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台灣書市不約而同出現了許多以「海洋史」為背景的人文作品，不管是談17世紀東亞海域的貿易與海上劫掠，還是探索歐洲諸國東印度公司航向亞洲的代價，又或者是追問這些被授予政治權力東來的商業機構如何融入東亞秩序，台灣在其中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這些論述的集結雖屬機緣巧合，卻也反映了某種社會氛圍與需求。帶進海洋史的視野，台灣就不只是台灣而已，透過海洋連結出去，台灣成為世界脈動的一環，台灣的故事也能說得更廣更大。

聯經、左岸、衛城三家出版社，年初以「重返世界的航道：台灣如何閱讀海洋史」為題，聯合企畫了一系列講座，主要環繞4本近期出版的海洋史書籍：《海上傭兵》、《風之帝國》、《公司與幕府》及《巴達維亞號之死》，探索台灣在海洋亞洲的位置。

在鄭維中、陳國棟、賴英泰三位歷史學者之後，系列講座最後一場跳脫歷史事實的論述，由衛城出版總編輯張惠菁、聯經出版總編輯涂豐恩，以及左岸文化資深主編林巧玲走到幕前，從編輯觀點暢談自家作品與海洋的連結，以及在編輯台上、編輯台以外，如何想像海洋史與世界史在台灣出版的未來模樣。

涂豐恩為講座破題，首先展示17世紀的畫作「大員圖」與繪製於同一時期，風格、視野、結構相近的「新阿姆斯特丹圖」，將時間定錨，揭開荷蘭人在地球兩側的活動：「透過海洋，台灣不只是台灣自已的歷史，更與世界脈動相連在一起。把海洋史帶入台灣，故事就更廣、更大，把台灣的歷史脈絡放得更大。」

▇一整個世代歷史感知的轉換

三位史學出身的編輯，首先分享了自身閱讀、理解台灣史的養成，以及如何透過新的視野來開啟新的史觀想像。

張惠菁先自曝年紀與家門：國小、國中乃至高中所接受的教育仍是以中國史、國文、國學內容為主，直至高中、大學時期經歷解嚴及其後一連串社會變動，隨著社會情勢的變化、大眾關懷的形成，台灣史領域才逐步擴展，亞洲、東南亞也自然隨之進入台灣人的時間感中，進而使得史觀得到擴充。

談及曾引起議論紛紛的「歷史感」問題，張惠菁認為「歷史感」並非有無之分，而是每個人都各自擁有不同的歷史感。例如談起16世紀，熟悉中國史、亞洲史之人與熟稔歐洲史的人，將有不同的意涵與聯想。她自認屬於特別的一代，經歷了一段眼光跨越的過程，「從過去以為比較完整的史觀，到現在擴展，我覺得史觀不是有無，而是可擴展，當我們認識多一點亞洲、東南亞，進入時間感，自然會有比較多的連結。」

談及自身史觀的擴展，張惠菁提到兩個契機：一是2003年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福爾摩沙：17世紀的台灣、荷蘭與東亞」展。因工作之機，她得以近距離了解展覽的整個籌畫過程。當時故宮不僅展出豐富的館藏，亦從荷蘭商借了許多海洋相關文物資料。隨展舉辦，由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陳國棟主講的講座，更讓張惠菁顛覆原先的所學所知，重新認識了一個亦商亦盜的海洋人鄭芝龍。

另一次契機是參與故宮南院的籌備規畫。故宮南院因有「亞洲博物館」的定位，以蒐藏、研究、教育、展示亞洲藝術品與相關文物為主，她也因此得到機會接觸亞洲文化藝術，見到許多美麗的文物。（註）

張惠菁在故宮的工作經歷，正可說明她個人、故宮博物院乃至台灣社會史觀的調整。「歷史感是可以擴展的，更是一個適合用來檢驗自己的視野是否足夠開闊，是否因我自己的成見而排除了一些應該被認識的人事物。當意識到自己的歷史感可以更展開時，是有魅力的。」對屬於這個世代的台灣人來說，這樣的調整或許不見得人人有感，卻是一整個世代歷史感知的轉換。

