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那天下午，辦公室的木桌上醒目地擺放了一只Allan Scott的白酒瓶（倒出來的當然還是白開水）。瓶上標示著產地來自紐西蘭，年份2019年。不久後，穿著深色大衣的田品回也緩緩走進來，我們一同盯著那酒：「咦？這是怎麼回事？大白天的就要開喝嗎？」田品回笑得開心。即使在口罩底下，她的笑聲仍有一種清亮的透澈。

目前旅居荷蘭的台灣詩人田品回曾獲2016年詩人流浪計畫，2018年以幽默犀利點出台灣「人情味」之多層次的〈秋香〉獲得林榮三短篇小說獎。第一本詩集《這裡的電亮那裡的光》收錄的詩作，大多是2014至2016年間遊歷過程中寫成，整本詩集分為「流動」、「遠遊」、「遊牧」與「同行」四輯，從不同的切面去思考旅行。

是什麼力量推動人離開原本的所在，前往未知的他方？自幼便時常搬家、日後也不斷遷移的田品回，對「移動」的本質充滿好奇。走過南美洲、近東、北非和巴爾幹半島，《這裡的電亮那裡的光》帶來了嶄新而明快的敘事——在充滿隨機性的遠遊裡，那些聲音正闡述著行走之詩。

■窗戶裡的電光與牛羊

提起詩中的電光閃爍，不免要從2019年席捲全世界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談起。此刻疫情仍然劇烈影響國與國的邊境、人們的生活甚至性命。身在荷蘭的田品回，去年2月曾拍攝一支短片〈疫情下的荷蘭一日〉，記錄當地的封城生活。以前想飛去哪就去哪，但疫情當前的此刻，還能去一趟購物中心就是壯舉。朋友間的肢體距離怎麼拿捏？在死亡面前，如何給出安慰？可以握手嗎？是否還能彼此擁抱？大疫之下，一切都變得困難。

帶著幾分苦中作樂，影片也拍攝了附近小公園裡幾隻零散的鹿：「今天的街道都沒什麼人，就連鹿也保持防疫距離。」對於動物，田品回始終保持著一種幽微的敏銳，相關意象也曾多次出現在詩中。例如〈絲路〉裡結尾帶著幾分寂寥地寫：「後天山窮明日水盡／沒有聲色／只有犬馬／蚊子成群地飛」；另一首〈而我還沒決定要當一隻獵鷹還是一碗油酥茶〉則少見地點出幼童與幼鷹的繁複互動性：「幼鷹和小孩馴養彼此 直到成為獵鷹與養鷹人／直到無法分離／直到理解飛翔不是本能而是武器」。

除了旅行者身分，田品回目前也在荷蘭的非營利組織工作，並著力於動物福利的倡議推動。由於求學歷程、工作性質的關係，種種經驗使得身為台灣人的田品回得以接觸到不同國籍的人，而非僅有歐洲觀點。

疫情期間，荷蘭封城數次，她也時常得將工作模式切換成在家工作（WFH）。有一次封城前，她從辦公室將自己的乳牛與綿羊公仔帶回，還搬演了齣小小的情境劇：將牛羊放在甫出版的新作《這裡的電那裡的光》一旁，俏皮寫下：「大乳與小綿隔著社交距離討論著疫情下還能去的地方……」這裡的電亮那裡的光，這裡的牛望那裡的羊，旅行的人深深思念著遠方。

步伐封存了記憶，旅途中的靈光帶著她復返文字，於是田品回寫下一首又一首詩。旅行期間，她會攜帶著兩本記錄生活瑣事的記事本，也會準備另一本記錄靈光的簿子。行走，拍攝，錄音，讓自己的感官全然浸泡在每個他方。橘紅車線密封著白色的棉紙袋，在《這裡的電那裡的光》與書中夾帶的攝影明信片面前，我們一起聊那些複數的行旅與國境。

■語言跟隨著直覺

人要怎麼啟程呢？她首先從旅途的移動過程開始說起。「我旅行時的移動方式其實還滿多元的，長途火車、走路、汽車、搭便車都有。」擁有豐富旅行經驗的田品回以自己讀到比利時心理治療師Esther Perel的一段話舉例，說明「後」疫情時代之下的幽微影響：「Hitchhiking may be the perfect opposite of pandemic behavior.」（與疫情下的行為正好相反的，也許就是搭便車）這種隨機性、仰賴陌生人好意的關係，在疫情下變得愈發不可能，甚至相反。搭便車多少需要擁抱風險，但疫情時間我們能承受的風險非常低。我們得一直評估、思考自己到底能不能接受這個選擇。

