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春日起頭，延續清明的雨水，林俊頴新作《七月爍爁 》從「一年之中上好的時日」開始，小說中的台語底蘊，為小人物的光彩加厚。通篇鏗鏘的語感以及節奏，是他耗費數年時光一路轉折，尋找最適合自己的語詞聲音——這點，或許是台語文學書寫最難解，同時最耀眼的地方。

難是難在有諸多語詞仍舊尋不著最對的那個字，但耀眼也是如此，既然沒有既定的答案，那麼就讓小說家以其自身背景、故事情感、角色設定，一步步讓語詞走進字的含義之中。

「歸根究柢，你可以把台語文書寫當作是我自己的強迫症，我創作上一種正經的玩笑。」林俊頴說。他當然知道在創作之初，就以台語確認書寫方向會是一種限制，此執迷的結果必然會創造一種美學，同時也會帶來限制。可是「我父母兩邊都生長在彰化，台語也是我的母語，倘若欲書寫過去時代的角色，則必然要從這一步開始寫起。」

因此，對於《七月爍爁》我們可以這樣認識：此書並不聚焦鄉愁了。這本長篇小說起源於日光清明的斗鎮，一位「傳說中」的七舅公回到家鄉，一屋子的「莊腳人」迎接他。像是某種時代的匯聚，一方是家族的期待，凱旋而歸；另一方是佇留原地的人，裹足等待。這兩句話，幾乎便是台灣的斷代史，為我們捕捉大家族的影像切片。

➤被祖母餵養故事長大的孩子

林俊頴的確是大家族的孩子。但講得更清楚一點，應是：他是大家族出生的孩子。他的外祖母是家族的老么，生在名門望族，是彰化北斗鎮的大戶人家，光是哥哥就有9個。

至於大家族，從來不缺故事材料。

林俊頴回憶：「我出生的時候，祖母才45歲。」這樣的年紀差距，使他和祖母之間的交流毫無問題，沒事就往她那跑去。而祖母經常掛在嘴上的「了不起的哥哥們」，幾乎變成林俊頴兒時「想像的玩伴」。

「祖母的哥哥就是我舅公嘛。從前有錢人家裡會盡其所能讓孩子去留學，我的舅公即是如此。經常聽祖母提說哪個去日本唸書，哪個當了醫生、哪個經商。」林俊頴笑說，聽祖母談及這些哥哥們，語氣中都沒有惆悵，盡是光芒與喜悅，好像家人之間的功成名就都是綁在一起的。

而當時年幼的林俊頴也沒有意識到，祖母餵養給他的家人之事，會成為他小說的重要依托。

「我確實有個舅公去日本讀書，且當舅公的醫生起碼就兩個。其中一個舅公甚至是彰化的大人物，還被記載在北斗鎮的地方誌上。」林俊頴說，世上能有幾個人，看地方誌如看自家家族史？望族的後輩看史書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總而言之，那個讓祖母心心念念、希望也能行醫的這個孫子，後來成了小說家，並將他耳聞的舅公們好好揉捏，形塑成小說中的角色原型，化作集各種光彩於一身的七舅公。林俊頴想知道：「這個角色幾乎可以說是家鄉人一輩子的心願與美夢。而這樣的人回到原生家庭、看到這個被殖民過的家鄉，重新走到自己的起點，又會是怎麼樣呢？」

➤台語之於創作者的餘裕

既然都回到原生家庭，則必然也得回到原生語言。

事實上，林俊頴對於台語文的意識啟蒙得很早。在政大中文就讀期間，受教於文字學名家簡宗梧教授，課堂上簡宗梧便曾經提醒，台語在文字學上公認是保留最多古漢語音恣意的語種，循著音聲慢慢追本溯源，多能夠找到每一個字的源頭。

「但我承認我就是個寫作的人，不是文字學者。」林俊頴說，他創作的意志，帶來了語言思考上的自由與靈活，卻不代表他沒有費苦心在這條路上。

起初，創作《我不可告人的鄉愁》，那是他台語文學創作的第一步。如今想起來，他自嘲那是「瞎子摸象」。如同他給自己設下的文字實驗，雖說他研究得樂在其中，但仍時時感受到折磨。「我甚至覺得不只是折磨自己，也折磨讀者。回想起來，那時候的創作必定造成很大的閱讀障礙。我的想法還不是那麼成熟，多憑著一股魯莽的勇氣跟衝勁去執行它。」

相隔十多年，重新啟動台語書寫，面對《七月爍爁》，此刻林俊頴想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如何用台語和讀者靠近，而非如何拉著讀者一起靠近台語。

