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故事的博物館.遊戲篇》集臺灣刑偵空間與技術的大成:安康接待室 ft.國家人權博物館
在國外影視、小說、遊戲、漫畫作品中,常常會看見「FBI」的身影,它指美國聯邦調查局,而臺灣也有調查局,其創立與國共內戰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蔣介石是國民黨調查組織最早期的領導人,調查局的前身是大名昭彰卻神秘至極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通常簡稱中統局),它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軍統局)並稱,民國30、40年代兩大調查機構,現在民國時期的諜報片大多都以他們背景。現在的內政部調查局是1948年成立於廣州。
安康接待室(1974-1987)是調查局為了偵訊叛亂案件,而設置的大型偵訊空間。它的建築設計、空間規劃,甚至建材的應用,都是為了偵訊刑求而設計,是臺灣白色恐怖政治迫害的建築見證。在上世紀70年代興建、至解嚴前停用,安康接待室代表國民黨從國共內戰到統治臺灣,一路以來偵訊技術之大成,是因緣際會下,得以保留全貌的偵訊空間。
不義遺址的研究是晚近才開始的,因為時間距離久遠,所以研究上有許多困難,比如二二八事件許多受迫害的歷史場景,發生在開放空間、軍營內部,難以認定或調查,白色恐怖遺址則有些隱身在民宅之中,早已拆遷或改建。根據國家人權博物館(以下簡稱:人權館)的研究指出,有六成以上都已經沒有原件建物與構造了。
在此情況之下「安康接待室」的建築物,是調查局從無到有地建構出來的,而且保留完整,相當具備歷史價值。Openbook閱讀誌特別訪問研究「安康接待室」多年的學者張維修,揭開其神祕面紗。
➤偵訊空間,竟都標配「圖書室」,用在思想改造?
調查局在臺北市曾經設置三處專門的偵訊刑求空間,第一處為大龍峒留質室(1950-1958),後來搬遷到三張犁設置第一留質室(1958-1972),其後於1967年改稱為三張犁招待所,而後再遷至安康接待室(1974-1987)。從三座不同時間的留質室,可以看見臺灣白恐刑偵空間發展。
1950年,國民黨政府遷臺後,調查局在臺北恢復工作,需要一個囚禁人犯的留質室,初期設於徵用的民宅,將位於臺北市酒泉街保安宮附近的老房改建為偵查監獄,關押犯人中有自新者與政治叛亂犯。目前建物已經不存在,推測位置在酒泉街、保安宮旁的大龍峒。此建物應為三合院,被關押的政治犯被刑求或哀號的紀錄,在非常多文獻都可以看見,推測當時幾乎毫無人權保障可言。。
張維修指出,雖然受刑人沒有人權,但值得玩味的是,大龍峒和三張犂留質室都有「圖書室」的空間規劃,推測主要用於思想矯正,比如放《三民主義》、《國父遺教》等相關書籍。安康接待室目前沒有看到文獻或訪談指出有圖書室,但推測應該也有。
➤三張犁第一留質室,以刑求聞名,擺盪在生死之間的鬼門關
三張犁第一留質室是接續大龍峒留質室的審訊場所,雖是特意興建,不過,其空間配置很大程度上受到大龍峒留質室的影響。根據陳新吉《馬鞍藤的春天》對三張犁第一留質室的手繪稿,不難發現,此處仍以三合院的平面作為空間設計的參考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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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人權館對此處的簡介,三張犁第一留質室主要用於偵訊叛亂犯和刑事犯,其管理嚴酷、刑求逼供惡名昭彰。據受難者證言,留質室環境惡劣,小押房只有一坪半大小,只有單人床和便壺,不通風且臭氣難聞,光線也很陰暗。監房管理也相當嚴苛,譬如每天只供應500cc的一杯開水,要在固定時間上廁所,不然只能用便壺大小便,每天十幾分鐘的放封時間不能開口說話等。
