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野人帶路！吳建龍譯鳥書、勘鳥事 ft.《羽毛賊》、《身而為鳥》&《雞冠天下》
➤「做野外」的鳥人，以鳥為核心各種斜槓工作
在農民曆標示小寒的這一天，Openbook與知名鳥人兼得獎鳥書譯者／作者吳建龍，相約中橫公路上的松鶴部落，將以半日時間，體驗他接受研究單位委託進行的鳥類生態調查。
松鶴部落位於大甲溪中上游的河階地，在青山綠水間與對岸的台8線平行相望，搭乘豐原客運往谷關的巴士即可抵達。調查過程中，只見吳建龍彷彿跟鳥兒有個對頻的雷達，他一面聞聲辨位，即知四周鳥們的種類、數量，一面用手機登錄鳥的狀況。
他解釋：「我現在做的這份調查，主要是建立這個地方的物種清單（包含鳥類、昆蟲、哺乳類、植物），我負責鳥的部份，其他各有不同的專家負責。早年記錄都用紙筆，現在統一線上作業，資料上傳後，後台就可以統計，比過去方便很多，省下不少力氣。」
本次跟隨生態調查，並沒有出現預想中在石堆裡跳上跳下、在比人高的草叢內蹲點抓癢、讓芒草割個幾口子，或突然被竄出的爬蟲驚嚇等情事，反倒一路安步當車，悠哉得像下鄉渡假。
然而在吳建龍為期4天的調查中，統計村落裡的鳥，可能是最輕鬆的部份，因為早在Openbook採訪人員搭第一班巴士抵達松鶴之前，吳建龍早已在「上面」（他往對岸遙遙的山頭一指），完成一輪鳥類生態調查。他說：「我們必須配合鳥的作息，有時4點出門很正常。」
根據吳建龍說出的一連串鳥名，採訪事後查詢圖鑑得知，松鶴一帶常見鳥類除了白鷺鷥，還有青背山雀、赤腹山雀、灰喉山椒鳥等。
➤命中帶鳥，國內相當少數的Lister之一
吳建龍曾笑稱自己「命中帶鳥」，雖是台大政治系的文科生，但念建中時就加入生物研究社。有次國內的鳥類辨識第一把交椅蕭木吉帶他們赴宜蘭賞鳥，吳建龍被引導在一天之內看到多達50幾種的鳥，解鎖人生第一個成就（也開發了「鳥收集癖」潛質），從此對鳥執迷不悔。
他說：「我會開始有意識地去做鳥的記錄，就是在那次活動之後。」時至今日，吳建龍看鳥資歷已超過20年，現在是台灣猛禽研究會的理事、中華民國野鳥學會鳥類名錄委員會的委員。
好奇詢問吳建龍，在翻譯之外，哪個才是他的正職？他笑說這也是許多「做野外」的人常被問及的問題。「在鳥的領域衍生出來的各種需求，都是我從事的範圍。真要區分的話，有酬勞的部份叫『工作』，不計酬勞的叫『興趣』，所以不管生態調查或鳥導，都跟我日常本來就在做的事一模一樣。」
只是，無論從事野生動物保育或專業鳥人，在台灣都經常無法被社會大眾正確地認知。想進到這類領域的人，除了要有一定的興趣與熱情，吳建龍認為還必須安貧樂道、在體制外自己找到生活的平衡。
英文對賞鳥者有各種專有名詞，一般賞鳥人士稱為Birdwatcher，包含在自家後院布置鳥屋、餵食器來吸引小鳥的Backyard birdwatcher，是最大宗的賞鳥人口。賞鳥到一定程度，會去搜尋參考資料、買書來研究，則俗稱Birder；會專程於特定時間、地點追逐特定的鳥，這類人叫Twitcher。
賞鳥的最高極致是追求鳥類名錄（Checklist）裡尚未見過的鳥，這種鳥人叫Lister。吳建龍就是國內相當少數的Lister之一。
➤翻譯鳥書，希望帶讀者出國賞鳥
無論哪種鳥人，都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寶可夢的「抓寶人」。寶可夢的狂熱玩家不惜租船也要到公海上抓稀有種，而賞鳥愛好者的「抓寶聖地」同樣遍布全球，從中南美洲的哥斯大黎加、巴拿馬，到哥倫比亞、祕魯、厄瓜多、玻利維亞、巴西，東南亞的泰國、馬來西亞、越南、柬埔寨也不少。根據紀錄，全世界看過9000種以上鳥類的頂尖Lister就有16位，相當於地球上95%的鳥種均已收藏進他們的「抓寶（賞鳥）圖鑑」。
身為Lister，吳建龍除了台灣本地走透透，也經常專程遠赴不同國家賞鳥，因此被國內生態旅遊業者延攬成為專業鳥導（Bird Guide），更有外國旅人循線找到他，私下付費請託帶路在台抓寶（賞鳥）。
「可惜近兩年疫情關係、國境關閉，國際旅遊無法成行，外國人進不來，國人也出不去。很多專做國際戶外行程的公司紛紛轉向，開發本土特殊行程，帶民眾從海邊走到深山，因此有不少人想踏進付費賞鳥的領域。」
