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中打滾，我們勢必難逃一個經驗：總是有人逾越專業界線，以指導性的語氣，界定什麼是對、什麼是錯，而我們湧現被教導、被指責的感受。面對這些突襲，我們經常這樣告誡自己：對方這麼專業，這麼友善，我們應該坦然接受，甚至感激對方。直到有一天，這樣的模糊感受，才有可能顯出輪廓，對方看似理性、合宜的言語，遲早會洩露出隱藏在內心的厭惡、甚至噁心的感受。

「我就是覺得同性戀很噁心」、「我就是討厭母豬」、「我就是覺得女性比較不行」，這些都是人的感受，而說這些話的人訴求著：既然是感受，就不該受限制，應該被尊重。這些人彷彿在說：尊重別人的感受，這就叫做自由民主，自由民主你懂吧，不懂意味著不夠文明。

▉噁心與厭惡，是學習來的

《從噁心到同理》這本書重新看待噁心這種情緒，首先要翻轉的就是，噁心並非自然產生，也非天生如此。相反的，人們會覺得噁心，往往來自於一種區分「正常」、「不正常」的主流規範，以及基於此主流規範的偏誤認知——同性戀就是不正常——是這樣的偏誤認知，讓人產生同志使人噁心的感受。

同樣的，許多人厭惡女人的不理性、無法合作。《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告訴我們，厭女這種情緒的背後，潛藏著區分「好女人」、「壞女人」的主流規範，其中預設了聖女與妓女的二級向度，女人被評價為非此即彼。於是，人們就在「我是為妳好」、「只愛一種家」的保護之名下，掀起任意評價女人的道德聖戰——女人就是不該如此——是這樣的偏誤認知，讓人產生對女人的厭惡。

同性戀噁心，以及厭惡女人的情緒，絕非僅僅是個人的情緒，而是社會特定道德標準之下的集體感受，源自於一個區分「正常」、「不正常」或者「好女人」、「壞女人」的規範結構。換句話說，噁心、厭惡的情緒並非只是稍縱即逝的個人心理活動，而是人與人之間一座無形的阻隔之牆。這座牆，你可以說它是保護，但它更像是一種禁錮，是一種透過社會主流規範與認知框架所展演的道德二分評價系統。

▉人們口中的真實真理，就是對著厭女道德二分系統所說的話

問題在於，噁心、厭惡的感受，會表現在日常生活的人我互動，透過言論、行動，直接對我們品頭論足。如果已經形成欠缺論據的指控，那我們還要尊重嗎？尊重的限度在哪裡？尤其這些人甚至會更進一步，義正詞嚴嚷嚷著：因為你的存在讓我痛苦，所以你有義務接受我的評價。於是，生活裡面自然出現了以下的真實真理：「同性戀就是離經叛道」、「女兒本來就不應該跟媽媽頂嘴叛逆」、「女人不像女人，應該不會被性侵害吧」。

有一天，我們會發現，我們以為自己在陳述事實，其實只是受制於道德二分系統的指揮，說出了一個道德二分系統所期待的人我關係。《這是愛女，也是厭女》這本書在第6、7、13章都提到了《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這本書。當房思琪告訴自己「愛」上老師的時候，像是在述說一件事實，卻又更像是一種回應厭女道德二分系統的主體行動。「愛」上老師的事實就是在努力抵抗，追求一個成為好女孩的自我。房思琪彷彿在說，事情不是你們想像的那樣，事情應該就是大家都認為正常不過的男歡女愛，這些都是房思琪對著厭女二元道德系統所說的話。

為什麼我們一邊在主張性別平等的同時，另一邊只要遇到社會文化回到日常家庭生活時，所有的人都自動歸位，重新返回坐在刻板印象下的「性別分工、性別角色」的位置，彷彿性別平等只需喊出口號，平等就會實現。或者也可說是，行動主體無法把性別平等的思潮與價值，在日常生活進行生活實踐與落實，只要一遇到障礙與窘境，就自動放棄價值，形成主張、價值與行動三個層面不一致的落差。