根據不義遺址資料庫的說明,陳新吉曾描述被留押此處時所受的各式刑求手段,如:強光照射、疲勞訊問、毆打電擊、高分貝噪音、精神恐嚇等,故稱此處為「有名的鬼門關」。
作家柏楊遭拘留於三張犁留質室時,也曾被尺抽打臉頰,並被踢打身體遭致骨折。有傳言曾提到《台灣新生報》女記者沈嫄璋在此處被全身剝光,在房子對角拉上一根很粗的麻繩,架著她騎在上面,作為刑求的手法。
1971年調查局出售三張犁留質室用地,推測最晚使用至1974隔年初,然後全數拆除,現在為一般民宅。相關審訊的工作移至1974年1月竣工啟用的安康接待室。
➤安康接待室,偵訊空間的巨大強化:加強心理控制、精神壓力效能
相較於保留三合院建築特色的三張犁留質室,安康接待室的空間規劃設計,無論在整體規劃或建材細節等方面,都提升了一大級。工作區(審訊犯人之處)與休養區(關押犯人之處),是犯人會使用到的地方。根據張維修的研究,從建築細節來說,有幾點特徵:
- 開高窗與拉上窗簾:便於控制光源,使犯人搞不清楚樓層方位、時序。
- 每個房間外側有突出的雨遮並下向延伸:推測可強化阻擋左右房間相互交流的機會。
- 吸音板、厚地毯:這些規劃主要是因應美麗島事件後,對偵訊室進行的整體改裝,以強化隔音效果,防止串供。使用的建材當時在臺灣室內裝修市場並不常見,推測是專門從日本進口。
- 休養區(即牢房區)門上設置有內凹壓克力罩,讓看守人員可以由外側,探頭無死角監看室內動態。在現代監控設備普及前,這是相當少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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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調查局的職務範圍,安康接待室面對的犯人主要是政治犯,而不是窮凶惡極的歹徒。因此,刑偵的手段並非身體上的嚴刑拷打,著重在精神面施加壓力與控制,主要手段則是疲勞偵訊。
其中,控制光源、強化隔音都是增加心理壓力的手段。當人從一般空間進入無聲空間,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心理壓力也會倍增。利用封閉環境讓時序模糊,也使得犯人在審訊過程中,無法確認時間的流逝。
《美麗島》雜誌創辦人張俊宏曾回憶,當他看到牢房門上的凹洞,突然多出一顆頭顱時,常常會嚇到。因為圓形壓克力凹洞會有變形的效果,讓看守員的頭顱呈現放大和扭曲的變形。
這些空間細節的設計,都是在建設之初就精準理解刑偵工作需求,尤其是為了在精神面給予壓力與打擊所做的規劃。
➤在裡面是沒有時間的,只剩下你跟偵訊人員
「我們所處的生活空間,沒有幾天是在寢室的。像我最長是70幾個小時的疲勞審訊,也沒有睡覺⋯⋯我們對這個環境,基本上是不是很清楚的,在裡面是沒有時間的,可能你們必須要有這個想法,在裡面沒有時間,當你試圖了解太陽下山了沒有?窗簾卻全部是關上的。基本上那是只有你跟偵訊人員之間的互動⋯⋯」
美麗島事件當事人陳忠信如此回憶。根據《不義遺址:轉型正義的空間實踐》說明,安康接待室設立期間,最為人所知的政治事件就是美麗島事件,除了陳忠信之外,包括王拓、周平德、林弘宣、姚嘉文、施明德、張俊宏、陳菊、黃信介、蔡有全、蘇慶黎等人,都曾在此處接受時間長短不一的偵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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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犯人移動路線設計成一條巨大的管子
在建築整體設計的部分,張維修也發現幾個重要特徵:
- 犯人移動路線全室內,完全不接觸營舍外圍:犯人從入監、提訊、偵訊、回牢房,都在單一線路中進行,完全沒有機會看到除了工作區與休養區以外的任何空間。
