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沒有所謂的香港黃金時代，重要的是個人選擇與行動：陳寧、王聰威談《枝繁葉茂》
對談從一首香港經典流行曲開始，陳百強〈一生何求〉。冷暖哪可休，回頭多少個秋。準時抵達的聽眾剛推開書店大門，就驚訝察覺自己沾進了80年代末濃厚的香港氛圍。現流冊店有曾經舉辦音樂會的音響設施，《枝繁葉茂》的作者陳寧與小說家王聰威靜默坐著，聆聽一個被人稱之為黃金歲月的時代遠去，隨著陳百強的歌聲裊裊完結。沒料到我所失的，經已是我的所有。
陳寧無縫接著朗讀《枝繁葉茂》的第一章選段：歌生於1989年，電視劇《義不容情》4月開播，街知巷聞。主題曲〈一生何求〉寄盡一生滄桑與迷惘，熒繞家家戶戶窗前。歌者丹尼（陳百強，Danny Chan），彼時紅到盡頭，歌人合一，靈魂歎息。是年電台的金曲頒獎禮，最受歡迎男歌者，三甲排名順序：賴士利（張國榮，Leslie Cheung）、亞倫（譚詠麟， Alan Tam）、丹尼。
➤人聲
用廣東話的韻律與節奏切入，讓觀眾感受作者的腔調語感，這是陳寧新書《枝繁葉茂》在台灣唯一一場發表的開場。與談人王聰威是作者將近20年的舊識，也是她的長期讀者。對於新書，他提出了這個問題：陳寧一直是以散文為主的寫作者，以前即使有出版短篇小說集（《交加街38號》），但大部分讀者讀起來的感覺，筆調和情感都是散文式的。現在初次挑戰長篇小說，如何看待身分和技法的轉變？
「寫作者在漫長的路上，肯定會用到不同文類。」陳寧以過往的工作經驗來分享：從頭到尾只寫散文的作者是很少的。她曾經同時在兩岸三地都有開專欄，想當然不會只寫一種文類。「不是我去選文類，而是編輯找我寫稿。」她相當佩服有些小說家以小說為志業，每隔一陣子就能寫出厲害的小說。然而陳寧沒有想那麼多，她只是因應想寫的東西選擇形式，「坦白說，是小說找上了我。」
重點在於被選擇，一種被動。《枝繁葉茂》從2018年開筆，源於作者生命裡一些比較重要的朋友相繼去世。他們在壯年或風華正茂之時離開，如若對談開場時引用的陳百強和張國榮。「我很想去寫一個我所經歷的香港時光，很自然就使用了小說，因為散文無法承載這些東西。」儘管如此，2018年開始寫的長篇小說碰上了2019年的香港社運，立刻就被擱置了。「故事透過我被寫出來，我是一個中介。我有非寫不可的動力，下一本書還是會用小說這個體裁，這樣比較能寫出我想寫的東西。」
➤腔調
死亡的召喚，政治的切斷，被動的還有寫作的技術。2019年陳寧曾經停筆，還有一個原因是她其時尚未找到這部小說的腔調。如若那段開場時唸誦出來的引文，被撰序的鍾曉陽定義為「地道語與典雅語混雜的風格化語言，熱筆寫史，暖筆寫情，冷筆寫無常」。王聰威也指出，過往陳寧散文的句子比較長，但《枝繁葉茂》的句子很短，有一種說書式快拍子的感覺。
陳寧採用的是粵語的腔調，她指出故事裡的香港作為舞台，有著不同的聲音：歷史可以用典雅筆法，而人物可以麻甩，小說不是為了書寫官方的歷史角度，而是以人物的角度來顯出歷史的背景和細節。《枝繁葉茂》寫一個在香港成長的普通女生，她受殖民地教育，接觸外來西方文化。
「我想告訴大家在香港這個殖民地成長時會碰到甚麼，對小孩子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學校教育。主角是一個殖民政府用心培養的精英，但不是所有人都是精英，不是精英的人就會被刷走。我特別想寫的是即使一般被認為無憂無慮的小學時期，也會碰上分級制。」沒有選擇，又逢階級，那是香港潛藏的「贏在起跑線上」遊戲規則，《枝繁葉茂》刻劃的就是這40年的香港。在這裡，陳寧特別強調的，其實是「沒有所謂的黃金年代這回事」。
說到香港的黃金時期，基本上人人都會直接聯想到80年代的盛況。經濟的狂飆，娛樂的鼎盛，然而這些在陳寧眼中都是後見之明。「19年的社會運動，20年的國安法，很多人離開了香港後懷念以前的香港。但我始終懷疑——我出身新聞界，所有事情我都會先懷疑——80年代是我家人朋友們經歷的香港，但那時並不覺得是黃金時代。」她引用My Little Airport〈那陣時不知道〉：置身的日子都發亮。
➤記憶