吳建龍建議，民眾初次接觸賞鳥，可就近參加當地鳥會於周末假日舉辦的例行活動，通常都是大眾交通可達的地點。入門之後，倘若這樣的導覽已無法滿足，則可參加旅行社的賞鳥套裝行程。「賞鳥跟登山健行一樣，都有憑己力較難達成的時候，這時就需要相關旅遊業者的服務。」但吳建龍最想做的，還是希望疫情趕快結束，可以帶國人出國賞鳥，同時滿足他三不五時就愛出國抓寶（賞鳥）的嗜好。
「我有個想法，如果我譯過的書能實地帶大家出國去欣賞，讓書中的實景、實物得以在眼前重現，大家一定會很開心。」比方《身而為鳥》就很適合規劃這樣的行程，這本書的作者大衛．希伯利（David Allen Sibley）在北美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圖鑑大師，賞鳥的人可對照獲得更多知識。《羽毛賊》裡都是很稀有珍貴又漂亮的鳥，其中天堂鳥分布在澳洲北部、新幾內亞一帶，而傘鳥跟咬鵑是熱帶美洲的鳥種，內容不只科普還包含許多文史，若能帶書賞鳥，是名符其實的走讀。
➤命中註定當譯者：把字典當閒書的鳥人
脫下漁夫帽與望遠鏡，吳建龍從鳥人回到譯者身分，說他從小除了生物圖鑑，最喜歡的就是把字典當閒書。逛書店時，常瀏覽最近又有什麼字典出新版、有哪些內容是新增訂，他會品評一番、樂在其中。
或許是長久經過如此浸潤使然，能武（帶上裝備就能跑野外）、能文（伏案展書就能當翻譯）的吳建龍，除了是研究單位經常委託的鳥類生態調查員、賞鳥生態旅遊的特約鳥導，也是得獎率奇高的鳥書專業譯者。第一次翻譯《羽的奇蹟》就拿下第8屆吳大猷科學普及著作獎翻譯類獎項，其後又以第二及第三部譯作《雞冠天下》和《羽毛賊》，分別奪得2020與2021Openbook好書獎年度翻譯書榮銜。
與蕭木吉的結緣，還促成他接手本土首度自製的《台灣野鳥手繪圖鑑》中翻英計畫。作者蕭木吉對他說：「你是我的學生，最早是我帶你看鳥的，你一定能理解書中我想表達什麼。」如今這部圖鑑被譽為國內最完整詳實的賞鳥工具書，是國人期盼數十年的成就與驕傲，而吳建龍負責的英譯版＂A Field Guide to the Birds of Taiwan＂，更為台灣拓展了保育與生態旅遊的國際能見度。
提起譯過的幾部作品，吳建龍說：「在中文市場，過去從未有過專講羽毛的科普書，《羽的奇蹟》恐怕是第一本。而只要是吃雞的人，為了道德理由，你就有必要看看《雞冠天下》。至於《羽毛賊》，選書人是推理專家冬陽，因而吸引很多人把它當小說來讀。」
「我不確定閱讀鳥書的人有沒有因此變多，不過我帶的鳥類導覽，已經越來越多人會拿書找我簽名。」他不諱言從第一本譯作到現在，曝光度確實變高，「被認出來」的機會也增加。賞鳥圈內幾乎人人都知道他在譯書，學姊學弟也會指名他的譯本，不小心誤買簡中版還會向他訴苦。
「但我不是翻譯快手，總是花很多時間在考據，有時一個詞就可以搞掉我半天一天。」吳建龍對翻譯的較真，甚至已經到了會「糾正作者」的程度。翻譯時只要出現任何字詞讓他警鈴大作，必會廢寢忘食追查到底，哪怕線索僅是一張一兩百年前的諷刺漫畫，或古時候商人手寫的出貨單，他不到正確解答水落石出不肯罷休。
「抓到作者的bug是我個人的小小樂趣，純粹自己窮開心。作者出錯的情況其實並不多，但就是偶爾發現才好玩，就像打怪突然掉下奇特的寶，你不知道可以拿它做什麼，也沒有任何人在乎，可是全世界就只有你有。」
此外，發現作者跟自己有共通的經歷，也是吳建龍翻譯的樂趣之一，會有滿滿「哇！我知道你講的是什麼！」的嗨感。例如《羽的奇蹟》提到拉斯維加斯很有名的上空秀，吳建龍旅美兩年的期間，剛好也跟太太一起看過，腦中那些上空舞者特殊的舞步以及背後重得要命又誇張到不行的羽毛，全都會讓吳建龍跟著書中文字一起重返現場。還有《羽毛賊》裡提到的鳥，有幾種他也曾在國外賞鳥時看過；更不用說不久前上市的新作《身而為鳥》，整本書皆是北美鳥種，吳建龍也幾乎都在當地看過。
翻譯是孤獨的工作，他說在那一刻，特別有種跟作者對話的FU。與作者曾經同在一個現場的共鳴，對翻譯也很有幫助，讓吳建龍更懂得怎麼跟讀者描述，就像站在作者身邊協助口譯的感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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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有不能妥協的部份，譯者也不必然是讀者的保姆
