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索上的譯者》（Dancing on Ropes: Translators and the Balance of History, 2021）的作者安娜．艾斯蘭揚（Anna Aslanyan）成長於莫斯科，現居倫敦，為經驗豐富的英俄口筆譯者。艾斯蘭揚常年從事新聞業、文學翻譯與公共服務通譯，並為《獨立報》、《倫敦書評》、《泰晤士報文學副刊》等撰稿。

本書為艾斯蘭揚博覽群書、查閱檔案、親自訪談與切身經驗的綜合之作，以一則則有關譯者（主要是口譯者）的史實、故事、軼聞，以及親身體驗與觀察，生動再現譯者在歷史上扮演的或顯或隱的角色。書中不時帶入翻譯的本質與功能之討論，不僅是有關翻譯史與翻譯論的另類呈現，也是令人興味盎然的「譯普」之作。

作者將本書定位為「大眾讀物」，書名典出英國新古典主義文壇祭酒德萊頓（John Dryden）與多人合譯的《奧維德之女傑書簡》（Ovid’s Epistles）。在1680年出版的此書〈前言〉中，德萊頓以一個生動的比喻來形容譯者的處境：「翻譯如同戴著腳鐐在繩索上跳舞：或許謹慎小心可以避免失足跌落，但期待動作優雅曼妙卻是奢望。」他認為：「翻譯終究是愚蠢之舉……明智的人不會冒這種險。」

話雖如此，德萊頓不但「冒險」從事這篇譯作，並且「明智」地留下這篇早期英國翻譯史上的重要譯論。德萊頓的妙喻深獲作者之心。因此，艾斯蘭揚欣然表示：「繩索上的舞者這個意象，既洋溢歡樂，也步步凶險，用來比喻翻譯這一行再貼切不過。」本書便是記錄在人類歷史上，如何「為了讓一切保持平衡，譯者持續在許多的近乎不可能之間挪騰舞動，而世界也隨之挪騰舞動。」

➤貫穿古今中外的翻譯史：從可能避免的原子彈談起

〈前言〉以實例說明，二戰期間由於美日雙方對「默殺」（mokusatsu）一詞的不同詮釋，導致廣島的悲慘命運，足證翻譯可能產生的重大影響。因此，譯者身為中間人，「很難完全置身事外」，而本書希望呈現的，便是「譯者置身不確定性極高的事件中，不得不介入干預的鮮活形象」。

全書18章，敘述的史實與討論的議題頗為廣泛。第1章描寫美蘇冷戰時期，譯者如何處理「話多、性急又口不擇言」的蘇聯頭目赫魯雪夫的言談，尤其是俄國俗話、俚語、諺語，以及美國人的反應，以期雙方避免核子大戰。第2章說明如何透過巧妙的傳達以及必要的轉換，使一個語言中的笑話、幽默，在另一個語言中也達到引人發噱的「笑」果。

第3章以19世紀前往中亞的英國教士為例，主張翻譯不僅涉及語言能力，也涉及文化認知，如何入境隨俗，重視民族差異，注意文化標記。第4章強調專有名詞的翻譯，回顧19世紀義大利天文學家以望遠鏡發現火星上的深色線條，將其標註為“canali”，英文報導譯為「運河」（canal），而忽略另有「水道」（channels）之意，以致引發火星上可能有智慧生物的聯想，意外加速人類探索火星，甚至「催生出一整個科幻次文類」等一連串後續效應。

第5章介紹16世紀義英語言學家、字典編纂者弗洛里奧（John Florio），如何以積極介入的方式翻譯蒙田（Montaigne）的《隨筆集》，將平實的法文原文譯為華麗辭藻的英文之間涉及的語域轉換，以及如何對莎士比亞在內的後世作家造成影響。

第6章以16、17世紀鄂圖曼帝國的譯者為例，有人左右逢源，成為「帝國的推手和帝國羽翼下的受惠者」，享有權力、福利，甚至世襲特權；也有人身不由己，失去身分認同，改變宗教信仰。第7章則是19世紀英國國會審理國王喬治四世指控卡洛琳王后通姦案，控方傳喚的證人包括義大利人、法國人和德國人，因此需要司法通譯以協助案件審理。面對如此重大案件，證人與通譯都小心翼翼，甚至找來第二位通譯，以確保忠實傳達。