 ▇海洋蘊含改變的勇氣

林巧玲也熱情分享了幾本自己喜歡的台灣史書籍：《決戰熱蘭遮：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2017年新版更名為：《決戰熱蘭遮：中國首次擊敗西方的關鍵戰役》）以豐富的細節和生動的情節，將讀者帶進17世紀鄭成功與荷蘭人的爭戰中，卻又翻轉了對中西武力的既有認識，為近代世界的形成帶來新的省思。

受到此書的影響，林巧玲意識到眼前所見的歷史是如何連結到世界史的角度。在中研院台史所張隆志教授主編的台灣史論叢之一《島史的求索》中，周婉窈教授細緻區分山、平原、海，及在這些界域之交、之間的故事。長年旅居台灣的鮑曉鷗教授所著的《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1626-1642）》，亦有其精彩之處。書籍之外，林巧玲也分享了紀錄片《曹院士的隱藏文本》，是開啟台灣海洋史研究視野、提出「台灣島史」觀點的中研院院士曹永和學術生涯的影像紀錄。

對於近期如雨後春筍萌生的各種海洋主題書籍、影像作品，林巧玲認為海洋獨有的特性使得故事充滿魅力。「我自己猜想大家為什麼會對海洋史充滿興趣——（海洋）應是有冒險、變化與活力，充滿故事性。在大趨勢的情感上，海洋史讓我們覺得可以勇於去改變什麼事情，我想這就是海洋史能帶給我們的啟示。」

▇與世界聯結，重構台灣史的新視野

涂豐恩回憶自己的求學過程，台灣史已寫入國中課程內容，而大學時期的他其實對世界史較感興趣，尤其是閱讀了英國歷史學者Christopher Alan Bayly的著作《現代世界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此書以「聯結」為關鍵概念，談論世界歷史如何從中古過渡至現代。例如書中談論太平天國（1851-1872）時，提及期間美國也發生了南北戰爭（1861-1865），在差不多時期，世界兩端的兩塊大陸都出現了死傷慘重的戰事。此外，19世紀時期全球的棉花供給大量仰賴美國黑奴勞作，換句話說，全世界的棉花供給亦受這場美國內戰影響。一旦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這個事件，美國史的敘述將會重新調整。這些都令當時的涂豐恩大感衝擊，「原來歷史可以這樣講！」

「台灣歷史講到一個程度之後，我們可以越講越深、越細或是重新研究，但我們是否可以從台灣往外延伸去發展歷史？這是這本書給我的啟發。從這個角度，也許我們就可以跳脫台灣史與中國史的對抗，不管是台灣史或中國史，都可以放入世界史去看。這改變了我們對世界歷史的想像，是一個重新思考的角度。」

向外聯結以理解歷史脈動的視角，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不僅改變了原來對世界歷史的想像，且任何歷史皆可置入世界史的脈絡，毋寧是讓台灣自長年以來台灣史與中國史比重爭論中解放的一條路徑。涂豐恩相信海洋史／世界史具有這樣的力量，因此希望能透過出版，建立從台灣出發的世界史視野。

▇如何閱讀海洋史

三位主講人接著回到本行，從編輯的角度談近期各自出版的海洋史書籍，說明這些作品有何獨特之處，如何吸引他們，進而納入出版名單推介給台灣讀者。

《海上傭兵》原是專業學術論文，張惠菁獨具慧眼，看到本書對於台灣的特別意義，便以改造成能進入大眾閱讀視野為編輯目標，與作者鄭維中多方討論。

本書書封使用荷蘭畫家福利格（Simon de Vlieger,1601-1653）繪製的畫作〈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ese Attack on Chinese Pirates in the Bay of Xiamen (Amoy)〉，描繪1633年鄭芝龍與荷蘭東印度公司船隊在廈門海域聯手擊退海盜李魁奇。