他說：「這幾年我也擔任一些文學獎的評審，看到以台語文書寫的小說，都是憂喜參半。一來是喜見這樣的形式越來越多人嘗試，但二來是，文章的用字連我這種母語是台語的人讀來都很辛苦，有不少甚至要用猜的，那其他讀者怎麼辦呢？」換個角度思考，他清楚意識到書寫最終的目的仍是與讀者交流往來，倘若一開始就構築一個閱讀的高牆，那麼有多少人能夠爬過？

「所以，這一次我決定要放輕鬆，用比較寬裕的心來走向我的理想國。」林俊頴說。

對創作者來說，台語書寫可以是個挑戰，但也不妨將它當作是本然的利器——借力使力，憑靠語言的古老底蘊，清清淡淡就能夠帶出一種意味深藏的歷史感。

林俊頴的「寬裕」之說，旨在讓看不懂台語的人也能夠望文生義，以上下文脈絡推斷字裡行間的意思。當然最後的結果未必「精準」，不過這畢竟是小說，小說的終點永遠只存在讀者的腦中，即便最後與原創的想像不盡相同，那或許也是創作的迷人所在。

➤讓小說乍現的那道光

又是台語書寫，又是原生家族，這些關鍵字往往離不開苦情的想像。然而綜觀整本《七月爍爁》，又是那樣熠熠生輝。箇中道理，須繞回觸發林俊頴創作的那道閃電。

他記得非常清楚，2019年5月，台灣的同婚專法通過。在此之前台灣各家媒體對於民法、專法，或者同志是否需要異性戀的專制婚姻，種種方向早已討論得鞭辟入裡。林俊頴回憶，當時看著這一系列討論，忽然有種很奇異的光彩照入心間。

他是這樣形容的：「不知道為什麼，使我想到一個很久很久以前的新聞畫面：英國黛安娜王妃出車禍死掉的時候，葬禮上她的兄弟姐妹都站了出來……這應該是一個很尋常的畫面，可是讓我情不自禁連結到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的《我們都是食人族》，裡面提到一段話：『遠方照耀了近處，近處也能照亮遠方』。而彼此照耀這件事情，套用在家庭結構上，讓一切連接起來的支點就是婚姻。婚姻本身就是一個建制，連結到家庭結構、人民關係、宗族的成立。讓沒有王室血統的人能夠出現在王室葬禮上，也讓遠方的兩人連結起一道光。」

這就是林俊頴的閃電。

他想起祖母說給他聽的舅公們，如何因為婚姻而建構起其他的枝葉。想起生為望族的祖母當初自由戀愛嫁給佃農祖父，一度引發的話題與衝突。想起台灣從過去的大家族傳統，到此刻不婚不生，其它遠看殘破，近看或可說是小巧精緻的各種婚姻狀態。

於是，林俊頴知道此刻的台灣切片他要從哪裡入筆——綜看這幾十年來台灣人對於婚姻的想像及其變化，投身其中，那也像是掉進一層又一層的多元宇宙，從大至小的家族場域中看待社會與人的連結。重新書寫他的鄉鎮，將北斗幻化為斗鎮，為無法復返的鄉土也照進一道新的雷電。

因此，一切才這樣合情合理。故事必然得從那一天說起：「一年之中上好的時日，春寒才消解，清明的雨水亦未來臨……此時，傳說中的七舅公取著傳說中的日本妻後軫來故鄉。」●

九段理江的新作《東京都同情塔》，在2024年獲得芥川獎之後便引發議論——九段表示這本書有5%的內容由ChatGPT生成。不過細看小說內容，便能理解九段想使用生成式AI的意圖。一方面，小說多次描繪人與AI的對話，而這些對話若以AI生成則更有說服力。另一方面，《東京都同情塔》圍繞著語言的權力，而生成式AI產出的語言，也必須在這個科技當代社會仔細檢視。

《東京都同情塔》是一本交雜事實與科幻想像的小說。小說描繪建築師牧名沙羅正構思「東京都同情塔」的競圖。此建築將蓋在曾舉辦東京奧運的國立競技場旁，並用以收容犯罪者。東京都同情塔的興建引發爭議，並非因為這是一座蓋在市中心的監獄，而在於這座監獄讓犯罪者更名為「悲慘之人」（homo miserabilis），並在其中過上衣食富足、閒暇無事，宛如桃花源一般的生活。