第8章一方面描述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如何在口譯協助下，商量給予同盟國致命一擊；另一方面英、美、蘇三國領袖邱吉爾、羅斯福、史達林如何各自帶著口譯員參加在德黑蘭與雅爾達的會議，共商對抗軸心國之大計。第9章回顧二戰結束後著名的紐倫堡大審中，一位年輕時逃離納粹統治的德國猶太人，如何為昔日的納粹高官、眼前的戰犯擔任法庭口譯。而審判也開啟了同步口譯系統，「在36名通譯協助下以德、英、法、俄四聲道進行」，不再拘泥於以往的逐步口譯。

第10章揭示鄂圖曼帝國的譯者地位，如何隨著帝國的發展以及與歐洲的關係，由興盛到衰亡，直到1923年《洛桑條約》簽訂，末代帝國翻譯者終於退場。第11章討論19世紀英國費茲傑羅（Edward Fitzgerald）翻譯的波斯詩集《奧瑪珈音魯拜集》（Rubaiyat of Omar Khayyam）以及波頓（Richard Burton）翻譯的《一千零一夜》（The Book of the Thousand Nights and One Night），其中涉及的帝國主義、文化再現、東方色彩以及詩歌翻譯、歸化∕異化等議題。

第12章訴說美國青年狄喬凡尼（Norman Thomas di Giovanni）不僅為晚年失明的阿根廷作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翻譯詩歌，並鼓勵、協助他撰寫小說，兩人平分版稅，甚至介入他的家庭事務，身兼「譯者、文書助理、代理人暨密友」，兩人間的親密與互信在翻譯史上極為罕見。

基督宗教的《聖經》翻譯是人類歷史上的大事，第13章提及不同的《聖經》翻譯，包括聖耶柔米（St Jerome）以通俗拉丁文翻譯的《武加大譯本》（Vulgate Bible），英國的《英王欽定本聖經》（King James Bible），以及利瑪竇（Matteo Ricci）與賀清泰（Louis de Poirot）分別將福音書故事與《聖經》引進中國等宗教翻譯史。

第14章指出新聞編譯（Journalation）將外地新聞轉化為本地文字，既要快速、忠實，又要為在地讀者所接受，因此「必須將內容本地化、簡化和模式化」（208）。既然不能照單全收，勢必有所取捨，因此要留意公允與忠實，避免斷章取義。這些在在挑戰著在時限下工作的新聞譯者。第15章提到具有東方風味的19世紀晚期遊記，置身其中的嚮導如何身兼多職，包括口譯，但客戶又無法判斷他們是否稱職。這種狀況至今依然存在。

第16章討論有關20世紀初八國聯軍的外國紀錄，當時身處中國的英國作家與俄國記者對「義和團」一詞的不同翻譯，以及本書作者在英譯俄國記者的書時，如何尋找資料，相互比對，以期得到正確譯名，因而提到「正名」的重要。此章也提到戰爭中為外國人口譯的當地人，如八國聯軍或阿富汗戰爭中協助美軍、英軍的當地傳譯，如何陷入左右不是人、甚至性命堪憂的困境。

第17章呈現英國與歐洲的公部門近年為了撙節經費，將口譯工作外包，以致翻譯品質每下愈況，低薪與劣譯、誤譯惡性循環，造成司法體系內的悲劇，不僅影響當事人權益，也間接造成公眾損失。

末章回溯機器翻譯的三波浪潮，由規則式演算法，到統計式的機器翻譯，到類神經演算法，說明其過去、現況與可能的未來。機器翻譯或電腦輔助翻譯既是機會也是威脅，它可以節省時間，提升效率，卻也可能取代人類工作，減少就業機會。然而機器翻譯仍存在相當的改進空間，需要人力介入處理，因此「關於譯者這一行走到盡頭的報導實在太過誇張」。