- 以狹窄方形無窗長廊,連結工作區與休養區:便於人犯管理與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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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修提到,如果從管理的角度來看,試想今天審訊可能1小時也可能5小時,犯人會需要來來回回移動,「最安全的方式是什麼呢?——把所有動線都設計在一條管子中。」
這可以說是安康接待室建築的重要設計,因為移動動線絕大部分都設計成一條封閉的管道,大幅降低了犯人逃跑的可能。移動時,甚至不需要兩個人押解,只需要一個人就可以了。
大龍峒、三張犁等經驗中總結,做出改進方案,最終的安康接待室,進化為集大成的高效應用空間。
➤高低差,混淆犯人的空間感,加深精神壓力
工作區和休養區是安康接待室兩塊最重要的區域,曾經進入過安康接待室的人不難發現,這兩塊區域的「高低差」,是整體空間最重要且最精巧的設計:
- 區分不同工作空間:對工作人員和偵訊人員而言,因為可以在整體園區移動,所以能藉由高低差,明確區分出兩大重要的工作區域。
- 混淆犯人的空間感:犯人從進入安康接待室開始,完全不會離開營舍內部,所以根本不會發現區域之間存在著高低差,以為在同一個平面中。
- 將狹窄方形無窗長廊埋入地下,移動路線縮限於營舍內部。
- 以為自己被關在地下室:因為工作區與休養區相差一層,通過樓梯、經過長廊抵達休養區,仍屬一樓,但犯人的心理上卻認為已到地下室,心理上增加逃脫難度。
- 高低差的心理暗示:屬於調查員審訊的空間位在高處,關押自己的牢房處於低處,也營造了強烈的心理暗示,彷彿調查員高高在上,低處牢房則更顯得暗無天日。
左為原始地形圖,右為目前的地形圖,紅色建物即示意安康接待室(圖片:張維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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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接待室傍山而立,前有河流,天然屏障易守難攻。張維修經過反覆研究後,將原來的地形依照等高線建出地貌模型,他指出,過去進入此空間,便以為它是順應原地形而建,其實是錯誤的。
「高低差」的空間設計,實則是經過大型工程,將原本差距更大的上、下平面,高低縮減為只差一層樓。建築空間的設計費盡心機,達到外部明確區隔,內部緊密相連,將人員移動、偵訊需求、心理暗示等等控制手段,都設計進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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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政治犯的SOP
從不義遺址的角度切入白色恐怖,與白恐受難者為主的研究視角有何不同?張維修認為,前者的觀察,更能看到當時國家整體的布局,他稱之為「製造政治犯」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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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交代了一名政治犯會經歷的不同流程,而受難者的悲劇,也不是被抓之後轉眼就被定罪的,它有一套符應當時法律的「合法程序」,製造政治犯的SOP。
本文所述的內容,僅僅只是SOP中,拘禁留質室期間的過程。這段過程主要目的在於要求犯人交代出同黨、釐清犯亂思想或進步思想的來源,通常預設罪犯背後有一個完整組織,擔心另有更龐大、系統性的叛亂等等。基於這樣的假設和需求,調查局以其偵訊專業,建造出這座專門偵訊的園區。
安康接待室僅只是「政治犯製造SOP」的一環,卻清楚揭示了當時國家的政策與手段。身體的傷,總有結痂的一日,精神的傷,該如何癒合呢?建物的拆遷或許讓歷史漸趨荒蕪、被多數人遺忘,但正如白恐受害者、臺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理事長蔡寬裕所說:「不義遺址是民主的不在場證明」。