擁抱隨機，在自己能夠接受的範圍內去承擔風險，幾乎是任何旅人都會經歷的事，「我就是那種，常在長途旅行時搭便車的人。」江湖走跳之初，多少會有點緊張，家人親戚見面時也會擔心過問，或出於既定印象對她「一個女生到處跑」的生活有些微詞。「後來他們看我一切安好，就半無奈地接受了我的生活模式。」她笑說，曾有個親戚問，荷蘭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在海平面下，都不怕喔？還不逃？「我就說，歐洲人看台灣這麼小的島上就有三個地震帶，也會納悶為什麼我們都不逃啊。」這樣說大家就懂了，田品回幽默地點出換位思考的情境。

搭便車的路上擁擠有時，悶臭有時，但故事開頭也就這麼悄悄種下。最重要的是，要去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別人可能覺得聽起來有點傻或瘋狂，但我後來發現，久了以後真的會產生某種直覺。」那不是與生俱來的能力，更像是在反覆行走、旅遊過程中慢慢打磨出來的一種行路技能。

田品回不會刻意讓自己在旅行時「稍微」迷路，但迷路本身也是旅行的一部分。「當然，我會劃定大方向，但不一定會事先訂好住宿，避免被行程綁住。」她說。有一次，當地的印度人問她：「我們明天有辦婚禮，你要不要來？」她就這麼把行程延了一天，去了那場婚禮。

實際走踏每個地方，田品回見證了複數且紛雜多元的文化景貌。「印度的婚禮是男女賓客要隔開，餐點隔成第三個場地。有很多儀式的細節，但也會根據他們宗教或地緣上的差異而有差別。」她筆下的「全球化」視野，不只是因為經濟或政治因素而變遷的議題，同時也是詩人以親身感受、觀看、轉化而成的一手經驗。那些充滿張力甚至衝擊性的畫面，以更細緻的方式閃爍在她的語言裡——生活得「入世」的和尚；因生活所迫，而必須去採棉花的烏茲別克童工；大門口真槍實彈守備的麥當勞；在「中華民國」對蹠點的邦交國巴拉圭凝視著被當地人視為觀光景點的蔣介石大道（而她則走進附近的日本料理店）。國境交織著故事，故事折射出真實，真實有時卻顯得比一切都更加魔幻。

也因此她在第一首詩〈全球化〉裡開宗明義地寫：「這裡的電亮那裡的光／這裡的水澆那裡的花／這裡的魚飽那裡的胃／那裡的火荒這裡的原」。長年旅居國外，自謙對於台灣現代詩比較陌生的田品回說，雖然一些經典詩人如洛夫、夏宇也略有閱讀，但沒有受到深遠影響。或許，比起具體的典範，異地的鐵軌與高原更加吸引她。田品回的詩作具有犀利而充滿想像空間的直白美學，又不至於因為說教而落入死板窠臼。

然而，在國境的縫隙之間，自然也會見證一些巨大、難以言說的陰影。面對複雜難解的局面，詩集《這裡的電亮那裡的光》對於全球化之下所產生的問題也有所關注，尤其在後殖民、階級、貧窮、勞工、觀光議題的面向，皆有幽微的省思散落在整本詩集中。問及她如何擺放自己身處的位置，去與旅行中遇到的人互動？她坦然回答：「說實話，我很難給出一個最明確的答案。」作為高學歷、相對處於優勢位置的旅行者，她選擇盡量不帶任何預設的成見去進行批判，與此同時，也盡量在行前或者旅途中深化自己對於當地的理解，而不是一味以獵奇或驚嘆的視角去闡釋眼前一切。

「無論文學或者遊記，能找來的話我都會找時間讀。」田品回說。

■遠方在鳴響

在臉書的粉絲專頁上，田品回曾轉引過米蘭．昆德拉在《不朽》中提出的一段見解：「公路自身什麼也不是，而只從所連接的兩點獲得了它的全部意義。」她解釋，這當然不是說公路的移動方式不好，公路當然是很快速便捷的選擇，但我們可以去試著思考這個過程本身承載的意義。畢竟，不同的移動經驗也會帶來不同的身體感覺。聊著聊著，她眼神一亮：「對了，我很喜歡搭長途的那種臥鋪火車。」

