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趙南柱將她從前一年起，每兩周在《京鄉新聞》上連載的文章，修改集結成短篇小說集《她的名字是》。全書收錄了27則女性的故事，而這些故事的創作基礎，來自趙南柱對年齡跨度從9歲到69歲的近60位女性所做的訪談。

在這本書出版之前，韓國發生了首爾江南站隨機殺人案。一名二十多歲的女性在地鐵江南站附近的某間公廁裡，被埋伏在內的男性殘忍殺害。兩人先前並不認識，彼此當然也沒有任何特殊關係。事後，凶嫌坦承行凶的動機，只是為了發洩平日被女性無視的憤怒與怨恨。

案件經報導後，立刻引發了韓國女性莫大的恐懼，凶嫌的犯案動機讓她們感覺到自己很有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然而，這種恐懼卻也反過來成為一個契機，讓韓國女性勇敢地站出來，發表自己的想法，維護自己的生存權利，捍衛自己的身體。

案發的5月17日晚上，由超過340個女性市民團體組成的「與me too運動一起的市民運動」，在地鐵新論峴站前舉辦了「埋葬性別歧視．性暴力集會」。當晚，兩千多名女性冒雨前來，在會場上追悼當天凌晨被殺害的亡者。與此同時，市民運動也公開發表宣言，宣言中提及：「父權制社會雖然強迫女性沉默，但女性必須沉默的社會已經結束。應該從根本上改革這些性別成為權力和等級，差別變得結構化的社會。」

在此之前，畢業於梨花女子大學社會學系的趙南柱，透過一次次的女性訪談與專欄寫作，似乎已敏銳地察覺到，這股女性不願繼續沉默的態勢正在韓國社會中漸次增溫發酵。或許可以說，《她的名字是》一書正是她觀察與見證這個態勢發展的紀錄。

書中，趙南柱通過27則女性的故事，勾勒出這些不願沉默的女性肖像，以及她們為了自身的人身安全、工作權益、勞動保障、生存權利，甚至是為了正義與良知挺身而出的戰鬥姿態。若說趙南柱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描繪出的，是韓國女性在成長與生活環境中被父權社會規範的模樣，這次她在《她的名字是》描繪的，則是韓國女性與父權社會戰鬥的模樣。

▉平凡日常中的鬥爭

趙南柱在《她的名字是》的自序中表示，這本小說的起點是受訪女性們的聲音。這裡所說的「聲音」，意指受訪女性在過程中娓娓道來的「經常發生的情節，卻也是特別的故事」，以及「偶爾也有需要特別勇氣、覺悟和鬥爭的故事」。換言之，這次趙南柱欲以27則女性的故事，橫向再現出同一時代中，每個年齡層的「金智英」們，在「鬥爭尚未結束」時追尋「朦朧的光」的平凡過程，並將視線投射在她們的積極主動性、戰鬥性與社會性上。

在這條追尋「朦朧的光」的平凡之路上，趙南柱首先提到的是：不要只成為「不說不該說的話的人」，更要成為「說該說的話的人」。因此，〈第二個人〉的素珍面對上司的性騷擾，在申訴無門的情況下，雖然害怕，但還是選擇在網路討論區和社群網站上公開一切；〈給她〉的珠慶在自己喜歡的女偶像ONE即將上一檔總是要求女性來賓撒嬌，讓男性來賓占她們便宜的綜藝節目前，使出丹田的力量喊出：「不要撒嬌！ONE啊，拜託不要撒嬌！」；〈年輕女孩獨自一人〉的「我」在深夜察覺到不明男子疑似企圖入侵住所，報警後卻反遭警察臭罵時，憤而喊著要向監察室或青瓦台投訴，並向媒體舉報，其後才得到應有的處理。

透過素珍、珠慶和「我」的舉動，趙南柱告訴我們何謂「說該說的話的人」。同時，她還提醒我們，「說該說的話」不僅是為了自己，也為了避免出現下一個受害者，此外，更是因為這個世界還有讓女性繼續活下去的「怦然心動」。