——姜貞吟，《這是愛女，也是厭女》

當我們在認知事實時，通常將厭女情緒結構，設定為說話對象，而我們說故事時，往往將敘事指向逃避或抵抗道德二分，以免自我遭到懲戒。試想，如果我們是兢兢業業的同志，受制於這個摸不到卻也扳不倒的城牆；如果我們想像自己是自由人，面對排山倒海、固若金湯的「應該」，可以怎麼回應它？我們的選擇性很少，最最簡單的，就是犧牲自我的完整性，這使得自我主張、價值與行動之間形成不一致。於是，自我不一致，竟成為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

▉性別政治核心在這裡：鍛鍊直視情緒結構的能力

個人的即政治的，這是女性主義的基本信念。過去所追求的，集中於挑戰制度與資源分配的不平等，而今日所面對的，應該要直視厭女道德與情緒結構的不公平。人們的情緒可能是真實的，也可以找到合理的主流認知框架來源，這些都需要我們停下來，體會它，然後就可以思考，厭女情緒是否已然決定了我們如何認定事實、是否已然侷限了我們的性別互動、以及是否已然滲透到家庭與工作的制度設計，而這些，是否很有可能就是不公平的。

《從噁心到同理》將過去因為覺得同性戀噁心，而設立的禁止同性婚姻、懲罰同性戀性交的法律，稱之「噁心政治」。

的確有些極受尊敬、甚具影響力的人，卻擁護以噁心感作為立法準則的作法。

——納斯邦，《從噁心到同理》

至於「同理政治」，《從噁心到同理》是這樣說的：

要做到真正的尊重，必須能夠想像，並且對其他人的人生在感情上有所參與，這是必要的。唯有這種能力是達到尊重的關鍵——要把別人看作終極目的，而不只是工具或手段。因此，同理的政治既包括尊重，也包括想像力，而想像力是尊重之中絕不可少的要素。

《這是愛女，也是厭女》所倡導的「多元協商」類似於「同理政治」，目標在於讓弱勢團體、邊緣群體被看見，懷著尊重與想像，讚揚她們以有限的資源突破關係中的主體困境，肯認她們在二元對立間的敘事結構間講出具脈絡的主體故事。如果噁心跟厭惡的情緒是學習而來的，那我們也可以透過學習，直視這些不正義、排除他人的情緒，因而得以鬆動道德二分的情緒結構，促成互動與制度的改變。

▉性別政治練習題：個體比集體重要

個體面對情緒結構，如果不想被道德二分系統宰制，如果想要多一點自由，有個關鍵因素，那就是，在個體與集體之間，個體永遠比集體重要。集體所煉造出來的故事，往往就是套用既有的道德二分法，而無法充分反映個體的真實。《這是愛女，也是厭女》提到：

生活在厭女網絡的人，經常欠缺適當的語彙、理論以描繪自身經驗，於是，社會各界難以辨識權勢性侵、無法理解慰安婦的多元主體、欠缺反思社會汙名惡女的傷害，許多人被困在愛厭交織的控制與保護之中，欠缺能動性的資源與行動指引。此時，受困於厭女網絡的人，很容易會產生自我困惑，甚至折損，以致於無法做出突圍的思考與行動。

當個體試圖抵抗情緒結構時，經常因為集體形象凌駕個體，個體被吞沒於集體之中，而只能在集體中感受到自我。例如，個體有時會為了追求集體連結，在情緒下抓取道德二分二分法的道德觀，在創造集體感的同時，也產生了扭曲的事實想像，從而複製了道德輾壓的人我關係。

政治並不必然意味著要透過集體才有可能，集體還是要有一個又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才得以鬆動既有的評價系統，且避免複製既有的壓迫關係。

閱讀這兩本書之後，還需要牽引出下一步的動力：同性婚姻合法、同性性行為除罪化，只是一個開端；只是看穿這世界拉攏與懲戒女人的兩手策略，絶對不足以造成改變。在拆穿情緒結構之後，我們還需要促發更多主體以其自身利益，持續挑釁、越界、敢於奇異與誇張，才有可能真正撼動主流規範的偏誤認知。