戲稱自己是臥鋪推廣大使的田品回，在中亞、印度等地旅行時都曾經搭乘臥鋪火車移動。她展示手機裡幾張照片，映入的畫面不是看似精緻而吸引人旅遊的觀光照，彷彿只是另一個行經的日常：與來來去去的旅人、當地居民一同聊天，吃食，偶爾獨自閱讀。田品回筆下的臥鋪，有一種乍看凌亂卻奇特的親密感。她在詩中曾將這些共享臥鋪空間的旅人們，比喻為一盆又一盆的盆栽。而「盆栽會開出枯枝殘月／開出鳥語花香／盆栽是森林的偽裝／昨晚，我睡在搖動的森林裡／即將抵達」。

森林的奧祕難以窮盡，不同時代也總是有人持續踏上旅程。「我在中亞時，讀到瑞典旅行學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寫的《亞洲腹地旅行記》，就想：原來一百多年前的人是這樣旅行的啊。」赫定在書中提到這樣的數字：在19天內跨越了11.5個經度，經過了3萬根電線桿，雇用了111位馬車夫，使用317匹馬和21頭駱駝，從寒冷的西伯利亞一直走到白天溫度升至攝氏12度的地方。田品回笑著說：「那應該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壯闊畫面。」當年赫定寫下：1888年，通往撒馬爾罕870英里長的鐵路開通了。將近150年後，閱讀這本旅遊記的田品回也正搭著臥鋪火車，前往這座中亞地區的歷史名城。

無論去哪裡旅遊、為了什麼目的，她幾乎很少購買旅遊紀念品。對田品回來說，似乎總是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好好吃喝、全然放鬆，認真感受當地的一切。「寫作、攝影當然是其中一種方式」，而另一種方式就是錄音。錄音即時，且有比攝影更低的介入感，卻也能夠記錄事件的質地：火車嘹亮、宗教祝禱，一則從阿爾巴尼亞的羊身上錄下的鈴鐺聲。

除了詩集本體、攝影明信片之外，田品回也悄悄在詩中放入聲音的細節。例如輯二的〈庫斯科墓園〉最後兩句詩行：「玻璃窗內的鮮花吸了淚水盛開綻放／我葬下過去一年 和銅管樂聲同時消散」。送葬隊伍的銅管聲，益發帶著幾分哀傷卻不失輕快的韻律。作為旅途書寫的經歷與集結，田品回翻越國境，帶來《這裡的電亮那裡的光》這趟語言閃爍。

一年已逝，新的聲腔還會持續展開。●

自有意識以來，我就處心積慮要和這個世界不一樣。國小的同學曾說，我和死黨組成綜藝雙人組，常研究新的搞笑方式，想要變出驚人的齣頭（tshut-thâu，花樣）。

此擬似《假面的告白》之篇章開頭，不在性與嫌惡中發作，而是自腦袋鑽研藉由肉體走不一樣的路。直至讀高中，才從卡繆的《異鄉人》奪得「反抗」兩字，很受用，死死黏在我的意識中。

那時仍住嘉義，此鄉俗與人情勝過一切的乾裂地，我處心積慮要反抗庸俗，就來大量閱讀世界文學名著，中國的漢學經典，和五四以來的現代文學——全用華文書寫與翻譯，我的口舌與意識漸被華語附身，和我的母語台語並行。

在彼時，語言沒有衝突，我掙扎糾結的，是高雅與庸俗。

19歲離開故鄉後，在外地展開追求，追求自我、愛情與志業。偶爾會買《海翁台語文學》來學台語文，或於《笠》詩刊讀到熟悉的氣口。更多時候，是在KTV唱台語歌，在和長輩的對談中，發現自小熟習的語言，越來越蹇澀。

語言問題要到孩子出生牙牙學語時，纏拌浮現。我們走母語家庭的路，和幼教慣習的華語優勢隔絕，漸漸的，也和當下的社會扞格。當我走進鍾愛的書店裡頭時，發現台語的童書與繪本，幾乎是零。再走進網路書店的分類，「台語文學」被污名化為「方言文學」、「閩南語文學」。就在此時，我從陳明仁《拋荒的故事》到許丙丁的《小封神》及陳雷的《鄉史補記》發現了新大陸，既陌生又熟悉，似乎是該走的路，卻荒蕪得很。