小說中的「幸福學家」主張，罪犯不應該被稱為罪犯，因為他們並非有意犯罪。犯罪者是因為出生的階級、環境、不好的機遇，才讓他們走上犯罪的道路。幸福學家認為，要改變社會對犯罪者的觀感，第一步就是要從語言著手。「悲慘之人」這個詞彙才真正描繪了這些前加害者的真實處境，也才能改變「犯罪者」這類詞彙與現實脫節的現象。

➤語言的隔靴搔癢感

詞彙與現實脫節正是《東京都同情塔》的母題之一。小說最開始，牧名沙羅在思考東京都同情塔的命名時，就點出了語言與權力的關係。在最初「東京都同情塔」是以英文「Sympathy Tower Tokyo」被命名。牧名沙羅認為，這種明明蓋在日本卻要用英文命名，以及日語當中「足以包容任何國家語言」的片假名，彰顯的是日本人想要拋棄日語的慾望。對於總是寫不好片假名的牧名沙羅而言，片假名是一種和現實脫節的語言。

語言和現實脫節也發生在牧名沙羅的生命史中。牧名提到自己曾被男性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侵犯。然而，當她說出自己被強暴時，沒有人同意這是一個強暴案件——因為該男性是牧名的男友。少女時期的牧名沒有足夠的詞彙將伴侶對她做的行為描述為強暴，而「強暴」一詞也無法描述牧名在關係內經歷的性別權力不對等。

這類語言上的性別關係，不斷發生在牧名的生命中。例如從小就有數學天分的她，在國中時為了爭取參加「全性別組」而非「女子組」，因為花太多心思說服大人而輸掉比賽。少女的牧名在那時便了然於心：「在運用數學公式之前，我得先精通如何運用語言。」

或許與現實最脫節的語言，正是來自AI生成的語言。儘管弔詭的是，AI的語言卻是來自最新的資料庫、最當下的人類社會用語。《東京都同情塔》多處呈現了AI講著一切政治正確的話，卻讓人覺得搔不到癢處的時刻。一開始，牧名沙羅在AI軟體輸入「悲慘之人」時，AI在她還沒發問時就不斷地輸出「悲慘之人」的意涵及此概念的發展脈絡。這時牧名便提到，AI侃侃而談「悲慘之人」這一概念，是為了反轉社會大眾對犯罪者的歧視，但是「它對於人類在掌握『歧視』一詞的過程中，經歷了怎樣的痛苦絲毫不感興趣。」

➤另一種巴別塔

AI能按照它被設定的演算模式，無止境地生成政治正確的語言，但是這些語言，卻與人類活生生的經驗完全脫離。藉此，《東京都同情塔》也對政治正確進行了深刻的反思。牧名沙羅設計的同情塔最終成功落成，但當她的情人東上拓人聽著牧名闡述著同情塔種種強調同理、尊重與共生的設計理念時，他說這些話語彷彿就是AI生成的「濃縮了世人平均的願望」且「積極正向卻貧乏的文字」。

小說中的同情塔無疑是政治正確的終極顯影。東上拓人看著落成的塔，提到這些強調多元、共生的概念固然美好，但當這件事走向極端，卻成為一場「不容認錯，拒絕任何異議的壓倒性破壞」——只要每天看見同情塔，就會「被迫同情」。而東上拓人認為，被迫同情就是一種暴力。

這些對於政治正確以及左派理想的省思，其實也回應到當今全球右派崛起的一大原因：左派強調的多元平等共生，終究沒有如這些政治語言所宣稱的那樣讓所有人幸福快樂。在《家鄉裡的異鄉人》一書中，霍希爾德（Arlie R. Hochschild）指出，美國右派的極端右傾，部分原因正是不希望被規範「應該如何感受」——為同婚感到愉悅，為戰爭感到憤慨——這些左派強調的博愛理念，與右派的生命經驗深刻脫節。政治正確望向了人類社會的光明可能，卻遺落了人性的暗影：人的某些愉悅根源，悄然地來自不正確的思維、不正確的語言。

小說中，東京都同情塔的所有收容者和管理者都帶著慈祥無憂的微笑，且被禁止使用任何「比較」的語言，彷彿從此世間再也沒有痛苦與醜惡。然而，這樣看似光明美好、沒有污名的世界反而讓人不寒而慄。

如果說巴別塔象徵的是人類社會中語種的分歧，那麼東京都同情塔呈現的是語言的另一種層次的分裂：在概念與現實之間、在不同政治立場之間、在機械與人類之間，語言分裂成截然不同的意義與效果。在小說最終，牧名沙羅預見塔終將坍倒。或許這正是這本書對於當今兩極化社會的期許：但願那些讓我們彼此分裂的，終將煙消雲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