由二十世紀福斯影業買下，改拍為電影《絕地救援》，由麥特戴蒙主演，入圍七項奧斯卡獎，並創下６.３億票房佳績。除此之外，他調的雞尾酒很讚。現居美國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