直到我自己也蹽落去（liâu--lo̍h-khì，參與），用台語來書寫文學，迷惑散去，才發現這是我所從來的原初大地：俚俗中拔出高雅，哀愁中帶活跳，聲韻迷人貼近口舌身意，神神祕祕的，破出天界般的無垠想像。

實在很弔詭，更是諷刺，過往心心念念要反抗的「庸俗」，竟和我的母語纏拌。

於是近中年的我展開第二次的反抗，不走性與嫌惡的路線（這豈不庸俗），而是和我原生的文化和解，順道與青春期的摯愛分裂，從文學的核心「語言」來戰鬥。

展望戰場，這場中年的反抗，實力與數量的落差，太懸殊。

走進台灣的主流書店，用台語文書寫的作品，連一格書櫃都裝不滿，通常是打散零星往四處，相對於圖書館般千千萬萬的華語書籍，這語言的戰鬥，連「反抗」都稱不上。

我深知，反抗的極端非玉石俱焚，而是創造，創造文本出來，這是冊（tsheh）；有反抗更要創建，創建一間理想的冊店（tsheh-tiàm）。

40歲之前，我和書的關係，是拚命閱讀瘋狂搜集，梳理各項的主題、系統與脈絡，成日在書架間歸類、拂塵；40歲之後，我開始和不存在的tsheh相處，在腦中構思寫作的策略與期程，一本一本使其成形。

同時，也在腦中虛擬tsheh-tiàm，預想台文的平行宇宙：英文有各類圖鑑，台語版本定是親切；日本乃繪本大國，小國小民也該有小國小民的台文繪本；華語的書籍承載的是生活與人類社會的一切，台文出版，更該如此。

我生產tsheh的過程還算順利，但將虛擬的tsheh-tiàm實體化，速度很慢，頻頻難產。曾協助許多台文創作者投石問路，出版社往往官式拒絕（畢竟市場炎涼）；若有心想出版，卻因成本考量與製作難度，無能為力；有幸編輯上市，反應會比華語書好一點點，媒體的報導也頗有⋯⋯最終，銷售數字出來，跟成本相抵，往往是負。

我和tsheh的關係，不僅是預想與成形，這間理想的tsheh-tiàm，最大的敵人，是現實的社會與商業市場。

就在此時，我想起周婉窈老師的話：台語在一百年前的文化協會時代，不僅是溝通與宣講的語言，也是和日本殖民者對抗的武器，其歷史意義與力道至今猶存。

當下的處境，在華語與英語籠罩一切的時代，多語精神稍稍透出些許曙光，是否，會步文協的分裂宿命，再度走入黑暗時代？

這場反抗至為艱鉅，我和tsheh以及tsheh-tiàm的關係，越來越緊張，越來越疏遠。往更久遠處來想，台語所寫下的文學作品，其內容、主題、風格等等，如何走自己的路？具備獨特的魅力？在商業市場暢銷？

猶記得剛將「反抗」奪下的高中青春時，很難得買了本英文詩集：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Sonnet），書很貴，精裝精美，我翻了翻古英文稍稍讀懂了懂，這詩的歧路花園只在入口瞻望。詩集我放了二十多年，就佇我寫台文拄落鋩（lo̍h-mê，上手），想要做點翻譯時再度走進歧路花園，懂得字面上與字面下的意義了，揮灑台文翻譯幾首，發現跟台語的氣口與文句有跨時空的呼應，順此寫下屬於我自己的十四逝詩（tsa̍p-sì-tsuā-si）。

詩是浪漫的，我的中年更是浪漫，萌生不切實際的幻想，幻想要兌換成現實，憑靠的是青春時奪取的反抗，與這不合理的現實戰鬥，轉化為創造與生產，透過此，讓tsheh以及tsheh-tiàm，成為真實●

鄭順聰
作家。嘉義民雄人，中山大學中文系，台師大國文研究所畢業。
最新著作：台語詩集《我就欲來去》，華語散文集《夜在路的盡頭挽髮》。
其他作品有《時刻表》，《家工廠》，《海邊有夠熱情》，《晃遊地》，《基隆的氣味》，《黑白片中要大笑》，《台語好日子》，《大士爺厚火氣》，《仙化伯的烏金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