➤學會走在鋼索上：本書提示讀者的重點

由以上概述可知全書內容廣泛，各章經常穿插類似例證，不時對照昔今情境，適時提出有關翻譯與譯者的見解，以及作者個人的經驗與觀察。書末註解註明出處，資料豐富多元，內容深入淺出。綜觀全書，具有以下幾項特色與重點。

一、難得的「譯普」之作：
翻譯研究為相對新興的研究領域，翻譯史研究於晚近尤其受到重視，這種趨勢在中港台學界也明顯可見。然而相關研究由於仰賴史料與檔案，事事無不詳加考證，對一般人來說過於嚴肅，以致讀者多限於學界，研究成果未能普及。

本書各章在一定的篇幅內，針對特定議題，以簡易方式呈現一則則史實，讓讀者猶如閱讀故事般進入不同時代與地方，了解譯者在其中的處境，以及不同譯者的對應。換言之，本書有翻譯史研究之實（如提到利瑪竇的翻譯時，引用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學家夏伯嘉的評論），而出之以輕鬆、甚至幽默的筆觸，讀來清新可喜，為名副其實的「譯普」之作。  

二、翻譯的關鍵與譯者的重要：
書中大部分章節涉及不同時代的外交關係，不僅印證「外交與翻譯向來息息相關」，翔實的史實與具體的細節更顯示譯者雖常看似隱形，但其中間人的角色甚為重要。傳譯力求忠實為本分，但異語言與異文化之間存在著差異，未必能完全傳達，甚至處處陷阱，涉及不同風險。

此外，雙方當事人互不通曉對方語言，必須依賴居中的譯者，因而賦與譯者相當的運作空間。大人物在國際間縱橫捭闔，引人矚目，譯者雖似不顯眼，但誤譯、劣譯或省略卻可能釀成悲慘下場（如投擲原子彈），或改變戰局（如二戰時未譯出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無條件支持希特勒的話），直接關係著個人的生死，邦國的興喪，國際的戰局，豈可不慎？！

三、理論的落實與探討：
翻譯涉及語言轉換與文化調適，作者不時藉由例證引入翻譯研究的重要議題與實務，如17世紀德萊頓的直譯（metaphrase）∕意譯（paraphrase）∕仿譯（imitation）三分法，《聖經》翻譯專家奈達（Eugene A. Nida）的「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學者暨譯者韋努蒂（Lawrence Venuti）關切的譯者的隱形（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西班牙哲學家奧德嘉．賈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義大利學者暨小說家艾可（Umberto Eco）、墨西哥詩人帕茲（Octavio Paz）、阿根廷作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等人的翻譯觀，詩歌的可譯與不可譯，歸化∕異化實為一體兩面，直譯∕意譯之二分實無必要，不同語文之中似是而非、真偽難辨的「假朋友」等。這些若以抽象方式討論未免失之空洞，但落實到特定的脈絡與語境，便可得到具體的回應。

四、經驗的分享與印證：
作者本人從事文學翻譯（英、俄文互譯），也擔任法庭與社區通譯，口筆譯實務經驗豐富，並涉獵翻譯理論與翻譯史，查考檔案，進行訪談，因此行文時得以左右逢源，不僅引經據典，言有所本，也可現身說法，適時提供內行人的經驗為佐證，深具說服力。她的論述兼顧文本、脈絡、理論、實務，並出之以清晰的文理，流暢的敘述，充分傳達自己的論點，不時出現的幽默使全書更為生動。

五、昔今之比：
書中呈現的昔今之比與作者的經驗密切相關，一方面藉由歷史的敘述凸顯過去到現在的發展，有些地方確實有長足的進步，包括翻譯的研究與硬體的改進。另一方面，隨著社會形態改變，有些地方不進反退，最明顯的就是新自由主義興起，公部門為撙節開支，將翻譯業務外包，報價低廉者得標，表面上節省了經費，卻導致譯者不受尊重，翻譯品質低落，當事人（尤其是弱勢者）權益受損，人權保障反不如前。