譯者與作者有相同經歷並不多見，而放眼國內，同時兼具鳥人與翻譯雙重身分的，恐怕也只有吳建龍一人。因為鳥類知識較一般科普譯者相對專業的緣故，他也經常在出版社引進的鳥類翻譯書裡，發現從過去到現在依然還在以訛傳訛、張冠李戴的許多錯誤。吳建龍猜想，或許這也是把「知識正確性」列為首要條件的吳大猷科普獎，在他得獎之前從未有過任何鳥類相關書籍入選的原因。
「這是科普與其他書種，比較大的差異與挑戰。」他舉例：「譬如文學書，如無特定指涉，robin翻成知更鳥是沒有問題的，但放在生態類的科普書，robin在英國跟加拿大就完全是兩種不同的鳥了。這是不能妥協、也無法模糊帶過的。」
此外，在精準到位的前提之下，科普譯者還必須考慮讀者的背景知識程度，做到讓讀者順暢閱讀，不被艱澀的語句卡到。吳建龍形容文字有如下棋，棋盤上只用到「對」的兵將（字詞精準）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用心佈局、花時間打磨，否則對讀者的閱讀經驗來說是失敗。
「我幫出版社做過審校工作，發現有些科普書過於專注字詞正確與否，而忽略了中文特有的音律節奏，有的甚至有『翻譯腔』，所以我會建議有這類困擾的譯者，不管唸出聲或在腦中默唸，不妨拿自己的譯文多朗讀幾遍，比較能避免失去中文的韻味。」
至於譯註，吳建龍初次翻譯的時候，因為不瞭解讀者對相關知識的需求到什麼程度，所以他自覺能多做就盡量做，結果得獎的《羽的奇蹟》成為他譯註最多的一本書。「後來我會開始斟酌譯註的必要性，思考會不會做得太過，反而剝奪讀者求知的樂趣？自己會不會太像『保姆』？反而是小看讀者、把讀者當媽寶了？」
然而過猶不及的，坊間也有許多科普書完全沒有譯註，需要讀者自己查找資料。「我覺得這樣好像也不太好，只是，哪些地方要加註，還是需要編輯與譯者充分溝通。」他說，因為從專業角度反而時常無法掌握一般讀者的程度，編輯最好也能透過對目標讀者的理解，跟譯者多做討論。
➤大自然是一本書，有沒有人帶你去看懂它？
問吳建龍最近手邊在忙什麼書？他未說先笑：「我正在翻譯一本『有點三八』的書，今年上半會出版。」他說作者用揶揄反諷的筆法介紹鳥，就像《南方四賤客》的辛辣，漫天都是原汁原味的髒話。「翻這麼不正經的書，對我也是一個新的挑戰，因為口氣必須生猛到位，但相信對書中提到的鳥有所認識的讀者，看了應該會心領神會。」
另一本則南轅北轍，是榮獲美國環境寫作獎的暢銷書。談的是海灘的破壞，連帶影響當地某種水鳥與鱟的生存，作者試圖讓大眾了解，人對環境施加的作為，如何引起族群的消長與滅絕。「剛好台灣這兩種生物都有（甚至破壞更加嚴重），很適合國人反身自省。」
他還有一件事很想做，但還在「許願」的階段，那就是翻譯乾隆皇家圖鑑的《鳥譜》，把為數12冊的古文獻科普化。他說：「因為《鳥譜》可開展的面向太多了，包括科學史、博物學史、藝術史，還有乾隆時期的國際文化交流等。目前台灣做古代科學史的學者非常少，相信《鳥譜》的白話化與譯註，可有助各方的研究。」吳建龍私心期望有朝一日政府或出版社突然福至心靈，想找他翻譯這套書。
他提到：「二、三十年前，或許是台灣環保運動興起的緣故，自然書寫一度創下高峰，在我唸高中、大學時百花齊放，沈振中《老鷹的故事》、廖鴻基《討海人》等，都是那個時期作品，對我影響至深。」而綜觀台灣圖書市場，近年引進的科普翻譯書越來越多元，還不乏許多文史成分在裡面，故事性也越來越強，作者會讓自己置身其中，對現象造成的衝擊進行反思，跟20年前抽離個人的、「硬派」的科普已大不相同。
他感慨，人類之於生態環境，已經到了自食惡果的地步。「我們的破壞再不去重視，未來大概就沒有機會了，從各個學科角度，都無法抹除人類在地球造成的各種影響。環境正義也是轉型正義的一部份，我們有道德義務要去解決它，台灣也是一樣，需要大家的努力。」
「我們都說『大自然是一本書』，差別是有沒有人帶你去看懂它。」無論身為鳥導或翻譯鳥書，吳建龍都自許是人與生態之間轉譯的橋樑。歡迎所有和跟隨這次生態調查的鳥盲一樣罹患「大自然缺失症」的都市人，一起來加入賞鳥、閱讀鳥書的行列，讓吳建龍成為你大自然的導讀者，進而追求我們與環境中的生命，一個共好的未來。●