原畫作十分巨大，目前收藏於英國Felbrigg Hall莊園古堡。鄭維中推測這幅畫的製作背景是，荷蘭東印度公司滿心期待在此次戰役出手，協助明朝廷平定海賊後，能得到實質的上陸貿易權，因此委託畫家繪製這幅畫作，作為雙方友好的禮物及象徵。奈何結果未能如願，明朝廷僅應允荷蘭船隊停留在台灣，透過船隊間接貿易。也因此，這幅本為慶賀大航海成果獲得突破性進展的巨大油畫，便一直被收藏起來，無緣張掛。

這幅象徵海上多方勢力交會，且影響了台灣歷史命運的畫作，除了作為書封呼應書名「海上傭兵」之外，張惠菁另於卷首做成拉頁大圖，凸顯隱藏於圖像背後透過海洋連結起台灣與世界史的故事。

林巧玲也分享了自己最初被《巴達維亞號之死》吸引的理由：具有深厚史學專業、兼有細節狂特質的作者，將這起海上事件寫成了非常刺激、殘忍、殘暴、悲慘且不帶任何希望的故事。閱讀這些文字時，她的感官被喚起了強烈的刺激感。她也分享了書中關於海上艱苦生活的生動刻畫，殷切提醒讀者，在驚濤駭浪的海洋史中，也要關注其中人的故事。

▇海上霸主荷英吃癟史，反映了西方世界的焦慮

除了經濟貿易數字、政治政權轉移，林巧玲覺得「文化交流」也是閱讀海洋史的重要核心。《公司與幕府》以文字栩栩勾勒出當時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如何透過氣宇軒昂具貴族氣息的畫像、金色墨水加上花體字的官方書信等設計，巧妙地將其時共和體制之下的荷蘭執政官打造為東方認知中的「帝王」，以便取信於才剛確立統治權、十分需要外國來朝以穩固內部政權的江戶幕府。

無論是《巴達維亞號之死》、《公司與幕府》，或林巧玲負責編務的另一部作品《老科技的全球史》，這些全球史的故事都談及台灣：「雖然不是主角，但我們總能在幽微處發現台灣的身影。」這也影響她後來為《公司與幕府》一書所下的副書名：「荷蘭東印度公司如何融入東亞秩序，台灣如何織入全球的網」，書腰上更強調出「書寫世界史中的台灣」。

英雄所見略同，《海上傭兵》與《公司與幕府》都是涂豐恩早有關注的書籍，尤其2013年《公司與幕府》初出版時，在英文世界即備受討論。涂豐恩表示：「17世紀的海上霸主荷蘭、英國來到日本卻吃鱉了，這改寫了我們過去對世界歷史的想像。這本書用一個非常漂亮的案例顛覆了我們過去對世界歷史的想像：並不是所有歐洲人到世界各地都無往不利。」

這樣的書寫趨勢也反映了西方世界自身的焦慮，對過去滿懷自信的態度產生懷疑，開始從「原來歐洲人不如想像的厲害」角度來觀看歷史。譬如英國史學家Linda Colley即曾經寫過日不落帝國的子民在世界各地成為俘虜的吃鱉故事《Captives: Britain, Empire, and the World, 1600-1850》。

▇研究與出版皆映照出時代氛圍與需求

涂豐恩接著一路回溯，盤點台灣海洋史書籍的出版脈絡，並從史學史角度反思：出版活動與學術研究是如何反映了時代的氣氛與需要，生成於社會背景中。

從1979年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以來，形塑台灣海洋史觀點的專著尚包括：台灣少數的海洋史學者陳國棟早於2005年便出版了《東亞海域一千年》；周婉窈《海洋與殖民地台灣論集》（2012）藉討論明人對台灣的認識，解構「台灣為中國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說。蔡石山的《海洋台灣》（2011）亦有同工之妙，其中清代篇幅簡薄，反映清代台灣人與海洋關係的淡薄。