➤安康接待室,偵訊技術高度專業化、現代化
對於安康接待室研究,張維修提出的觀點打破許多人的想法:「把安康接待室想像成一個提供『偵訊服務』的空間,有一組接待人員在維持環境,包含場館主任、工友、廚師、警衛等等。裡面有廚房、工作人員住宿區等等。」
舉例來說,今天可能有一位調查員從外地押解犯人過來,安康接待室提供調查員專屬的住宿空間、犯人牢房、偵訊室等等,可能待三天或一個月,期間此處都提供餐食與生活所需。調查員與犯人離開後,也有專責人員整理使用過的空間。
前文主要著墨在工作區與休養區,然工作區除了偵訊室之外,另設有閱卷室、錄音室、辦公室、會議室與主任辦公室等不同空間。休養區則有小型獨居房22間、大型混居房9間,警衛室和儲藏室。生活區和宿舍區則為辦公人員和警衛宿舍,除了多間男女臥室,也有餐廳、康樂室、健保房和廚房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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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同角度來看,安康接待室的空間設計,不僅在偵訊方面有精準的功能規劃,關於工作人員的生活空間,也有完整的配置。
➤灰色地帶的工作人員,是怎麼想的:建築師、警衛、廚師、前臺接待、醫生
安康接待室有如一間精巧的偵訊園區,會有人員Check in、Check out,可謂遠離塵囂、獨立運營的空間。出入其中的人員,也不全然是非黑即白,如共匪/愛國者、白恐受難者/迫害者與共犯等人物。在這些對立之外,還有一些處於灰色地帶的人,譬如警衛、廚師、前臺接待、醫生、理髮師、護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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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跟案件無關,可又是支撐著空間運轉的重要螺絲釘。雖然跟案件保持了一點點距離,但他們的想法到底是什麼呢?他們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還是說一無所知?」張維修對這些問題感到好奇,可惜相關線索實在太少,人員也難以聯繫。
張維修自言,他經常想像:建築設計師與調查局的交流到底有多密切?他是單純的以為提供專業服務,還是為了貢獻國家,抑或是也感到不安呢?可惜建築師已離世,無法求證了。
➤與諜報與調查相關影視與遊戲作品
然而,這些考證不及的歷史灰色地帶,正是電影、遊戲、小說或桌遊等故事可以著墨發揮的地方。比如電影《竊聽風暴》描繪1984年的東柏林一位監聽員,在監聽過程中,一步一步認同並對監聽對象伸出援手的故事。
比如第一篇文章〈藏品之美融和歷史事件〉提到的電子遊戲《請出示文件》(Papers, Please),玩家扮演虛擬共產主義國家的邊界關卡檢查官,引導玩家直面到道德難題:為了自己的生存和家庭,應該維護並執行政府的指令,還是冒著風險幫助無辜的人呢?
而比如《TRAIN》這款桌遊,玩家的任務是把象徵乘客的棋子塞進火車,破壞其他玩家的軌道,努力讓自己的火車到達終點。然而玩家到達終點時,會發現車站名稱是「奧斯威辛」(Auschwitz)──納粹屠殺猶太人的集中營,讓玩家透過火車調度,參與了猶太大屠殺,是一種另類的歷史教育。●
書評》方格子裡的香港人生:公屋與都市版圖的變奏
香港樂團My Little Airport的歌曲〈給親戚看見我一個人食吉野家〉,巧妙地描繪了港島高密度城市環境的物質性與精神性。這首歌收錄在專輯《適婚的年齡》中,強調普羅大眾在漫長而迷茫的生命旅程中,對於安全感來源無時不刻的期望:沒有人希望在旅途中迷失,更沒有人願意在清晨醒來時,發現世界不再是熟悉的模樣。