這兩本書提醒我們，必須對「情緒、感受」有更加警慎的覺察。當我們有能力看穿情緒結構認知偏誤的拉攏與懲戒，並且拉開我們與這世界敘事模組的距離，我們才有可能看見這世界複雜的面貌，也看見自己在語言的世界如何被擺放，又如何可以在其中自我協商。至少，當下一次突襲來臨之前，我們要有心理準備，千萬不要在驚嚇中不知所措，我們要直視這些懷疑、貶低、挫傷、厭惡、噁心感受，理解恐同與厭女的情緒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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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噁心到同理：拒斥人性，還是站穩理性 ? 法哲學泰斗以憲法觀點重探性傾向與同性婚姻 From Disgust to Humanity : Sexual Orientation and Constitutional Law 作者：瑪莎．納思邦 譯者：堯嘉寧 出版：麥田 定價：380元 【內容簡介➤】

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如何看穿這世界拉攏與懲戒女人的兩手策略？ 作者：王曉丹、余貞誼、方念萱、姜貞吟、韓宜臻、胡錦媛、黃囇莉、楊婉瑩、孫嘉穗、陳惠馨、康庭瑜   出版：大家出版 定價：420元 【內容簡介➤】

近來全球最大的亞馬遜森林大火成為媒體焦點，萬劫不復的生態浩劫，讓全球風起雲湧、搶救未來的「植物保衛戰」雪上加霜。

然而就在媒體傳回一幕幕驚悚畫面的同時，你可知道，其實還有一場同樣猛烈、卻悄然無聲的大災難，天天就在你我身邊發生？

生態浩劫，肇因於人禍釀成了天災。包括亞馬遜大火在內，環境汙染、過度開發、濫墾濫伐，分分秒秒都在扼殺生物多樣性，致使物種默默卻快速從地表消失。大自然已一次次向我們提出嚴重警訊：「我們正失速奔向崩壞毀滅的絕境」。

單以台灣來說，目前就有一百多種脊椎動物、989種植物瀕臨滅絕，然而據特生中心最新調查，卻只有13.8%的民眾能正確理解生物多樣性對我們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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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一聽到「毀滅」二字，就聯想災難片天崩地裂的恐怖畫面，可是一提到「保育」，都自動讓位給政府或研究單位，認為非關己事。有些甚至還會反唇相譏：「保這個幹嘛？能吃嗎？」

「確實是能吃呢！」以人類的自私退一萬步言，生物多樣性都是我們保命的基礎，尤其植物，是人類賴以生存的資源，我們不但吃它、靠它才能呼吸，還必須仰賴它來維持生存環境的安全與氣候的穩定。

生物多樣性是國際、也是全民議題，如今正面臨倒數計時的空前危機，為了拯救未來，聯合國旗下的國際植物園保育聯盟（BotanicGardens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BGCI），為2020年「全球植物保育戰略」制訂了75%的保種率目標。

而台灣正好是亞洲最重要的植物多樣性熱點之一，除了在國際保種行列不缺席，2019年1月，政府亦正式啟動「國家植物園方舟計畫」，以4年55%的保種率，期能迎頭趕上前述「植物保衛戰」的任務位置。

目前方舟計畫以林業試驗所為首、台北植物園為基地，從公門到民間、從社區到部落，已有許多志同道合的夥伴加入。

公部門方面，名稱很有科幻FU的「林林特」（林務局、林試所、特生中心）合體了，他們共同拿著一張紀錄了台灣原生植物百年史的地圖，一起分頭進行植物的野外調查與盤點。

由於這麼大規模的盤點工作，過去從來沒有人做過。因此經調查後方才發現，許多過去在人為聚落很常見的里山植物，已從「普遍」變為「稀有」，需要外力即刻介入搶救。

負責方舟計畫的林試所植物園組組長董景生表示：「物種之所以會消失，就是環境出了問題。」

台灣有很多植物重要熱點都位於非保護區的平地和淺山，直接遭遇過度開發、汙染、淹水、田間工廠等等人為干擾的衝擊；此外還有入侵種的競爭，像高美濕地出現美洲植物互花米草，強佔了在地稀有植物雲林莞草的棲地，這樣的案例在台灣各處層出不窮。