國外論述方面，2007年歐陽泰（Tonio Andrade）《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提出「共構殖民」（co-colonization）的説法，認為早期台灣是由荷蘭人與漢人共同殖民的。此一說改變了「荷蘭占據中國疆土，鄭成功為漢族民族英雄」的歷史觀點。

而早在19世紀末，出身德國、受聘於東京帝國大學的Ludwig Riess，是將德國現代學術治史方法引進亞洲的學者。他於1897年寫下《福爾摩沙島史》一書，直至近年（2019）方有中譯出版。

涂豐恩也特別提到包樂史的《看得見的城市》（2015），此書將荷蘭、巴達維亞、日本與台灣串連起來，不同於過去談到荷蘭與台灣的關係時，只能見到荷蘭人來了又走。包樂史打開了荷蘭人處於東亞歷史的視野，而台灣便身在其中，大大豐富了這一時期的歷史意象。

由此來看，聯經出版近期推出一部貫穿史前時代至21世紀的東南亞通史《風之帝國》，不僅承繼了中外學界多年來對台灣海洋史的耕耘，也貼合了2016年以來政府所推行的新南向政策。隨著政策與整體社會發展，台灣近年對於東南亞有更多認識，閱讀的需求和出版空間也逐漸增加。《風之帝國》是順著海洋延伸出去所架構起來的，適時地為台灣提供一部完整的東南亞歷史。

▇定位台灣，取徑海洋史的全球史視野

透過三位編輯分享各自「閱讀歷史」的經驗，以及自身看待歷史眼光的生成之路，讀者可看到史觀的擴展與轉變。海島台灣以世界（或者說現實的國際地位）為方向，向外尋求出路、向內觀省自身時，「海洋」自然脫穎而出，成為與世界連結的媒介。

台灣史學界對海洋史的耕耘，雖然可一路回溯至日治時期的Ludwig Riess、村上直次郎、岩生成一等學者，但當時關注的重點，只在日本對荷蘭、南洋等域外關係的脈絡中涉及台灣的相關問題。

以台灣為中心的「台灣海洋史」研究，一般祖述自學而成的曹永和，1979年他出版第一本專著《台灣早期歷史研究》，4年之後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便成立了「海洋史研究群」，以「16至20世紀的東亞口岸與華人網絡」的宏觀視野，長期正式投入海洋史研究。曹永和於1990年提出的「台灣島史觀」，強調台灣島為多族群共生共享的歷史舞台，更為以台灣為本位的史觀奠立基石。

台灣現在所謂的「海洋史」，過去亦有「海事史」的說法，如今已較為少見。無論是海洋或海事，內涵可能都連結至英文maritime之意，著重於航行技術、軍事行為、國際關係、海運通商等海上的人為活動。例如昭和十八年（1943）設置的「台北州立基隆水產學校」，於1970年更名為「省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至今校名仍保有「海事」一詞。

日本學界則使用「海域史」為此一研究領域之名。「海域」是「地域」概念的延伸，將「地方」做為區隔或連結人、物、文化的元素，探問其現象、運作與影響。近來日本學者出版了不少由此角度重新審視亞洲史的作品，例如八旗於2020年出版的《文明的海洋史觀》，即為比較經濟史學者川勝平太的作品。相較於容納更廣、指涉更泛的「海洋史」，筆者認為「海域史」一詞似乎更能指出探究海洋歷史的內涵與人文意義。

2019年，中央大學歷史所副教授蔣竹山曾有演講以「長時段的回歸與公眾歷史：近來台灣出版市場的『全球史熱』」為題，論說全球史的出版熱潮，及支撐這股熱潮背後的「世界公民」身分認同關係。在這樣的全球史潮流中，「海洋史」仍有其獨特性，例如航海所需要的專門技術、自然環境，又如林巧玲在講座中分享海洋所帶來的冒險感、躍動感，無法完全與「全球史」畫上等號。