這種對安全感的追求,讓人們渴望擁有一個穩固的「家」,並期望這個「家」能提供諸如親屬、就業、醫療等穩定的社會關係。
《香港公屋:方格子的吶喊》的作者梁啟智,出生於一處普通的香港公屋。2019年後他目睹故鄉的巨變,決定以人文地理學的視角,深入走訪香港254個大小不一的公共屋邨,留下對港島變遷的深刻見證。
訪客若遙望香港的公屋區,整齊的超高層大樓往往呈現一股特別澄清與寧靜的氣質。然而,閱讀這本書,你將發現公屋不僅僅是居住的物理空間,或是某個歷史時期的善治成果,更是大樓每一個方格子中,居民彼此間日常沉澱的喜悅、衝突、悔恨和恐懼等情感軌跡。作者非常細緻地描述了這些獨特的居住實踐,因此本文打算採取另一種更加規劃史的視角,為讀者勾勒香港公屋的發展歷程。
➤香港的社會地理與政經變遷
香港是個獨特的地方,儘管大多數人將其形容為高度自由放任的經濟核心,然而,其經濟和社會成就實際建立在「準福利政權」(quasi-welfare state)計畫經濟的歷史基石之上。從港英政府到特區政府,香港在面對不同的挑戰時,逐漸建立起獨特的社會秩序和城市格局。
二戰結束後,香港的人口主要分布在維多利亞灣一帶的低矮唐樓和寮屋區。儘管港英政府於1948年,邀請曾參與大倫敦規劃的英國規劃師Abercrombie,運用當時先進的「衛星城市」和「有機疏散」等城市有序擴張理念,製作了《香港初步規劃報告》(Hong Kong Preliminary Planning Report),以引導維多利亞城和九龍地區戰後復甦的土地利用方向。
但在接下來的20年裡,港英政府未能落實該報告的內容,城市建設主要著重於打造中環金融區,以強化香港的中轉港功能。對於其他重大事件,如寮區大火、難民偷渡、左派動亂等,這些與庶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政府基本上只是被動應對。
然而,到了1960年代末期,密集發生的社會動亂使英國本土的工黨政府認識,到香港的不穩定局勢主要來自近在咫尺的地緣政治影響,以及日益龐大且在殖民統治中感到羞辱與困頓的華人群體。因此,政府有必要提升殖民地的生活水準,以爭取主權交接的談判籌碼。
➤城市規劃的轉折:公屋發展的背後故事
隨著輕工業區和人口聚集區的發展,港英政府意識到港島土地有限的現實,因此於1967年和1971年分別頒布《殖民地規劃大綱》(Colony Outline Plan)和《香港運輸研究》(Hong Kong Mass Transport Study),正式確立了一種基於公共交通的社區式垂直整合城市發展模型。
到了1973年,港英政府實施了《新市鎮發展計畫》(New Town Development Programme),荃灣、沙田和屯門等地正式成為規劃上的「新郊區」。由運輸節點、公共屋邨、填海造陸組成的高樓城市風貌,徹底改變港島傳統的地理格局。
透過城市規劃和財政補貼,港英政府成功降低了殖民地居民的公共服務和居住成本,使香港由一處廉價產品的生產交易中心,轉變為一個消費社會,同時緩解了英聯邦的貿易摩擦。
著名的麥理浩(Sir Murray McLehose)治期正好位於這個時期(1971年~1982年)。麥理浩是第一位非純粹殖民地官僚出身,且擁有外交專業的香港總督。他在接受工黨重組的外交及國協事務部任命後,加速了殖民地的福利供應,擴充了龐大的基礎設施和公共屋邨,以化解香港的治理危機。因此,麥理浩治期成為重構香港歸屬感的關鍵階段,也是港民公共話語中的黃金年代。
然而,這些「新郊區」正如本書作者的親身經歷,實際是建立在填海地帶上的精密機器。公共屋邨由標準的建築構件組成,以有限的居住形式,結合商業裙樓或集中式商場。大樓的垂直功能分層明確,空間布局緊湊有序,社區設施完善而縝密,對於經營診所、藥房、茶樓或食肆的店舖數量都有明確的指引。
然而,正是這種標準化和受管理的公屋,形成港民日常生活運作的基礎,不僅為家庭提供了穩固的庇護,同時形成明顯的社會分層。數十年來,港民圍繞公屋展開的一系列造家實踐,呈現出作者筆下諸如「竹門與木門」、「上樓」、「領匯」、「驃叔驃嬸」、「陳浩南的球場」等多重尺度下家的物質性與想像。
➤後公屋政策的時代變遷