但《枝繁葉茂》要講的不是最好的時光，就以開場時播放的〈一生何求〉為例，在媒體塑造及大眾印象裡，陳百強是正派而張國榮是反派。大家懷念的80年代裡，張國榮其實過得不怎麼好，但後來張國榮紅了又把陳百強比下去，陳百強亦敏感受傷。「那是我所知道的真實香港：不管甚麼時代生存都很困難。然而，就算發生了甚麼事情，世界也會運行下去，總是有甚麼在生長。」在形容大環境之時，陳寧一反先前提到的各種被動狀態，存在主義者般地強調了個人的選擇與能動性。
這40年來，香港有無數的大事件，在陳寧的眼裡一次比一次更強。近來10年已經有2014年、16年、19年三次抗爭。「比較事件的強度是沒有意義的，我希望無差別地對待所有歷史事件。」她嘗試用個人體驗來解讀歷史，換言之，將歷史的意義從宏觀的敘事轉移到主觀的情感上：「有些人也許會覺得2014比2019更嚴重，又或有些人的心早在1997已經離開了香港。我在書裡不是要處理某個歷史事件，而是寫香港這40年來在某些人的眼裡，是長成這個樣子的。」
「最重要的，是主體要在自己身上，人的選擇和行動才是最重要的。時代沒有大家說的那麼好，也沒有說的那麼壞。」陳寧在對談結尾如此寄語讀者：「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選擇，就足夠了。」而這段話，也是王聰威所歸納的《枝繁葉茂》：守護歷史，見證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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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陳寧 香港作家，有筆名塵翎。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畢業，獲英國政府Chevening Scholarship赴英國University of Essex修讀社會學碩士，獲亞洲文化協會（ACC）獎學金赴美國研習當代藝術，曾旅居巴黎、台北、紐約。曾在兩岸三地媒體撰寫評論和專欄，現於香港《明報》定期發表。 除文字創作外，也涉獵音樂領域，與獨立樂隊my little airport合作。 著有散文《八月寧靜》、《風格練習》及短篇小說《交加街38號》等。 |
人物》獨自走訪13座城市，會面找路突圍的出版行動實踐家：張紋瑄談《紙上極限運動》
烈日當空，秋老虎發威的11月初，工作室落腳在台中的當代藝術家張紋瑄，穩健走在前頭，領著Openbook特派員來到台中旱溪。光照太強，眼前景物對比調到最大，恍惚間有如置身異國，正肩負任務、前往某處田野調查。
台中這麼大，為什麼專訪取景想去旱溪？
張紋瑄在聊天室鍵入：「我之前有一系列的計畫是做謝雪紅，然後因為她被賣到台中時，似乎住在旱溪附近，前幾年我出國之前也住台中時就會在旱溪晃。」查了一下，原來謝雪紅跟張紋瑄同樣出身彰化，只是年紀差了正好90歲。
2018年，張紋瑄獲得國藝會補助，2年間獨自踏訪巴西、祕魯、墨西哥、泰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非歐美中心」的13座南方城市，造訪地方組織、獨立出版社與圖書館，與近30位藝術家、設計師、理論家、史學家、NGO研究者、教育者交流。當時的他也不過27歲，剛從北藝大藝術跨域研究所畢業，同時成立了書寫公廠Writing FACTory。
旅途結束後，他精選了18個案例，收攏在2022年出版、中英雙語的《紙上極限運動：出版實踐的全球南方取樣》一書。自序中，他簡筆帶過旅行時當地的事態，讓人讀了驚心：
張紋瑄分享：「面對這趟隻身一人的踏訪旅程，我期許自己不是外部評論者對上實踐者的客觀訪談，而是實踐者對上另一位實踐者的會面。這些踏訪都是我一個人跑。最近為了籌備展覽，翻找出書中不能放的動態影像，發現很多鏡頭都又晃又過曝，重新剪輯時，邊碎念當時自己怎麼沒有好好拍，才想起很多時候我並沒有能力好好拍。」他回憶：「可能正因為當時在異國，太緊張或太害怕了，可能隨時被攻擊的心理預設，總讓我全身皮膚感覺刺刺的。」
無法同行的讀者，透過閱讀張紋瑄的文字，得以了解不同地區的文化氛圍與政經局勢，並認識藉由書寫／出版作為藝術及政治實踐行動、五花八門的工作者。除了台灣讀者相對熟悉的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先驅史明爺爺，還有諸多在日常中實踐理念的人物：有人創辦另類教育空間，讓無國籍的孩子有上學的地方，有人開設獨立書店、製作小誌及獨立刊物、翻譯引介國際思潮，拓寬威權體制下國民閱讀的尺度。