在這場講座中，三位編輯談論自身的史觀背景，同時反映了不同世代對於自身與家國、台灣與世界之間關係的期待。

解嚴後大量吸收各種新知觀點的青年與中生代，透過便捷的旅行、長年與西方接觸的經驗，及無遠弗屆的網路，養成或調整各自的世界觀。當他們探身向前展望，潛存著台灣如何在世界找到自處的位置，如何得到認可和關注的企求與焦慮。而當他們回觀歷史，海洋自然成為四面環海的台灣與外界連結的必然媒介。大航海時代以來西船東來的影像，也成為台灣身處世界史的佐證。

或許可以說，「海洋」對於台灣來說，無論是文化上或是歷史上，都在精神上幫助今日的台灣通向世界的航道。

進入21世紀以後，世界情勢的轉變連動調整了歷史觀察的角度。這波海洋史相關論述，提供看待世界、理解過去的新視角、新詮釋之際，也會透過理解過去而形成大眾新的世界認識。至於其發展、效果和結果，則值得繼續觀察與期待。●

海上傭兵：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1622-1683 作者：鄭維中（Cheng Weichung） 譯者：蔡耀緯 出版：衛城出版 定價：65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鄭維中 荷蘭萊頓大學歷史學博士，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鄭維中所受的學院訓練最初為社會學。他是政治大學社會學碩士，台灣大學社會學博士肄業。大學時代，他選修曹永和教授的台灣史課堂，開始對荷蘭時代台灣史感興趣，碩士論文以荷蘭時代台灣社會與法律為主題。進入台大社會學博士班後，仍繼續以荷蘭時代台灣為研究方向，於2005年獲得荷蘭萊頓大學包樂史教授主持的「邁向新夥伴時代」（TANAP，Toward a New Age of Partnership）計畫贊助，赴萊頓大學研讀，於2012年完成博士學位。  翻譯有歐陽泰《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韓家寶《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著作有《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製作福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臺灣身影》，及與韓家寶合著之《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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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與幕府：荷蘭東印度公司如何融入東亞秩序，台灣如何織入全球的網 The Company and the Shogun: The Dutch Encounter with Tokugawa Japan 作者：亞當．克拉洛（Adam Clulow） 譯者：陳信宏 出版：左岸文化 定價：52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亞當．克拉洛 歷史學家，研究範圍為近代亞洲，包括東亞和東南亞之間的跨國交易、人員流動、觀念交流等。以本書榮獲美國歷史學會頒發的Jerry Bentley Book Prize、國際亞洲學者會議（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 ，ICAS） 的人文類獎項、European Expansion and Global Interaction論壇圖書獎、澳洲歷史學會頒發的Hancock Prize。 除了研究，在教學和歷史推廣、科技數位方面，也多有貢獻，近期利用動畫重現十二世紀吳哥窟的盛世年代。 目前在德州大學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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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達維亞號之死：禍不單行的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及航向亞洲的代價 Batavia’s Graveyard: The True Story of the Mad Heretic Who Led History’s Bloodiest Mutiny 作者：麥克．戴許（Mike Dash） 譯者：黃中憲 出版：左岸文化 定價：58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麥克．戴許 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歷史學博士。 擅長以獨特視角選取特殊歷史事件為寫作題材，再以鉅細靡遺的資料考證功力，建構彷彿感受得到的歷史情境，除了本書《巴達維亞號之死》，還曾撰寫過暢銷書《鬱金香熱》，以及美國黑手黨相關書籍。 在部落格大行其道時，就已開始經營自己的歷史部落格A Blast From The Past。部落格內容精彩豐富，榮獲「克麗奧佩脫拉獎」（Cleopatra prize），後來又為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延攬，為其刊物Smithsonian Magazine撰寫歷史主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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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之帝國：全球貿易的關鍵地帶，海洋亞洲的盛世繁華 Empire of the Winds: The Global Role of Asia’s Great Archipelago 作者：菲利浦．鮑靈 （ Philip Bowring） 譯者：馮奕達 出版：聯經出版 定價：48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菲利浦．鮑靈 （ Philip Bowring） 記者兼作家，自1973年起便活躍於亞洲。曾任《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總編輯，也是《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與《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特派員，《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專欄作家，並為《衛報》（Guardian）與《南華早報》供稿。畢業於劍橋大學歷史系，研究亞洲海洋歷史與經濟。