1979年,隨著工黨下臺,麥理浩治期所代表的公共屋邨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由於福利供應需要巨額財政支持,新任英國保守黨和港英政府不希望稅收導致經濟減速,於是引入大企業參與基礎設施和公屋建設。
這項政策最直接體現的,就是私人開發商與港鐵的緊密合作,將運輸交通站、消費空間和居住區融為一體。這不僅支持了港鐵的持續發展,滿足了勞工的通勤需求,還透過消費力量塑造嶄新的辦公、康樂和文化設施。其展示的綜合城市成就,遠超出戰後初期的規劃願景。
1984年,英國與中國簽署了對當今香港風貌影響深遠的《中英聯合聲明》。隨著殖民統治進入尾聲及中英經濟合作關係日益明確,港英政府將香港定位為珠三角大都會崛起的中樞。香港提供中國資金、管理技術和連結全球市場的能力,而中國則提供香港不再擁有的廉價勞動力和商品,以延續過去的繁榮。
在這樣的背景下,港英政府於1980年代末期提出了《都會計畫》(Metroplan)和《港口與機場發展策略》(Port and Airport Development Strategy),大幅描繪啟德機場遷址後的香港,如何成為後工業化、由跨境就業廊道交集而成的超級金融中心。我們可以說,依靠準福利政權的政治遺產,這個願景幾乎實現。
1997年香港回歸後,中國在過去的26年裡致力於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計畫調整香港舊有的獨立自由港市基礎設施「邊界」,以促進城市融合,並解決職住分離的嚴重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公共屋邨的建設出人意料地延續了下來,成為「特區政府」治理能力不輸給「港英政府」的象徵。
然而,香港已不再是麥理浩時期的社區型輕工業轉口港,而是由金融、地產開發商和內陸移民政策主導的城市。公屋政策在經歷SARS等公共衛生危機後,推動速度因開發商利益而大幅減緩,入住的輪候期也變得越來越長。
近期,特區政府為了降低民怨,甚至提議將應對新冠肺炎的方艙醫院及相關貨櫃模組設施,用於短期的公屋需求。然而,這些措施是否足以應對香港人口急速老化、勞動力大量流失、港民陸民親屬福利不對等的問題,仍然是個未知數。
➤公共住宅的心理契約與政權塑造
至此,許多人或許已經隱約感受到,公共住宅政策所隱含的特殊屬性。
當一個政權決定進行公共住宅政策時,其目的通常在於讓民眾意識到下列好處:打造家庭生涯的可能性、獲取難以獨立取得的財務和技術資源,乃至階層晉升的機會。
隨著公共住宅政策的推動,一幢幢大樓組成的居住地景,猶如一種集體性的心理契約,定義了特定歷史時期的公共家政學關係,包括生計規劃、親屬照顧和就業安全感。居住於公共住宅,往往成為政權獎勵那些努力工作、表現優秀、遵循規定的象徵。而民眾對政權奉獻的忠誠和能力,則是這項契約的基礎。
隨著政策的推動,這種心理契約能夠共同構建多種居住想像,並成為發展型政權相互競爭的基礎。以華人社會為例,就至少包含:香港由公共運輸支持的高密度金融中心、新加坡的南洋花園式自由港、中國的基建巨構型外環小區等不同居住類型。
然而,這裡並不是要鼓勵一種反制度的情緒。因為試圖創造「公共住宅之善」的官僚體制,不能簡單地視為僅有維持秩序的單一功能。「公共住宅之善」並不是幻象,它能穩定生活並促進認同感,作用顯而易見。但我們需要仔細觀察的是,政權如何在「經濟—政治」的社會分歧中,正當化其運用的工具,並與民眾協商,以達到預設的「文化—認知」勝利標準。
公共住宅同時具有「硬」和「軟」兩種強制力的特質。它首先提供能夠容納、分派民眾的居住單元,並透過透明的治理之眼,編排勞動分工過程。接著,藉由住宅這樣實在的物理依據,促使民眾認知到政權的存在,進而瞭解到政權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它替我們在危機中指引方向,干預我們的生活,進而完成我們期許的再生。
住宅是如此基本,以至於我們對政權所能碰觸的一切都奠基於此。它就像道路一樣,直接連接著所有人對於學歷、婚姻、職業資格等各方面的規劃。所以大型公共住宅政策的效果才會如此強大,能錨定在許多世代公民的腦海裡:它不僅能維持秩序,還能創造新的秩序。