身而為鳥：從飛翔、築巢、覓食到鳴唱，了解鳥的一舉一動，以及其中的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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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大衛．希伯利（David Allen Sibley） |
雞冠天下：一部自然史，雞如何壯闊世界，和人類共創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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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安德魯．勞勒（Andrew Lawler） |
羽毛賊：一樁由執念、貪婪、欲望所引發，博物史上最不尋常的竊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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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柯克．華萊士．強森（Kirk Wallace John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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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索爾．漢森（Thor Hanson） |
話題》建築師的文學想像與自我追尋：隱藏在「杜連魁」底下的王大閎
▇建築師面對世界的定見
記得早年研究王大閎建築師（以下簡稱大閎），訪談大閎長子王守正建築師時曾聽聞一件印象特別深刻的事，就是大閎自1952年離港來台後，至西元2000年間都未曾再離開台灣。
聽來有點令人匪夷所思。對一位過去曾待過法國巴黎、瑞士日內瓦湖畔，然後在英國劍橋及美國哈佛讀過書，家世背景、經濟狀況甚好的人，理應會有舊地重遊的想望，即便不回到這些學習的地方，也還有他出生且影響其建築創作甚巨的蘇州老城，難道他都不曾動念過？即便不重遊故地，出國旅遊不也是人之常情？
答案竟是，他不想看到美麗的記憶遭到破壞，甚而他覺得世界的美好是在逐漸崩毀之中，不管是歐洲、美國或古老的中國城市。
記得大閎曾在《銀色的月球》中談及哲學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時提到：「盧梭認為自然是完美的，人破壞了美好的自然，人的反常造成了種種不良的後果……這話的意義，今天更加明顯。人類不但污染了河流和空氣，破壞了山林，而且也污濁了自己的人性，以物質代替了精神。我們為了追求粗陋的物質生活而輕忽了精神上的生活。」接著他又說：「我最不喜歡有關貧窮痛苦的小說、一切涉及為生存而掙扎的書本。我愛好一切描寫生活中的美、享受和快樂的書」，城市崩毀自然是不美的。
大閎對於人應該如何面對世界也有定見。他在翻譯改寫王爾德《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而成的小說《杜連魁》裡寫到：
其實在原文裡，王爾德對「行善」亦大加嘲諷：「……他們把食物送到挨餓的人嘴裏；把衣服披在受寒的人身上。可是他們自己的靈魂卻得不到糧食，得不到溫暖。」儘管「行善」與「善良」是不同的，對大閎來說，「忠於本性」是一生矢志堅守的，儘管某個層面來說他付出了代價。
▇理解王大閎的哲學觀，同時探索時代
大閎以10年工夫翻譯改寫的《杜連魁》，將19世紀末的倫敦場景轉換成20世紀70年代的台北。這部作品近日由王大閎建築研究與保存學會與文心藝術基金會攜手合作，以1977年初版及1993年二版互為參照，根據今日字詞、標點符號使用習慣進行修訂，重新出版。