植物獵人的濫採也是物種消失的原因。田間的採集雖讓物種在經濟市場留了下來，卻從原棲地裡消失，造成田邊物種的滅絕，台灣享譽國際的蘭花便是一例。而颱風也會把10%的土地沖刷掉，所以有些不得不移入保種苗圃，做域外保育。

這些都是方舟計劃主要鎖定與優先搶救的標的，估計約有100多種。

「其實很多植物在我們認識它之前，就已經在野外被消滅。」董景生說，最經典的案例是烏來杜鵑，日治時期很流行在警局門口種杜鵑，可是有一天北部蓋了翡翠水庫，烏來杜鵑的原生地就被淹掉了。幸而它恰巧生得美，才得以從林試所種回烏來，否則它也可能就此消失。

令人意外的，如今台灣少數不受人為干擾的「植物避難所」，是一年只在清明節才燒一次的墳墓區，這些特殊區域成為某些稀有植物幸免於難的「小小方舟」，除了地點必須加以保密，也需仰賴民間團體協助監測，才能避免遭到破壞。

「如何將保種升級成為全民議題？」是方舟計畫眼前的當務之急。國人如不從上到下共同為植物撐起一張全民防護網，救命的「進度」便永遠趕不上滅絕的「速度」。

對此，董景生認為好看、好吃、好用等「利用論」，恐怕還是召喚民眾關注最好的切入點。例如阿嬤古早使用的傳統青草藥、野菜、調味料等，都值得再次發揚光大；此外還可以把眾多美麗的原生植物引入園藝與景觀工程中，而非從南到北只懂得種欒樹、民眾想像得到的也只有櫻花。

植物與民生相關的利用價值、植物與在地的歷史故事、文化與植物產生的有趣連結，都是引發人們看見「植物與己有關」的絕佳方式。民眾如果能將植物與人共生的概念，落實到生活與社區之中，就能獲得社區的自信心。

「所謂『越在地、越國際』，外國人來台絕不是想看到各國皆然的風景。像日本很流行的『地方創生』，都在找新的議題，我們何不從自己的家裡找起？有些議題本來就屬於在地的，把物種與當地的關聯建立起來，提出具有『在地辨識度』的事物，才是值得我們追尋的寶物。」

董景生表示，不同的文化，思考就會不一樣，例如麵包樹，漢人想到的是可以吃的麵包果，而蘭嶼人想到的是氣根，因為那是獨木舟的材料；此外，台灣本島常見的花生，蘭嶼就完全沒有，他們天天看到的風景是芋頭。

除了社區，很多學校也都有生態園的需求，可是很奇怪都在養青蛙。台灣島雖然不大，但是由北而南、離島、山區，生物多樣性非常高，其實無論社區、學校，只要將兩三種在地原生植物照顧好，就非常有意義；如果再從中找出可教授的生態知識，或與地方民俗結合，就可以延伸出很不錯的教案或活動企劃來。

▉拯救未來之前，首先要當歷史的偵探

「動植物都是沉默的，尤其植物更慘，有些人連吃進什麼蔬菜都講不出來，多數恐怕也不認得哪些是原生植物，這是一個很大的障礙。」所以在拯救未來之前，我們必須先當植物歷史的偵探。

對台灣原生植物有興趣的初學者，坊間相關入門或導覽的出版品，已有貓頭鷹《台灣原生植物全圖鑑》系列；書林《看見台灣原生植物》、《細說台灣原生植物》。適用於景觀設計的，則有內政部建研所《應用於綠建築設計之台灣原生植物圖鑑》。