➤城市抗爭的場域:公屋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
然而,建立共識的工具,也成為往後分歧的基礎。
本書作者不僅描述公屋如何成為港人身分和歸屬感的場所,還提出了關於政權強制力和規劃失當的許多批評,特別是指出:「我逐漸發現我要談的不只是公屋:印象被定形、生活被規範、需求被馴服、聲音被代言……」
公屋也是人們抵抗強制力的場所,在諸如「反送中」等多個社會事件之後,作為與區議會巢化(nested)地理階層相互結合的254條公共屋邨,突然成為香港本土運動的合作基礎。人們紛紛參與公屋的管理和議會選舉,以維持抗衡特區政府治理洪流的動能。這即是「傘落社區」的理念:「如果未能及時在大政治主張中取得實際成果,就先從日常生活開始吧!」
但公屋也僅僅是公屋而已。在香港本土運動中,突然相互認識的不同公屋居民,在升級的法律和軍警強制力面前,也不得不退縮。繼續站出來的壓力,已非尋常人所能承受。2022年新制立法會選舉,建制派全面獲勝,以及特區政府大幅削弱公屋自治性的結果,撲滅了特區最後一絲自由的空氣。
今日香港瀰漫的徬徨情緒,使作者最後不禁興起「還可以做什麼?」的疑惑,進而引用香港在2019年後曾十分流行的8個字:「見字飲水 強身健體」,和緩地勸誡志同道合者要好好照顧身體,以便讓港民的話語、公屋的故事能夠繼續傳承下去。
面對這樣的結論,我無法確定該如何評論,只能頑強地說:「人間依舊值得,君子當有所為」。
➤另一座島嶼的省思
學術界過去對於公共住宅的研究或側寫,多半著墨於它在財政、規劃設計或社區管理上遭遇的困境,卻極度缺乏以居民角度結合多種研究面向的心靈反思。《香港公屋》提供的深刻警醒,為許多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乃至於政策實施者,提供了相當關鍵的目錄與素材,非常珍貴。
對我來說,這本書引發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臺灣當前正在進行的社會住宅建設行動,在縱觀官僚行動、媒體宣傳、規範計劃等各個層面之後,其深層樣貌到底會是什麼?它將如何影響臺灣社會?
東亞資本主義的發展型政權,在推動公共住宅政策時,因地緣政治情勢而有太多相似的動機和連結。臺灣戰後曾經因治理危機,推動過一波販售型的公共住宅政策,但與當今民主化的環境大不相同。臺灣目前實施的只租不售社會住宅,受到民間倡議的影響,在風險策略和佈署構思上,更受到民意和當責政治的影響。
儘管我們可以將社會住宅,簡化為民進黨政權試圖透過能直接感受的建設圖景,宣示其擁有較國民黨更佳的治理能力,然而事實應不僅如此。若我們深入研究臺灣的社會住宅政策,並結合前瞻計畫的溫和通脹與內需擴充期望、21世紀初島嶼經濟轉型的挫敗經驗,以及城鄉與人口再均衡發展的治理願景,或許能看到更多元的政權治理樣貌。
最後,融合《香港公屋》所述,以及對香港規劃史的總結,我們已經清晰地看到公共屋邨如何與港民一同步入喊吶無聲的境地。身在臺灣的我們,與其不斷追問臺灣社會住宅的發展走向,不如思考:我們彼此之間更願意將「家」這個概念,引向何方。●
作者:梁啟智
出版:春山出版
定價:38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梁啟智
專欄作者,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曾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客席講師,現任職於臺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關注包括香港社會與城市研究。《香港第一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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