正因為這種對生命與生活的「怦然心動」，讓女性無法裹足不前，必須與父權社會持續不斷地鬥爭。在〈離婚日記〉中，離了婚的姊姊以過來人的經驗勸告即將步入婚姻的妹妹，婚後不要只當某人的妻子、某人的媳婦、某人的母親，而是要做自己；在〈結婚日記〉中，將要結婚的妹妹從姐姐破裂的婚姻中，領悟到在婚姻中做自己的重要，進而拒絕了未來婆婆所挑選的婚紗與窗簾，決心為自己而活；在〈媽媽日記〉中，藉由兩個女兒對婚姻與人生做出抉擇的過程，媽媽亦決定調整自己的生活態度，學習享受一個人獨處的時光。小說集裡這母女兩代人的日記，正展現出不同世代的女性在面對自我與婚姻時的個人內部鬥爭。

不過，當女性不斷以各種身分進入社會，成為社會結構中的一分子時，她們必須面對的，就不只有這種自我的個人內部鬥爭，還得進到更巨大的社會國家體系，進行外部鬥爭。

〈駕駛達人〉中的姜司機，期望社會正視女巴士司機這份職業；〈廚師的便當〉中的學校食堂廚師秀彬媽媽與〈工作了二十年〉中的國會清潔工真淑，為了改善非正式勞工的待遇，投身勞動抗爭；〈尋找聲音〉中的電視台主播敏珠加入工會罷工，以期有個合理的工作環境；〈再次發光的我們〉中被韓國高鐵KTX解雇的「我」，為了公司未按照合約將乘務員正職化，走上了長達13年的抗爭之路。這些都是女性與將女性的工作限縮為臨時或輔助性質，甚至默認這種不合理、不穩定的雇傭環境的父權社會，所進行的鬥爭。

而在面對更為龐大的國家體系，甚至是正義與良知的問題時，女性依然沒有缺席。在〈再次重逢的世界〉中，就讀梨花女子大學的金正妍為了表達對校方成立「未來life學院」的不滿，加入抗爭，最後被學校叫來的警察強行驅離；在〈重考之變〉中，即使大學聯考在即，準高三生柳晶還是參加了要求時任總統朴槿惠下台的燭光示威，同學荷娜為了拚命準備大學聯考的姐姐，也走上街頭抗議走後門入學的階級特權。而她們的另一個朋友則在幾年前，數度前往世越號船難罹難者的靈堂，至今書包上都還繫著悼念的黃絲帶；在〈奶奶的決心〉中，奶奶成禮為了反對薩德防禦飛彈系統的部署，參加燭光集會，發動和平遊行。

就此，我們不難發現趙南柱在《她的名字是》中的野心，即試圖描繪出被父權社會規範的「金智英」們，與內部的自我、外部的社會國家、自我的正義良知對戰的過程，進而呈現出她們與父權社會戰鬥的模樣。不過，趙南柱強調，這其實只是一個女性平凡的日常。

小說集裡這些「說該說的話」、參與勞工和社會運動的女性，多數不具備熟讀女性主義或女權運動的知識理論環境，也並未打出女性主義者、女權運動家的旗號，她們大多數只是為了追求更合理、平等、安全的平凡日常而行動。也就是說，趙南柱並未直接以女性戰鬥的模樣來鼓吹女性主義、號召女權運動，相反的，她是從女性在平凡的日常中所遭受到的大大小小的不合理、不平等、不安全之處出發，指出女性必須與父權社會戰鬥的原因，進而喚醒更多女性為自己平凡的日常挺身而出。

這種從平凡的日常中鍛造出來的積極主動性、戰鬥性與社會性，無疑是女性與父權社會鬥爭時最堅實的基石。

具有社會學背景的趙南柱，應該對女性主義或女權運動有所認識，但不管是《82年生的金智英》或《她的名字是》，她都選擇讓這些硬梆梆的知識理論隱而不顯，並採用素樸的大眾語言，款款訴說女性平凡的日常，進而從平凡日常中的經歷或遭遇，提煉出類女性主義、類女權運動的動能，觸發女性去思考、去行動，甚至觸發男性。