六、未來之道：
末章簡要呈現機器翻譯的三波歷史，各自的發展與特色，尤其當前第三波的類神經網路與深度學習。儘管作者對機器翻譯時代的人類譯者抱持相對樂觀的態度，但這可能因為作者本身從事的是較難被取代的文學翻譯，以及與當事人密切接觸的通譯。不可諱言，機器翻譯的正確率與普及率與日俱增，在許多領域已相當程度取代人類譯者，如何善用此工具以節省時間，增強效率，提升品質，而不致「役於物」，甚至被取代，是人類譯者必須留意之處。

七、再現之藝：
筆者曾以「再現的藝術、政治與倫理」討論訪談。其實做為異語再現的翻譯，與三者的關係更為密切。基本上，翻譯不只是消極地避免不忠實，贅字廢詞，更要積極地尋求忠實、精簡，具有文字、甚至風格之美。作者與譯者位於文字迻譯的兩端，傳達過程中不免涉及權力的拉扯，以及譯者介入的強弱。居間傳達的譯者，面對的大都為不同時通曉譯出語與譯入語的作者與讀者，不但不可因而掉以輕心，輕舉妄譯，更應敬謹行事，善盡對雙方的責任。

以往翻譯研究多重原作而輕譯作，重作者而輕譯者，以致譯者地位低落，吃力不討好，有功不賞，有過挨罰，甚至淪為不見不聞的隱形人。其實，若無譯者與翻譯，異語文與異文化之間就無法溝通，人類文明勢將完全改觀。譯者與翻譯是二而一的，正如葉慈（W. B. Yeats）〈在學童之中〉（Among School Children）一詩所言：「我們怎能區分舞與舞者？」（How can we know the dancer from the dance?）如果翻譯是跨語文的展演，那麼譯者則是翩翩的舞者。

即使如德萊頓所言「戴著腳鐐在繩索上跳舞」，但藝高膽大的譯者依然努力在鋼索上「挪騰舞動」，施展才能。其結果可能只是文字的處理，意義的傳達，但由本書作者所舉翻譯史上的實例，在在印證譯者的主體性與主動性，也證明在不同的歷史時刻，翻譯小則涉及個人毀譽與自身安危，大則涉及邦國興衰與人類命運。艾斯蘭揚穿梭、飛舞於不同時空，以具體事例證明譯者在人類溝通上扮演的關鍵角色，而中譯者也努力隨之共舞，在中英溝通的鋼索上發揮技巧。

欲知古今中外的譯者如何在人類歷史的鋼索上維持平衡，展現舞技，請看此書！●

「天覆地載，物數號萬。從石器到陶瓷，從日晷到鐘錶，從毛筆到鉛字，從算盤到電腦，從書本到NFT，人和物自古也是一體。我們都是『人物』，而『人物』都有故事。」​

——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再版的話​

董啟章的小說，總有非常強大的「發明性」——那是一種比「原創性」更有文學激情、憑空「鑄風成形」的意志、天賦，或建築師對自己腦中那眾人皆曰不可能的「未來型態」，非常精密設計草圖的內在反覆素描。嚴格說他（與上下同代最頂尖的小說家相比）不算文體家：譬如朱天文、舞鶴、莫言、黃碧雲、黎紫書……他的文字有一種理工男特有的、類似你在讀《人類簡史》、《西方怪人》這些重型科普書的明快。

然而這或是他在40歲上下，這幾部擲出而大地震的，「小說更可以遠超過原有觀測視距的規模、尺度」，譬如這本《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乃至之後的《時間繁史》、《學習年代》。支撐這龐大宇宙劇場的人物群，卻是一群「香港文青」——其實和同一時期上世紀90年代在台灣文學獎嶄露頭角的，袁哲生、黃國峻、賴香吟、我、乃至童偉格，黃錦樹所謂的「內向世代」，有一氣質的相似——董啟章筆下甚至始終創作了一個、類似川端對少女的凝視，但又進入20世紀後半葉香港資本主義科幻之城，而形成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夢中造人」的少女。