《杜連魁》其實是大閎生命史的一部分，也是台灣歷史的重要組成。這本書之所以關鍵，自然有多項因素。首先是作為一位華人開創性建築師的跨域創作，《杜連魁》可以協助我們側面理解大閎的哲學觀，也可以探索時代，特別是台灣現代化的過程中大閎如何轉譯西方，並看待自己的建築與城市的方式。
其次，《杜連魁》全書創作時間落在1966與1977年之間，剛好是國民政府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國族意識高漲的年代，國父紀念館原始計畫案遭更改並不令人意外。此時台灣經濟蓬勃發展，城鄉快速移動，社會被迫面臨轉型，台北城從日治時代的面貌逐漸換上令人不安的新裝，大閎在書裡揭世了這樣的變動。
誠如高信疆先生在1993年九歌版序文裡所說：「在民國66年出版它，似乎嫌太早了點，一般人還不容易認得它所描摹的物質世界；也不容易理解或感受到那種享樂主義的物化生活，那種官能放縱的精神倒錯；當然更來不及反思這個日趨精緻的物質世界裡，文明墮落的腐敗氣息和人性扭曲的惡德偽善了。」大閎在開始譯寫《杜連魁》之前，職業生涯短短5年間，遭受兩次挫敗，先是故宮博物院競圖計畫案（1960），再是國父紀念館競圖計畫案（1965），都是在獲得首獎後還得被迫更改設計。前者他沒屈服，退出了設計，後者則是妥協後的磨難。
這是大閎苦悶的開始，因此他移情於《杜連魁》的書寫與登陸月球紀念碑計畫案的構思（1967-1974），為自己的生命尋找出口，也就不令人意外。《杜連魁》書裡不僅是討論「自我」的追尋，背後也隱藏了「靈魂」的議題，這種王爾德式「忠於自我」的享樂主義與「靈魂」的討論，也是大閎一生真實的實踐，無論於感情於創作皆是如此。就像大閎在《杜連魁》的「出版說明」結語裡，引用了波斯詩人奧瑪．開陽（Omar Khayyam）的詩句：「我將我的靈魂送往上蒼，想探知一些來世的玄奧，不料我那靈魂回來傾訴，我自身就是地獄和天堂。」
記得有一次私下的晚宴，王鎮華老師追問大閎關於自身感情的風風雨雨，大閎躊躇了會兒還是面對了問題，說：「我沒辦法控制我自己」。作為一個藝術創作者（建築、文學……），誠懇、真實、忠於自己終究是讓作品恆久的基礎。不過這些地獄／天堂、東方／西方、傳統／現代等辨證性的對立或並存，不僅是《杜連魁》小說裡的創作主題，也貫穿了大閎的建築語言。
▇記憶的鄉愁
正如鄧宜菁教授在〈導讀《杜連魁》的異（譯）想世界〉察覺到的：「王爾德所著眼的個人情感與救贖，到了王大閎筆下卻成了民族集體記憶的追尋與重建。譯寫本中個人的美學經驗幾成了控訴西方（物質）文明的隱喻，藉以召喚橫遭西方強勢文化壓抑和踐踏，從而散逸（異）的『國魂』……」，《杜連魁》書裡，大閎借吳騰之口說：「最可悲的是我們排斥了自己優秀的文化，而吸收的卻是西方最粗劣的物質文明。」
這一代的知識分子懷抱如此的情懷，是可以理解的，不過也可能是一種鄉愁，我們在陳其寬、張肇康的建築作品中也都可讀到類似的語境，只是在面對這種懷舊的鄉愁時，策略有所不同。
嚴格說來，以上提到的幾位都是在建築語言現代化的過程中有所貢獻，但也因知識的囿限，無法更寬廣的察覺出技術的演變跟生產方式及如何回應城市的問題，做更寬廣、深入的提案，像20世紀初歐洲前衛主義創作者那麼勇於面對問題大膽提案。
從德國的各種城市改造經驗到柯比意（Le Corbusier）的烏托邦提案，我們看到知識份子，不管是政治人物、建築師、畫家……如何攜手合作，為自己的當下找到一個能與過去共存但現代的生活方式。而我們最優秀的建築師卻只能困在鄉愁式的語言裡作改造，儘管也是語言現代化的一條路徑，卻無法回應快速變動的東方社會，更別說對未來城市的想法。
我們在《杜連魁》裡看到大閎對西方文明的強力批判，卻無能指出自己的道路應如何前行。或許自然也無法如此要求，20世紀50到70年代的台灣社會，很難跟20世紀20年代前後的歐洲社會相比，台灣的改革力量仍然被箝制在威權高壓的體制下，故宮博物院與國父紀念館競圖計畫案不就是最好的說明？
▇禁欲的語言
