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莫言晚期風格的開始：王德威談《晚熟的人》
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當代中國文學的大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諾貝爾」一直是文壇甚至社會念茲在茲的圖騰，莫言獲獎，儼然完成了全民心願。
莫言崛起於1980年代的尋根、先鋒運動。他的小說從《紅高粱家族》（1988）、《酒國》（1993）、《豐乳肥臀》（1996）到《檀香刑》（2001）、《生死疲勞》（2006）、《蛙》（2009）等，多以故鄉山東高密為背景，狀寫一次又一次奉「現代」、「革命」、「國家」之名的歷史風暴中，凡夫俗婦的困境與掙扎，屈辱與反抗。他的敘事雜糅傳統說故事人的世故、現代鄉土文學情懷、以及拉美魔幻現實小說的奇思妙想，不僅顛覆了社會主義八股，也突出文學眾聲喧譁的力量；榮獲大獎，可謂實至名歸。
但諾貝爾獎也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的榮譽。莫言得獎後各種褒貶紛至沓來，謂之為國爭光者有之，名過其實者有之，遑論種種藉機攀比附會的怪現狀。面對這些得獎後遺症，莫言緘默以對，一如他的筆名——莫言——所示。與此同時，更令讀者關心的是他創作的持續力。莫言如何證明自己？是否有所突破？都是想當然爾的話題。
《晚熟的人》是莫言得獎後首部結集出版的短篇小說集。12篇作品或寫成於2012年得獎前，或為新近完成，合而成書，很可以一窺莫言8年間的變與不變。莫言作品向來大開大闔，篇幅越長，越能顯現他那種妙想天開、兼容並蓄的氣魄。在新作中，他似乎有意擺脫這些特色，風格轉為內斂，時而懷舊，時而嘲諷，顯露一種若有所思的節制。短篇的形式也不容許過分複雜的情節和人物發展。
對莫言的粉絲而言，《晚熟的人》乍看未必是驚豔之作。寫過各種題材，如今作家頗有返璞歸真的姿態；在盛名之下創作，想來也有不得不然的理由。但仔細閱讀各篇作品，我們仍然可以看出他的企圖，甚至會心一笑。關鍵之一，正是書名《晚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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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早熟」，「晚熟」之於莫言有著複雜的意味：既可能是大器晚成、後勁十足，也可能是後知後覺、恍然大悟，甚至不計一切、後發制人。無論如何，「早」、「晚」之間出現的時間落差，使得和諧社會的順時鐘不再可靠。而在政治人類學的詞典裡，「生」、「熟」之間的學問大矣。一回生、兩回熟，熟能生巧，熟門熟路，熟極而爛。「熟」是文明的現狀，也是生存之道。從「晚」與「熟」意義各種可能的排列組合裡，莫言觀察當代中國形形色色的現象，也思索後社會主義本身是否也是晚熟症候群的一端。
《晚熟的人》基本圍繞兩類題材展開：一類關於莫言近年返鄉、重新認識當年人事風貌；一類關於莫言對文壇眾生——包括自己身為「作家」——的觀察。這兩類題材的交集恰恰在於他對「晚熟」這一關鍵詞的體會。藉著回顧自己來時之路，不論是困窘的童年生活，或者是進入文壇後的是是非非，作家與其說有了恍若隔世的感嘆，不如說忙不迭的跟上時代，辯證「生」、「熟」，甚至不無「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的困惑。
還鄉小說是鄉土文學的大宗，可以回溯至魯迅的〈故鄉〉，莫言成名作如〈白狗鞦韆架〉等也循此方向展開。遊子重返故里，回顧童年往事，體認城鄉差異，感嘆時移事往，這些都是我們熟悉的主題。然而莫言新作裡的返鄉之行證明這套公式已經過時。〈地主的眼神〉裡的老地主，經過無數清算和運動，竟熬到壽終正寢，在村人圍觀中風光入葬。〈鬥士〉的無賴受盡村人羞辱，以他的後半生貫徹毛主席「階級鬥爭」；「他的仇人們，死的死，走的走，病的病，似乎他是一個笑到最後的勝利者，一個眥睚必報的兇殘的弱者。」〈天下太平〉裡的農村早已經成為環境污染的淵藪，腫瘤的魚、變態的鱉、各懷鬼胎的村人，共同活出一個太平盛世。〈等待摩西〉裡的紅小兵文革中狠批他篤信基督的祖父，30年後自己成了狂熱基督徒，並以此行走江湖。命運的輪盤嘩嘩的轉著，負負得正，一切 「都是歷史的誤會」。
更突出的是〈紅唇綠嘴〉、〈晚熟的人〉。前者寫莫言的一個小學女同學多年屢仆屢起，進化成家鄉網路時代的恐怖分子，以五個手機、兩個公眾號買賣謠言，操弄民意。她食髓知味，儼然以莫言經紀人自居。「在網絡上不能講仁義道德，越無恥越狠毒越好！網路真他娘的好啊！」後者寫莫言的一個鄰居同樣歷經革命洗禮，新時期搖身一變成為地方名流，藉著莫言獲獎牟利斂財。小說高潮，莫言看著《紅高粱》景區愛國狗血擂台賽，被操弄的懷疑自己身在何方。