這是趙南柱深思熟慮後的創作選擇，也正是她的作品普遍能夠讓女性產生出強烈的觸動與共鳴的主因。

▉共情共感、共同戰鬥的女性同盟 

當女性在平凡的日常中，與父權社會戰鬥之際，找到同盟或共同體，似乎是女性在履行身分的職責、追尋自身的獨立與建設自我價值時的必由之路。與《82年生的金智英》一樣，在《她的名字是》中，也出現不少女性彼此互助的場景。

在〈娜莉與我〉中，身為職場前輩的「我」提醒自己，當娜莉在職場上受到委屈時，絕對不能對她說「當年我們都是這樣熬過來的」這種話；在〈媽媽是一年級〉中，小學生媽媽在忙碌的工作之餘，與女兒班上的其他媽媽彼此幫助，共同努力扮演好母親的角色；在〈大女兒恩美〉中，「我」接受了女兒不考大學的決定，並與她站在同一陣線，一起面對外界異樣的眼光；在〈公轉週期〉中，國中老師「我」說服了原本打算畢業即就業的學生繼續升學，並幫她支付了第一個學期的註冊費。

針對女性同盟的問題，趙南柱在接受《三聯生活週刊》採訪時，曾表示：

即便是在互相不認識的情況下，同樣作為社會的弱者的形象，女性也是會因此互相幫助的。女性之間的這種紐帶感和共情感，在現實生活中的很多情況下存在，但很難表現得特別明顯，在很多作品中更多地把女性之間的關係描寫成一種互相之間的嫉妒，或者勾心鬥角，但是我覺得其實女性之間的這種互相的理解，互相的姐妹之情、紐帶感和互相幫助的這種東西也是很多的。所以我是希望可以通過我的文字把這種東西變成可視化的東西展現在大眾面前。

也就是說，在人越來越原子化，人與人之間關係越來越疏離空洞的時代，趙南柱卻反而嘗試在作品中，建立起一條女性之間彼此互助的同盟紐帶。

這條同盟紐帶不僅僅是私領域上的共情共感而已，更擴及至公領域上的共同戰鬥。是以，當梨花大學的學生抗議校方販賣文憑時，已畢業的學姊們紛紛從各地趕來，拉起「別怕，姐姐來了」的橫幅，與學妹一同唱起〈再次重逢的世界〉（Into The New World）；當江南站隨機殺人案發生，兩千多名女性在風雨中，共同追悼那位其實並不真的認識的已故姊妹；當針孔偷拍已影響到女性的日常生活，警方又無所作為時，五萬五千多名女性高舉「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標語，走上街頭，抗議偷拍給女性帶來的恐慌和負面影響；當已故女歌手具荷拉被男友暴力相向，甚至要脅公開性愛視頻時，六萬多名女性高舉「所有韓國男人都是罪犯，偷拍的人、上傳的人、觀看的人，都要受罰」、「不要哭泣，我們會成為妳的力量」的標語，走上街頭，再一次手連手地將矛頭對準韓國男性。

也就是在這種女性共同戰鬥的社會氣氛下，趙南柱書寫出了《她的名字是》中一則又一則女性戰鬥的故事。

趙南柱曾在接受中國傳媒「界面文化」的訪問時提及，女性議題無法脫離政治經濟和階級構造議題來看待，一旦解決了其他社會問題，女性問題也會迎刃而解。然而，當前的情況卻是，女性問題在其他社會問題面前被視為不重要，以致於社會的發展和價值觀一直與時俱進，但女性的人權問題卻沒跟上時代變化的腳步。

如今，已有不少韓國女性注意到這個問題，並且認為，為了改變這種不合理、不平等、不安全的生存環境，她們必須改變，必須發聲，必須戰鬥，直到自己的權利獲得確保，自己所經受過的不好的經歷，不會再傳給下一個世代為止。也因此，在《三聯生活週刊》問及從那些受訪女性身上感受到什麼時，趙南柱回答：