今年9月，《紙上極限運動》發行了韓文版。11月，在初選、複選評審的把關下，《紙上極限運動》確定進入2023年Openbook好書獎決選書單，亦是唯一一本自費出版的入圍書。
雖然是自費出版，張紋瑄從內容到裝幀卻絲毫不馬虎。他找來擔任2020金曲獎裝幀設計評委、執行2021金曲獎視覺設計，在專輯設計領域名聞遐邇的楊士慶為書籍設計操刀，並邀請熟悉藝術理論與表演藝術的賴柔蒨擔任編輯，端出一本書衣以銀粉為底，書名用搶眼螢光綠字體印刷的厚實小書。
《紙上極限運動》限量500冊，封底邊角印著序號，內附迷你攝影別冊。把書衣卸下展開，還可以看到記載作者足跡的全彩世界地圖，比照明星出新專輯的重金規格，工作團隊陣容跟產出成品都可說是非常豪華。
為什麼書衣要用銀粉？閱讀時讀者手指沾黏脫落，不就破壞原狀了嗎？
「就是想讓大家留下閱讀的痕跡，」張紋瑄說。
那書內的畫重點跟空白處的手寫字呢？
「透過手寫字帶來的第一人稱印象，希望引誘讀者挖掘更多比較文本，展開網狀閱讀的可能。」他補充：「這些超連結的功能不是註腳，而是為『為何出版』的不同理由說情，讓每個具有差異的南方個案都不會只是孤證。」
特派員忍不住低聲問，這書成本很高吧？張紋瑄聽了露出苦笑。他坦言，初次做書又是自費出版，沒有人能討論，不懂如何拿捏發行成本，「這已經是一本artists' book了。獨立書店進貨七折，賣一本賠一本。」沒有出版社的業務跟經銷商，都自己送書舖貨嗎？「對，騎車去一家一家（書店）送書，也自己排版、跑印刷廠。」
張紋瑄看起來無奈，但沒有懊悔的情緒。他認為，書擁有得以承載「可觸、可感、可流通資訊」的特性，而不僅只是「列印上文字、圖像內容，一落被裝幀起來的紙」。他打造的書，本身就自成一個展覽空間了。
談起自己作為創作者時，涉及印物、書寫的藝術計畫，他說：「我想做的事情與其說是實驗，不如說是一點都不現代、不跨域的嘗試：有沒有可能回到專業分工之前的狀態，來想書、做書、讀書？當創作、流通、評論等動詞分別被發派給作者、出版者、讀者，當各種分工之間沒有任何換位的可能，也就更難期待書籍出版後，有什麼新的思想啟發或後續行動產生。」因此，對他而言，在自由嘗試書本「內容的形式」之外，「形式的形式」更是重要的命題。
張紋瑄分享：「在書性（bookness）的思考上，我從兩條路徑得到許多養份，一條來自極權下的獨立出版（samizdat），另一條來自詩歌運動與前衛藝術匯流的另類出版。」
他深受烏利塞斯．卡里翁（Ulises Carrión）的啟發，這位墨西哥觀念藝術家將書視為時間與空間的連續體（space-time sequence），並認為作者寫的不是書，而是文本，在〈做書的新藝術〉（The New Art of Making Book）這篇宣言般的短文中，他說：「舊藝術的作者寫字，新藝術的作者做書。」（In the old art the writer writes texts. In the new art the writer makes books.）
在書裡，張紋瑄交代，選擇獨立出版（samizdat）作為首章節的名稱，目的就是想整合「以書寫、出版想像一種社群的生成」的專訪案例：「由書的製作及流通所連結起來的人們，同時也建立了當權者不允許，或是實踐者認為需要，卻尚未存在的結社。」
他提到俄裔英籍的人權運動家布可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對samizdat的定義：「我自己寫作，我自己編輯，我自己審查，我自己出版，我自己發行，並讓自己為此去坐牢。」在這樣的語境中，作者自身的理念思想跟書頁文字，成為彼此密不可分的存在，並透過出版成書的行為，賦予思想存在的明證及動態的傳播性質，同時給定了出版行動介入公共的政治意涵。
張紋瑄曾於2018年前往秘魯，訪問藝術家安德烈．馬洛根（暫譯，Andrés Marroquín）。他在2010年與友人共同創立梅爾與穆勒出版社（暫譯，Meier und Müller）、2014重啟出版計畫時，將名稱改換為梅爾．哈米里茲（暫譯，Meier Ramirez），並在藝術家、策展人、做書人、教育者的身分間自由切換。