莫言在這兩篇作品中都以第一人稱出現，看著家鄉巨大變化，嘖嘖稱奇。魯迅式的故鄉憂鬱症早已過時。新時代的鄉親父老耳聰目明，何其機靈；他們不需要莫言之輩的同情或矯情。他們猶如〈天下太平〉中基因突變的魚鱉，已經成為一個新品種。套句《白毛女》的名句，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果如此，後社會主義社會又把人變成了什麼？
晚熟和早熟差別何在？「有的人，小時膽小，後來膽子越來越大」；「有的人，少時膽大，長大後膽越來越小。」莫言的鄰居如此解釋著。換句話說，小時了了，大未必佳；不，龜兔賽跑，後來居上。只是這樣的「晚熟」充滿鋌而走險的投機，無所顧忌的盲動，還有，完全扭曲的正義邏輯。20世紀的革命、啟蒙運動不乏路線之爭，畢竟有起承轉合的線索。莫言早期《紅高粱家族》、《酒國》拆解卻仍依違歷史大敘事，即使中期《生死疲勞》和《蛙》退一步以輪迴想像作為現實的解脫，也還投射某種因果秩序。《晚熟的人》中的各色人等趕上了（革命）歷史末班車，卻要後發先至，昨是今非：「我們晚熟的人，要用一年的時間幹出那些早熟者十年的業績。」在這裡，時間成為競技場，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先來或後到無關宏旨，重要的是迎頭趕上，創造「業績」。
「晚熟」徵侯不僅發生在鄉村，早已蔓延成社會的感覺結構。莫言暗示他所置身的文藝界就不乏是類人等。〈表弟葉賽寧〉、〈詩人普希金〉裡，泛泛之輩無才無德，卻能無孔不入，而莫言自己往往成為他們利用或攻擊的對象。〈賊指花〉是篇具有神祕色彩的作品，圍繞一群文壇男女的小奸小詐，而故事核心居然指向偷——偷竊與偷情。所謂文學在此有如障眼法，混淆了生活與創作。這篇作品相當生動，有如莫言與文藝圈牛鬼蛇神交遊多年後的心得報告。而小說最後指向敘事者莫言也有自欺欺人之嫌，不可盡信。這當然充滿後設趣味了。
這神奇的「晚熟」效應讓文學和農村——或整個社會——產生不可思議的連鎖。在〈地主的眼神〉裡，小學三年級的莫言據說因一篇作文〈地主的眼神〉「轟動全縣」，也坐實了那位地主的罪狀。「從此以後，我就明白了，寫作文可以虛構，而且也明白了，作文中的人物與現實中人物的關係。」莫言其實是「早熟」的，但幾十年後他才明白，自己熟成的速度未免過於緩慢。〈紅唇綠嘴〉和〈晚熟的人〉裡，莫言衣錦還鄉，驚覺鄉人早已經把握時機，將他虛構的世界還原為歷史旅遊景點，大發利市。「假作真時真亦假」，人人都能無中生有，大做文章，人人都是文學好手。莫言所能做的，無非是戲上加戲，扮演好名作家「莫言」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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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熟」一詞讓我們聯想到當代文學理論的關鍵詞「晚期風格」。薩依德（Edward Said，1935－2003）在《論晚期風格：反常合道的音樂與文學》縱觀近現代西方文學與音樂大家的晚年作品，注意到一種特殊風格。[1] 一般以為歲月與經驗賦予大師一種「和諧與寧靜」。或與人生難題和解，或成就圓融的智慧。但在貝多芬、史特勞斯等例子裡，晚期風格不僅不見圓融與和解，反而呈現矛盾、孤僻，甚至自我放逐的傾向。這是薩依德所謂逆向反常（against the grain）的創作。在此，時間發生錯置：創作者越過生命頂點，感受到時不我予，反而有了特立獨行、自甘異化的衝動。晚期風格每每引人側目，但在晦澀甚至古怪的作品中，我們感受到藝術家放出奇招，彷彿與時間的必然性相抗衡。
我們無須套用理論為莫言的新作強作解人。但就著薩依德所定義的「晚期風格」，我們仍可探問在莫言創作歷程中，《晚熟的人》所顯示的轉折意義：它是初老的莫言重新出發的嘗試麼？果如此，他如何展現不同以往的「晚期風格」？他在評價當代社會晚熟症候群的同時，如何為自己的創作定位？所謂「晚熟」是飽識時務，是隨波逐流，還是從心所欲——「必」逾矩？
為這些問題定調或提供答案也許言之過早，因為我們期待莫言的創作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即使如此，《晚熟的人》顯示莫言對時間的技術或幻術不能無感。他對「晚熟」或「過熟」不以為然，但也不得不承認，那是當下中國的處境。在社會主義的大機器裡，人人操作進退之道，不論「早」、「晚」，必須爛熟於心，莫言期待從回憶中找尋那些原初（卻也可能早夭）的生命，那些「生」的或「半生不熟」的人和事，從中投射現實的對照。