我覺得這兩年之間（筆者注：指《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後到寫完《她的名字是》這段期間）發生了很多的變化，在採訪中，女性們變得更有信心了。我在寫作《82年生的金智英》時，結尾只是提出了一個問題，但問題應該怎麼解決、有什麼方案，是打了一個問號的。當時，我確實覺得眼下是沒有解決方案的，我寫的已經是最好的結局了。

在《她的名字是》裡，你會發現很多女性在說，我會繼續鬥爭，我會繼續奮鬥，直到我的權利得到保障，或者我是為了以後更多的女性不再經歷我的遭遇，我要站出來發聲，很多女性在採訪中，或者在我的書中表明了她們的立場。因此你會發現這兩年期間，她們變化其實還是挺大的。

就趙南柱看來，韓國女性正在經歷一個特別重要的時期。除了女性參與連署、抗議、走上街頭之外，以女性為中心的大眾文化與文學的比重，也不斷在增加中。她表示，「反對的聲音已經減弱了，如果說之前是充斥著失敗意識和冷嘲熱諷的話，現在的情況是我們正在直接經歷這個時代，女性自己發聲，世界隨之改變。我認為女性的這種體驗和堅信不會被輕易動搖。」

出於這種堅信，也出於責任感，趙南柱在〈後記：78年生的J〉文末，如此寫道：

我四十歲了。有人說，超過四十歲，就要對自己的長相負責，因為一個人的面貌會根據至今為止所過的生活、態度和價值觀而改變。不只是自己的臉，也要對環繞著自己的世界負責。我的生活、態度和價值觀，會改變身邊的人與組織，進而改變社會。
我想要成為負責的大人。

這裡的「我」是78年生的J小姐，也正是趙南柱本人。《82年生的金智英》、《她的名字是》等作品，無疑是趙南柱為了改變身邊的人與組織、改變世界，為了成為一個負責的大人所做出的努力，而這也正是趙南柱本人與父權社會戰鬥的模樣。●

幾年前，緣起於《只要活著：長崎原爆後倖存者的生命故事》這本書的閱讀，走訪了長崎原爆紀念館，可想而知，這樣的空間裡收納了許多傷害與死亡的遺物，陳述了特定觀點的戰爭敘事與遺事，印象最深刻的是，原來原子彈除了有夷平一切的殺傷力之外，它還會烙印輻射光影在各式各樣的物件上，那是物理的、暴力的、欲望競逐共同留下的痕跡，也是精神、情感與身體多重創傷的證明，這些印記比鈾本身的半衰期更久長，只要人類的記憶沒有被沖洗掉，那些光影就會以各式各樣的理解被承接與再敘述。

▉讓文本重生：從「物件」到「事件」的方法

戰爭招致殺戮，但殺戮不必然只以戰爭的形式發生，若殺戮最終的效應可以讓多數的人沈默與臣服，甚至扭曲自我與集體記憶，那當然是威權體制所要的結果。但歷史終究會證明，也不斷地在重演這樣的劇情，為了統治與維穩一部國家機器而引來的殺戮，勢必會付出代價，因為，總是有人記得，至少，文學不會輕易放過。

由小說家胡淑雯與童偉格主編的《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正是一次最佳的展演與證明，那曾經讓許多人苦痛與暗啞的白恐歲月，不同年代、世代、性別、族群、地域的作者，都以小說這個載體，持續發聲，留下見證。編選者在編序與四冊選本各自的導讀中，清楚說明了他們為何以這樣的架構，重組了這批文本，也解釋了每一卷所著重的議題與問題為何，甚至也交待了因篇幅與版權等等原因，無法收錄其中的小說清單。每一種文學選集，本來就不可能窮盡收納所有相關的文本，若只是這樣的目標，大概也看不出編選者獨特的眼光與史識。在我看來，這個選本最為特別之處在於，兩位編選者是以策展的方法，將「文本」重新定位成有待閱讀者詮釋的物件，分類與分冊也是為了讓文本之間產生新的對話與共振效應，召喚出讀者更複雜的思索，視野因而擴大，意義不斷蔓延，進而在每一位閱讀者的認知地圖中長出更多可能連結的文本，如地下塊莖那樣的不斷滋生、勾連與存在。