譬如不是蘋果，這本的女主角栩栩，這個從《安卓珍尼》便謎一般、幽靈般出現在董啟章小說中的「少女神」，一直到更後期的《心》、《神》、乃至我最愛的《愛妻》、《後人間喜劇》，這樣的少女神（介於危險的美少女漫畫、川端的老人色情之眼，但在後期又冥幻於AI於大腦神經介面，可能是「我」內部的少女分身），才臻於成熟、立體、可以複雜的過渡後期以「妻」為遺棄源頭的哀慟深淵，那極複雜的時空裙褶，成為像莎翁《仲夏夜之夢》、或《暴風雨》中，極重要的精靈、女妖，某種儀式的協助角色。

撇開這一部分（純美的、由「我」幻造出來的「安卓珍尼」）不談，董啟章的長篇，特別是二十年前這本《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我深刻記得，當時此書一出，至少台灣這邊我認識的一些同樣也極用功、驕傲的小說家，都有一種「這是什麼規格的拉開領先距離」？

一種對於「小說」這件事的想像力。他甩脫了我們年輕時，所謂張愛玲的《傾城之戀》、王安憶的《長恨歌》、馬奎斯的「馬康多」、或莫言的「高密東北鄉」 （我沒有不敬之處，而是當時的我或身邊朋友，心嚮往之的「一座城市的身世」，或需像塞拉的《蜂巢》，劉以鬯的《酒徒》，有城市各街區、慾望街車那樣的人物，或後來的金宇澄《繁花》展示的，浸透了這座城市的煤球味、油煙味、霉溼味、所有人曾經的惘惘的說不出的羞愧或遺憾），而《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董啟章，或後來《時間繁史》、《學習年代》的董啟章，其實他亦有我當年一本小書寫的《經驗匱乏者筆記》，他甚至性格更近似黃國峻、童偉格，內向不擅應酬。

但董啟章的小說，有一種比後來這十年我們較熟悉的劉慈欣們更早許多年的，「宇宙尺規」，然他的巨大旋臂，不在科幻小說的浩瀚銀河，而是壓縮在香港，最小最小的一個老區，但轟然矗立的，是「時間」的超巨視角。

閱讀董啟章的小說，總有一種「你在其內、其外、其上下四方」被兩股DNA雙螺旋，纏縛旋轉，但那兩股像大教堂旋梯的敘事巨臂，其上之巴洛克、物質史、文明思辨（譬如《學習年代》的那好幾本書中人物讀書會不同討論的思想大書）、V城繁華錄、一種全景幻燈的龐大訊息，弄得顛倒迷離。但其實這兩股共構成DNA雙螺旋運動的RNA嗎，其實是極不對稱的，因之如同他的成名作《安卓珍尼》，其實董啟章的小說，放在未來回頭看的百年華文小說史，它也是一種「演化中的絕對孤獨狀態」。也許那正是他的小說所隱喻的「另一座香港」（與張愛玲《傾城之戀》、與劉以鬯《酒徒》、與西西、也斯、黃碧雲的香港，完全不同的一座巨大『怪物』）。

譬如說，這本《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其中一半「天工開物」部分，這是極少見的，董啟章寫上一代，幾乎近似家族史小說，且因為懷舊、放置那些「正直人」董富、龍金玉、乃至董鐵，出現了某些類似王家衛《一代宗師》後段，那些七、八十年前，懷舊、並未成為資本主義櫥窗時代的香港街景。

這個「香港」，並沒有殖民風情、華洋上流社會的衣香鬢影，也沒有港片裡快節奏的偷拐搶騙、市井雜遝，他是極安靜的長鏡頭，記錄祖父、祖母、父親、母親，各自依附在某一些「機器剛被發明出來的時光」，他們那麼守舊、內向、甚至算是較窮苦勞工的碎時光、生命史。董鐵的名字「鐵」，就是車工機器的一種，主要用於削切金屬、螺絲帽。「黃鐵的世界，就是由軸承、齒輪、連桿、螺栓、斜面等力學關係所構成」。