或許這是莫言對「晚期風格」的試探？因為客觀環境的限制，《晚熟的人》盡量不碰政治，就算揭露社會問題，也缺乏追根究底的銳氣，而代之以嘲諷，對照，或回憶。讀者或謂莫言筆下避重就輕，但他別有所見[2]：
一個作家，一輩子只能幹一件事：把自己的血肉，連同自己的靈魂，轉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我在寫作，早期是向外看，對罪惡的抨擊多一些，更多想到的是外部強加的痛苦，想到自己怎麼受社會的擠壓和別人的傷害。慢慢就向內寫了，寫內心深處的惡，儘管沒有釋放出來。
換句話說，主義和教條以外，莫言更關心的是根本的人間倫理。革命的狂飆幾番起落，古老的話題依然打動我們：什麼是虛飾與真實，邪惡與寬容，意圖與責任，暴虐與慈悲？當然更尖銳的潛台詞是，如果社會主義多少年來號稱改天換地，創造了美麗新世界，何以這些話題永劫回歸，歷久而彌新？
《晚熟的人》中諸作提醒我們，性善或性惡俱分進化，莫衷一是。這使得莫言的批判立場變得猶疑，甚至及於自身。最好的例子是〈紅唇綠嘴〉。莫言對家鄉的那個女網紅充滿無奈：「她的智商很高，她的知識面很廣，但她為什麼連一點自知之明都沒有呢？我想，真正可怕的壞人還不是那些知道自己壞的人，而是那些不知道自己懷，反而認為自己很正確很好的人，他永遠都認為別人欠他的。」然而，當他回憶這個女性當年所遭遇的意外屈辱，以及事後她歇斯底里的報復，他網開一面，承認生命無可言說的黑洞。
莫言曾經寫道，「只有正視人類之惡，只有認識到自我之醜，只有描寫了人類不可克服的弱點和病態人格導致的悲慘命運」，才能真正產生「大悲憫」。（莫言《生死疲勞》）誠哉斯言。但實踐這樣的表述，談何容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不論是什麼道，什麼主義。只有對生命的複雜性有了敬畏之心，文學的複雜性於焉展開。
這讓我們再思《晚熟的人》中篇幅最長的〈火把與口哨〉。小說中，莫言仍然以第一人稱記敘少年所見的一樁婚姻故事，以及一場人狼大戰的傳奇。故事中的男女因為吹口哨相愛成親，日後丈夫因礦難驟逝，一家四口的生活因而崩坍。悲劇卻剛開始。他們的孩子一個為狼所噬，一個中毒而死。至此，我們的女主人公幾乎重複著魯迅〈祝福〉中祥林嫂的命運，但事實不然。她燃起火把，直奔狼窟，殺死母狼和嗷嗷待哺的狼崽，自己也力盡心碎而亡。
與〈紅唇綠嘴〉開場背景相似，〈火把與口哨〉寫的也是一段文革中期的往事。但莫言所要探討的惡與傷害不僅來自人與人間瘋狂的鬥爭，更來自天地不仁的兇險。故事中的平凡人家一夕間毀滅，令人無言以對。多少年後莫言回顧往事，卻另有發現。時代是這樣紛亂無明，生命何其脆弱。那四口之家剎那間崩塌，徒留淒厲的口哨聲縈繞鄉村。但—比起50年前無限上綱的革命叫囂，50年後呶呶不休的「紅唇綠嘴」，「火把與口哨」反而留下一些純粹的、有如寓言的東西，讓我們反思卑微與執著，惡與悲憫的本質，而不禁心有戚戚焉。
這也是遲來的體悟吧。以此，莫言賦予「晚熟」一層相對積極的定義。晚熟是時間的考驗，你我不免，只怕熟斯爛矣，失去本心。經過大風大浪，作家看盡一切。傳奇不奇，他要書寫平常裡的不堪，也要記錄那屈辱裡的高潔。晚熟的作家冷眼觀世，心照不宣，但更可以自行其是，笑罵由人。在這一轉折點上，莫言開始實驗他的「晚期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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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莫言 自20世紀80年代起，莫言創作了大量極具分量的文學作品，在國內外影響廣泛，深受讀者喜愛。1985年，他以《透明的紅蘿蔔》一書橫空出世，次年更創作出《紅高粱》，給文壇帶來了極大的震撼。此後，他又相繼推出《酒國》、《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蛙》等小說以及《霸王別姬》、《我們的荊軻》等戲劇力作，展示出充沛的創造力。迄今為止，他已經創作了11部長篇小說，25部中篇小說，80餘部短篇小說，3部話劇，2部戲曲，5部電影劇本，電視劇劇本50集，並有散文雜文多篇。他的作品已被翻譯成五十餘種語言，二百多個外文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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