除此之外，董景生也介紹數本好書，方便我們了解台灣植物的前世今生。

《台灣野生食用植物圖錄》，珍貴之處在於，這是早在日治時期的一群植物學家，根據野外採集鑑定而成。近年加上劉克襄的實際採食經驗及呂勝由的攝影與審訂後重新出版。讀者除可藉此了解日治至今的植物變遷，書中的100種野菜，也可供按圖索驥，尋覓回歸自然的山野好滋味。

而台北植物園，也有一部自然教育解說手冊《植物與人生》，本書從台灣的植物史開始談起，還包羅節慶、文學、宗教、飲食、醫療、民生、建材等植物主題。

至於《沉默的花樹》一書，則解決了很多台灣植物歷史的問題。從清領到日治，我們已分不清哪些植物是本土亦或外來種，這本書幫助我們釐清花木的身世，追溯不會說話的它們，種種不為人知的古老故事。

想了解全球稀有植物的保育秘辛，不可錯過《植物彌賽亞》。作者是英國皇家植物園（Kew Gardens）園丁，憑著搶救植物的使命感，遍行印度洋島嶼、亞馬遜邊陲、澳洲內陸與荒漠，帶回保育現場的第一手實況。他的信念甚至啟發了珍古德，稱他為植物世界的最佳代言人。

此外，董景生鄭重推薦，Kew Gardens出品必屬佳作。例如250年的《英國皇家植物園巡禮》，幾乎就是一部近代植物學的縮影，將可帶領我們深入了解，植物如何改變我們的歷史，並影響全人類的未來。

由董景生參與編著的植物科普書，人物方面有《早田文藏》與《佛里神父》，是台灣早年植物學家採集、紀錄與命名的探險紀事；民族植物系列，則有蘭嶼達悟族的《婆娑伊那萬》、東台灣阿美族的《邦查米阿勞》、中央山脈布農族的《走山拉姆岸》、南澳泰雅族的《綠色葛蕾扇》等書，民族植物是活生生的文化資產，是保護先民智慧資產的開始，也是推動生物多樣性之起點。

董景生表示，植物的保種計畫，確實是在為人類的未來爭取時間，但這個未來成果會如何？連他自己都不敢打包票。

他說：「我們現在花這麼多力氣做的這件事，當代一定看不到回收；但不做，未來更看不到希望。」然而有太多的事情，正是因為眼前看不見才被漠視，民眾不去聯想災難的前因後果，便不容易有感。

他舉和台灣有許多相似性的新加坡為例。台灣是多元的島，新加坡也是，但新加坡是全球綠化能力最好的國家，綠覆率已達70%以上，他們的未來目標是80%，但台灣要達成10%都很難。

更驚人是，他們的綠覆能力是來台灣學的都市造林，我們卻不知道自己的寶物，從來沒有把綠覆率當成kpi，經過30年，我們仍把路樹含在人行道工程裡，種樹變成綁標的一部分，缺乏專業考量。

「此外，新加坡不像台灣有許多原生種，可是國民都很有意識，前兩年他們終於找到兩種薑，發表時不但舉國歡騰，還做成郵票。而我們是生物多樣性重要熱點，卻沒有人在乎滅絕。」

董景生說，現任新加坡植物園園長Nigel Taylor，也是全球最大的天空樹的推手。由於新加坡沒有農業，所以當時都找台灣幫忙，因此他非常清楚台灣的產業實力，可是在「制訂未來」這件事上，兩國的遠見真的不一樣。

國家植物園有保存物種的使命與教育民眾的責任，我們必須借鏡新加坡、建立國人對生物多樣性的憂患意識，因此董景生希望，民眾除了閱讀前述的相關書籍，最好的方式還是前往各地植物園聽聽導覽。

「我們每個研究中心都有很好的導覽人員和志工，像台北植物園每月都有一個主題、每週都有一場定期導覽，只要報名即可，時間地點皆可上網查詢。」

希望從這一小步開始，你也可以成為「植物保衛戰」的戰士，一起加入拯救未來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