我認為文學人都應該好好一讀柄谷行人的《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這裡所說的「文學人」，不僅指從事文學研究或評論的人，更加指一般的文學讀者，以至於創作者。

這個說法必然要面對兩個質疑。第一個關乎題材：就算日本近代文學有多優秀，也不過是眾多語言的文學的一種，並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更不要說非讀不可。為甚麼我們要特別去關心日本文學呢？第二個關乎類型：除了學者和批評家，理論著作對一般讀者並非必要，對作者而言更加是有害無益。前者很容易解答，後者卻比較麻煩，因為文學作為感性書寫和自我表達的觀念根深柢固，一旦涉及理性思考就會招來反對，認為是對文學的破壞和損害。

我先來回答第二個質疑。我們平素閱讀的當代文學作品，其實有著共同的源頭，大都可以歸為歐洲19世紀出現和確立的近代文學（在華語地區稱為「現代文學」）的延伸。當中我們稱為小說（novel）的敘事體，其產生也有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條件，並不是古來如此、普世通行的形式。我們之所以會把近代文學視為不辯自明的事物，是因為它的源頭被掩蓋和遺忘。去把這個起源重新展現出來，探討它之所以成立的物質條件，就是柄谷的書的宗旨。

那麼，對西歐的文學探源，又為甚麼要以日本近代文學為切入點？當然，從西歐本身或者其他非西歐文學入手也無不可。但是，在明治時期確立的日本近代文學，在極短時間內重現西方近代文學確立過程中的各種現象，加上一些富有自覺意識的日本作家（如夏目漱石、二月亭四迷、森鷗外等），拒絕對來自西方的文學制度照單全收，於是便出現了使之問題化的可能性。與其說日本「重複」了西方的文學發展史，不如說在這表面的、濃縮的「重複」之中，出現了抵抗「重複」、再而加以扭曲和轉化的契機。因為這種特殊的反應，與近代文學已經充分地常態化和透明化的西歐相比，日本近代文學更能突出當中被隱藏起來的構造性。

柄谷要指出的，是近代文學作為制度或裝置的事實。這個制度或裝置，始源於歐洲文藝復興時期透視法的發現。自從作為繪圖技術的透視法被發明，伴隨出現的是統一的均質空間和視覺深度。深度同時向內和向外展開，前者成為人的心理空間或者內面性，也即是「自我」；後者則成為社會空間和外面性，也即是「風景」。並不是先有風景，然後有描繪風景的透視法。相反，是先有了透視法，風景才成為可能。內面性也一樣。關於繪畫藝術的討論並不只是隱喻。作為裝置的透視法切實地改變了人類對於物質世界的理解和支配，而在這種條件底下產生了近代文學，也即是聲稱能客觀地再現外在的風景和內在的自我的文學。

根據柄谷的分析，這樣的文學是一種建構出來的制度（包含預設和強制），而不是本然如此或者自然生成的東西。而文學這種制度，和其他現代政治社會制度密不可分，並行不悖。所以他陸續討論了「言文一致」的語言政策、戲劇改良、教育方針、醫療知識、兒童文學等不同的制度的確立。凡此種種都和明治20年前後的文學狀況有互相勾連的關係。柄谷多次強調，他並不是書寫日本文學史，而是通過日本文學中的明治時期，探究文學這制度本身的建構過程。