大閎在《杜連魁》書中，讓另一個王大閎「杜連魁」盡情的恣意妄為，最後再以宗教啓示錄的方式來獲得救贖。拿此準尺來檢視大閎，會發現這兩件事在他身上卻是同時發生，即是大閎生活的兩面性：一則他以忠於自我的方式放縱自己於情感的世界（註），而其日常生活又極其規律與節制，多數建築創作也充分顯示出這樣的自律，有時甚而禁欲到不近人情。
譬如他1953年位於建國南路的第一個自宅就如同僧侶般的節制自我，隨後的兩個自宅，虹廬（1964）與弘英別墅（1979）稍有放鬆，也置入更多華人傳統建築的圖像（icon），但距離禁欲的本質並未改變。
弔詭的是，這三個自宅都以德國建築師密斯（Ludwig Mies Van der Rohe）那種冷峻、至上主義（supermatism）式的空無為基礎，再偷偷改編了華人園林「步移景異」的趣味性來組織空間，或許大閎意識到自己的「過度嚴苛」需要道家式的園林來調和。如果我們再閱讀一下與《杜連魁》創作時間重疊的登陸月球紀念碑計畫案（1965-1974），會發現潔白無瑕的碑塔與其下的方碑座，似乎暗喻了一種雌雄結合後的再生意象（註），相信這一切絕對不是偶然的。
▇紀錄自身與時代
《杜連魁》或許是當時國父紀念館案的一種逃避，卻也是救贖。那不僅是王大閎的一個文學功課，也是身兼讀者和作者、評論者和創作者的王大閎剖開、看清楚自己之後完成的一本懺情錄。（註）
大閎的《杜連魁》不僅記錄了自身，也紀錄了時代，更見證了台灣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許多「檻」，大閎以自己豐富且多樣的創作，回應了時代對知識分子的要求。筆者不是文學史專家，不好論定《杜連魁》的藝術性在台灣文學史的地位，但我清楚知道，《杜連魁》在台灣建築史扮演了一個歷史性的重要地位。●
Du Lian Kui
作者：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
譯寫：王大閎
出版：財團法人文心藝術基金會
定價：160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
19世紀驚艷四方的愛爾蘭作家、詩人、劇作家，1854年生於愛爾蘭都柏林，父親為外科醫生而母親為一位詩人與作家。受卓越的家世影響，王爾德自年輕便展現極高的才華，於都柏林三一學院畢業後，20歲進入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學習。在學時期王爾德受到沃爾特．佩特（Walter Pater）、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的影響以及許多當時新穎的思想、藝術流派的薰陶，奠定了他日後成為唯美主義文學代表作家的基礎。
王爾德一生創作多篇傑出的小說、詩篇、童話、散文、與劇作，其中唯一的長篇小說《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於1890年首次出版便引起了軒然大波，透過華麗的文辭與新穎的題材批判了維多利亞時期英國上流社會的現象，成為了少數仍受後世喜愛的唯美主義作品。
譯寫者簡介：王大閎
台灣戰後第一代建築師，也是一位作家，曾就讀英國劍橋大學建築系與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碩士，在研究所時受到現代主義建築師沃爾特．格羅佩斯（Walter Gropius）與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的第一手指導。日後成為亞洲現代主義建築的奠基人之一，享有「建築詩人」美譽。王大閎同時也是台灣建築史上「跨領域」的始祖，不僅設計了國父紀念館、外交部辦公大樓、登月紀念碑等傑出的建築作品，也著有科幻小說《幻城》以及多篇刊載於報章雜誌的短文投稿。
於1977年出版《杜連魁》的翻譯改寫，將19世紀末的倫敦場景轉換成自身所處的20世紀70年代的台北，寄託對當代的思考於譯寫作品中。在他2018年辭世後，仍透過不同領域的傑出作品影響著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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