我們很難想像，如昆德拉小說中登徒子托馬斯，回憶他的「色情集郵冊」；或川端，由變態老人俱樂部裡，一個夜晚一個夜晚吃了安眠藥的裸體少女，去展示他那讓人想尖叫的極尖微的審美「新感覺」；或如波拉尼奧筆下那上百個不同昆蟲學式驗屍報告的墨西哥女孩屍體……但在董啟章筆下那董铣，充滿愛意與溫柔的，是他和弟弟湊錢買下的《萬物原理圖鑑》：馬達、內燃機、發電機、槓桿、滑輪、齒輪、彈簧、離合器、電子管、燈泡、照相機、攝影機、望遠鏡、顯微鏡、鐘錶……

這太奇怪了，甚至連想用班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都無法套疊上的，這樣一生安靜的車床工人，對那些剛遇見其發明、出現的電報機、收音機、電話（「通過聲波的振動改變說話器內炭粉的電流量，經過電話線的傳送，在我的聽話器裡的線圈上轉化為變動的磁場，牽引金屬片發出聲波振動，還原微如真的聲音……」），這種董啟章式的「因為懂得，所以慈悲」，他寫董铣在車床上，溫柔的、自成一秘境的使用那些手輪，扳動刀具座的推進桿，那機器馬達輪帶的聲響……簡直像徐四金寫那魔鬼香水師葛奴乙製作香水時，那種著迷、專注、忘我，甚至像對這整件抽離出人類自然行為之外的，對這不止是物件或技藝，而是一種朦朧神聖的愛情。

某部分，這是一整部遲到了400年的「工業革命」，所謂中國自清末受到震撼，且內部宇宙被全面顛覆摧毀的「西學」，但它是從悲慘苦難的老帝國與入侵的新世界霸權，歐洲已經歷過那樣文明全毀、恐怖噩夢的一戰、二戰，對這兩者皆極邊緣的香港，這樣如夢似幻出現在這殖民地孩子的眼中。

與後來，我們如今活在其中的，網路、智慧型手機、好萊塢電影、全球化、後來後來又發生的一切，《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裡那種「最初的機器時光」，真的如《安卓珍尼》，是某種更長時光展幅看，某種過度時代的孤立物種。20年前出手，引起華文小說重力慣性頗大震動的這本《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或只是董啟章開始他，「孤獨物種的演化論哀歌」的起始，其後的《時間繁史》、《學習年代》，一直到晚近的《愛妻》、《後人間喜劇》，我們可以又驚詫、但又想起那奇妙孤自蜿蜒的透明、巨大DNA的不同側面，不同戲劇形式、不同持續沉思的野心。

但我們千萬不可小覷「栩栩如真」的這一部分——也許我讀錯了，它們並不是兩股對峙的DNA雙螺旋體，而是從「正直人」他們那個「天工開物」年代，意外胎孕出這個持續在虛空出創造、並辯證創造之愛的小說家孩子，之後持續用更不可思議的，波赫士的《環墟》、夢中造人，不斷追索，每一個創造和誕生，都有其翳影、有其銜接斷裂處、或如壁虎的斷尾，一種「人去樓空」的證據恐慌，回頭質疑我們活在其中，不小心便平庸的「真實」——在晚近之作《愛妻》中，那個遠在英國，不斷寫信、談論的全是「曾經深愛或深受創傷的某段記憶被摘除」之小說，那個霧中風景，似乎已經之逝的小說家妻子，如何從本應是哀歌，卻因為愛，而不斷翻卷、創生、形成「時間流之外多出來的孤立房間」、董氏的，不是「追憶逝水年華」，而是翳影、幻肢感中不斷再造的愛的迴旋對話。

或如《後人間喜劇》，跨領域大理論層層疊加：設控學、康德機器、靈魂書寫器、意識下戴……科幻硬芯之嚴謹與流暢如踢踏舞步的萬花筒情節。他已經談到了康德第二批判，所謂超越感知世界，最重要的價值，就是自由。我們可以說，後來的這幾部董啟章的重要小說，幾乎都是「栩栩如真」從原本那雙套DNA裂劈後，憑空由我們經歷的暴力、虛無、空洞的這一切廢墟，卻能如穿破佛頭的小小植物萌芽，每一片小葉都不放棄「栩栩」們帶來的那純真少女，不，其實是「少女神」的，對每一處燎焦破洞的修復，重新把文明夢華之景，「世界的暴風奪去的，都可能從他的小說再生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