我們接著會問，關於文學的「起源」的思考，除了是一種文學史知識，跟我們今天繼續讀文學和創作文學有甚麼關係？我們知道了文學是一個有特定條件的制度或裝置，那又如何？難道我們要因此而否定以近代文學為基礎的今天的文學嗎？事實上，有著這樣的源頭和發展的文學，無須我們刻意去否定，它自身已經走向衰落。柄谷在序言中便談到「近代文學的終結」。如果文學制度有其起點，自然也會有其終點，這原本不是甚麼值得唏噓的事情。這裡所說的，並不是經常聽見的「文學已死」的陳腔濫調。

所謂「近代文學的終結」所指的是，以「客觀第三人稱」（及其變體）為標準裝置的近代文學，已經不足以回應當代世界的新現象和新挑戰，而趨向於式微。但這並不意味著文學本身的死滅。相反，對於曾經被近代文學制度所壓抑和排斥的文學形式（羅曼史、傳奇、物語、滑稽文、類型小說等）的恢復，以及對於近代文學勢力沒落之後新形式的冒起，柄谷是抱有期望的。文學這裝置，依然具有演變的活力。

《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是柄谷行人的早期著作，我最先讀到的是2003年的大陸簡體譯本。3年前又讀到台灣的第一個繁體譯本，所據的原文是作者2008年的最終修定本。這兩個版本雖然在翻譯上頗有參差之處，但卻是我認識柄谷文學觀的最早依據，也成為了我繼續閱讀他其後的哲學、倫理和世界史著作的開端。現在這本舊作由柄谷先生的資深譯者林暉鈞先生重新譯出，精確地再現作者清晰的思路和嚴謹的行文，毫無滯礙不通或曖昩不明之處，為柄谷先生的重要著作中譯作了完美的補足。

身為小說作者，柄谷行人的論述對我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近年在寫作的時候，都會留意既有的文學裝置如何在自己身上發生作用，並且有意識地與之抗衡。在文學面臨巨大危機的時代，我認為每一位文學作者和讀者，都應該思考自己在「起源」和「終結」之間的角色。對於這個難題，柄谷的著作將會帶給我們擷之不盡的啟發。●

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典藏版】 定本 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 作者：柄谷行人 譯者：林暉鈞 出版：心靈工坊 定價：62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柄谷行人 享譽國際的日本當代理論批評家、思想家、哲學家，及文學評論家，研究主題跨越文學、經濟、歷史、政治、哲學等多元領域。曾任教於日本國學院大學、法政大學、近畿大學、美國康乃爾大學、加州大學，並長期擔任美國耶魯大學東亞系、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系客座教授。2006年退休。 柄谷行人出身學運世代，1960年代就參加反安保運動。1969年以討論夏目漱石的〈意識與自然〉獲得第12屆群像新人文學賞。初期以文藝批評為主，1973年日本新左翼運動衰退後，重心逐漸移向理論與思想工作。近年來持續探討「國家」、「資本」、「國族」等概念，提出「Association」作為對抗之理念，2000年曾組織NAM（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運動，鼓勵成立各種小型共同體，以區域性的生產與消費，對抗大財團資本怪獸，近10年來更積極參與反核。日本311地震之後，他發表一篇擲地有聲的〈站在震後的廢墟之上〉，並親上街頭遊行。 柄谷行人至今已出版著述30餘種，代表作有《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作為隱喻的建築》、《移動的批判：康德與馬克思》、《帝國的結構：中心．周邊．亞周邊》、《哲學的起源》、《世界史的結構》、《倫理21》、《柄谷行人談政治》（以上均由心靈工坊出版）、《邁向世界共和國》（臺灣商務出版）、《歷史與反覆》、《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民族與美學》等。《定本柄谷行人集》全5卷於2004年由岩波書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