這樣的企劃與企圖本身就是一個有別於以往文學選集的嘗試，成為一次值得討論的事件。以文學重新建構對台灣的想像與認識，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但因為《讓過去成為此刻》在轉型正義進入新階段的此時此地浮現，可以讓我們重新思索，文學是什麼？可以留住怎樣的記憶？或召喚出哪些威權體制試圖讓我們遺忘與價值錯亂的物事。

▉死亡的生產性

四卷選本裡，以卷一郭松棻的〈月印〉起始，卷四賴香吟的〈暮色將至〉壓後，在這兩個小說場景裡，都有關鍵角色死亡，以死亡始，以死亡終，這是巧合，還是剛好對應了白色恐怖的氣息？在那樣的年代裡，統治者不只是要取消我們做夢的能力，連做噩夢的權利都要剝奪。還好有不輕易妥協與遺忘的文學，銘刻了各種創傷，鋪排了理解這些創傷的路徑，啟動了死亡的生產性。

文本入選的考量若按照編者童偉格的說法，是一種「深沈而內省的詩學」，文本之間的順序並不以時間軸為排列，反而像是設計成每一個都能進入社會景觀與生命耗損現場的節點，隨機打開，感知文學與歷史交會的瞬間，這瞬間是小說的詩學引燃的，若要看到更深的黑暗，更揪心的細節，更遼闊的視野，你得自己去連結，去啟動文本的關聯，例如，郭松棻的〈月印〉除了引向胡淑雯在卷一的導讀所提及的〈驚婚〉之外，更會讓我想起〈草〉、〈雪盲〉、〈奔跑的母親〉，以及郭松棻因黑名單的身份背負著的憂鬱的精神史與種種書寫。

▉從文本與歷史的對準到文本之間的對位

選本的企圖固然想要跳脫過往編年史的模式，但編輯還是貼心地在每一卷本後編制了作品、歷史與文化事件的大事記，不至於讓初入白恐歷史與書寫的讀者們走入迷霧中。卷四「白色的賦格」所標舉的命題與選入的文本，是這次兩位編者的越界嘗試，象徵著鄉土文學重要旗手的黃春明與宋澤萊，分別是以〈蘋果的滋味〉與〈糴穀日記〉入陣，這在以往的學術認知，還未曾見過是被放在「白色恐怖」的分析框架中，不過，誠如編選者童偉格所說，這組作品是「關注遭權力系統，徵別為體系底層、或邊緣存在之人」，並且「這組對位關係，能簡要呈現『白色恐怖』做為主題，如何已從再現歷史現場，再更長程地延異、且更複雜地發展於臺灣小說書寫中。」這似乎是個很有說服力的理由。

換言之，編者想要藉由這冊作品的集結，擴大我們對白色恐怖涉入生活孔隙、形構社會運作紋理的認知視野，若此邏輯再繼續推演，仿照薩依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所示範的那樣，恐怕我們該對位閱讀的文本們，還得涉及依附在黨國體制所生產的那些文化霸權與幽靈，至今依舊漂浮在我們周遭的保守幽靈，畢竟這些都是一體之多面。

▉在希望與恐懼之間

經驗把自己層層摺疊，透過希望或恐懼的指示物往前或往後訴說自身，並藉由語言起始處的隱喻，不斷比較異與同、大與小、近與遠。因此，趨近某一特定經驗時刻的行動，同時牽涉到仔細綿密的查檢（貼近）與進行連結的能力（距離）。書寫動作像是一只羽毛球：一再地趨近、後退；反覆地貼靠、拉開。

—John Berger，〈說故事的人〉

John Berger無論是用哪一種文體在書寫，都在回應著「讓過去成為此刻」這樣的命題。意義是否當下開啓，或是一如往常的遮蔽，都涉及閱讀主體的自省意識與召喚歷史的能力。讓此刻替過去發聲，是我們重讀這四卷白色恐怖小說選可以引發的倫理承擔，那不只是恐懼的總和，更是希望的指向，這可能也是這套白色恐怖小說選最重要的意義所在，讓問題感與疼痛感帶著我們重讀這些小說，讓閱讀這樣安靜與個別的行為成為持續發生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