受訪時，馬洛根面對張紋瑄，分享他對於是什麼引發運動（movement）的思索：「音樂或是語言，但目前為止我在想更大的可能性是語言，只有語言有能力催生、發動所有運動，而且和其他所有東西比，它也是唯一有辦法反身地分析、定義自己是什麼的工具：我們用語言談藝術，用語言談音樂，但只能用語言談語言。」
將自己的理念思想書寫下來，以獨立書刊（independent publications）的型態出版，亦延續了挑戰主流意識形態、貫徹反抗精神的DIY文化實踐。
張紋瑄表示：「在這些獨立出版品中，有的像藝術家的書，有的像期刊雜誌，有的像報紙，甚至有些就像是一般連鎖書店可以買到的、再公式化不過的書籍，儘管形式迥異，相同的是每種形式都標定了實踐者想要觸及的目標客群。」
但對他來說，有個啟發是：不管形式是怎麼樣，這些實踐者似乎都是從閱讀寫作以及最終的出版中，回應了一種他們觀察到的「暴力」。「透過實踐，讓人類處境中的暴力形式明確化，也讓他們想像中的公眾也能指認暴力是什麼。因為出版就是使內容得以面向公眾，所以不管有沒有人標誌這份刊物是政治實踐，它本身就是隱含政治性的行動。」
張紋瑄看著桌上的《紙上極限運動》，侃侃而談：「它同時是我在實踐的一種評論方式——可不可能存在一種評論方式叫『實踐評論』呢？不是針對這些實踐對象的最終成果（他們的書）來做書評，而是針對他們在出版實踐中如何想像、如何重新放置自己，同時又如何以出版實踐來回應世界的變動。」
新北市美術館今（2023）年4月於鶯歌啟用後，11月10日舉辦大型展覽「2023移地行動—游人如織」，書寫公廠亦是參展單位。問張紋瑄這次又想怎麼玩？他眼神明亮：「這次展覽《又是國王叫我騙子，客人叫我醫生的一天》，我給了一個基於《紙上極限運動》踏訪成果所衍生的虛構框架——假設不同背景的出版實踐者為『密醫』，為社會診斷的病況，將成為各自的出版原因及結果。」
張紋瑄說，這次他運用了兩個展間，規劃出三個子展區：「好孩子症候群」對應《紙上極限運動》第一章節「獨立出版」案例，「人稱失用症」對應第二章節「宣言」，「因果恐慌症」對應到第三章節「檔案」。展區內陳列了實踐者的出版品，同時會播放重新剪輯的踏訪錄像。
此外，他還在展覽空間放置點滴架，上頭掛著依照三種社會病情所寫就的極短篇書頁。觀眾可以拿了紙頁，走到展間內另闢的診療室，透過諧擬臨床教學的影片，自由運用桌上的工具縫製成小誌帶走。
訪談進入尾聲，張紋瑄要分享自己深受啟發的4本好書，推薦給Openbook讀者：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時間的噪音》沒有列於書單內，卻有一句書摘，在不同場合被張紋瑄書寫、投影、傳誦：「當不完全的記憶遇到不充足的紀錄時，那一刻所產生出的確定性，就是歷史。」不論是寫書人、製書人、讀書人，或者抹消身分界線的出版行動者，或許都在各自的戰鬥位置上，為世界創造及延續不同質地的歷史。
在《紙上極限運動》扉頁，張紋瑄致敬的對象是一生致力推廣左翼台灣民族主義的史明歐吉桑。
在他流亡日本時，白天賣餃子、高粱，收店之後到凌晨三點才是寫作時間。1962年發行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日文版、作為獨立台灣會的機關報發行的《獨立台灣》（1968-1974）都是在這段斜槓時間中完成。《獨立台灣》的內容包含讀者投書、行動報告、時事評論等，也有不少由歐吉桑撰寫的歷史、理論、戰略相關文章，每月發行量3000至7000冊不等，寄送到北美、歐洲、巴西等地免費贈閱，台灣本島則由地下工作夥伴偷渡帶回去秘密流通。
2014年至2015年間曾協助史明整理、撰寫回憶錄的張紋瑄認為，史明終其一生似乎都在想著如何把資訊透過有效形式——歌曲、地下刊物、傳單、書籍、地下電台、講授——來與大眾溝通，其精神讓他感佩。若有機會再見到史明，他想悄悄對歐吉桑說：「雖然您在世時，講的內容都是歷史、理論、戰略，沒直接提到出版策略，但是您讓我意識到『出版』這個將大千世界折疊起來的關鍵字。」張紋瑄在旱溪草叢間，展露真摯笑容，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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