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國中一年級的春天，春假第一天，從同學家出來，騎著單車沿糖廠小火車的鐵軌一路往回家的路上，碎石路面讓腳踏車不時彈跳一下，車頭的籃子裡《羅蘭小語》隨之跳動再靜止，盯著書本在置物籃内起起落落，要怎麼形容那樣的歡喜呢！？

心上盈盈躍動，等著回家找個角落窩著，打開書，走進另一個世界，屏東市中央市場以及中正國中之外的世界，走向遠方。

一直到16歲，我都在南臺灣高屏溪畔的小城鎮生活，市中心我所知的娛樂所在除了公園，有冰果室、書店，以及戲院——光華戲院、大東戲院、國賓戲院。是的，就是「國賓」，數十年前我在那裡看了《秋決》，學校包場。猶記得唐寶雲與歐威在監獄內為傳宗接代成連理，滿場的小學生哇哇怪叫。

還有《薛平貴與王寶釧》，與鄰居姐妹至少溜進去看了十場，而後在戲院外實地演出，各個編派角色，我總自告奮勇出演小姐的貼身丫鬟，因為可以做狀潑辣赤耙耙罵軟弱書生。

然後，看了《羅馬假期》、《齊瓦哥醫生》、《亂世佳人》，是在那之後才知道很多電影都是書改編的，書裡承載故事，藉著文字描述的故事可以透過影像，真人搬演一回。於是無數個夜晚「偷看小說」，牽引的懷想蹁躚化為具象，延伸出對故事裡癡男怨女的纏綿情意，也是步入青春期的我對多情人生最早的學習。

在那個年代，除了戲院與書店，偶爾小女生結伴上冰果室吃蜜豆冰、喝木瓜牛奶，除此，學校以外的時間沒有其他去處。更小的時候可以去公園，再大些可以成群郊遊，就在那個青春階段，多數時間，處於島嶼之內城鎮內部的鄰里親族之間，我對這個世界更多的認識來自電影與書本。

看電影似乎從來都需要結伴。就是閱讀不需要，而且走進書店，往書架下一站，忽忽一個下午過去了。所以，多數時間我都是一個人在書店裡。

屏東市中心，在我生活範圍500公尺內有三家書店，「百科」、「新星 」、「環球 」。環球書店就在國賓戲院正對面，但即使常常路過，乃至買票等進場的時間我們也不走進去，因為這書店以參考書為主，且老闆娘高高坐在門口櫃檯後，俯視全場的眼神像隨時準備抓賊。

孩子之間就謠傳那是黑店，彼此警告勿上賊船。

於是我們在空檔的時間去緊鄰環球的新星書局翻書，新星的老闆與老闆娘對小學生不怎麼歡迎，隨時出現在我們左右身後。這書店其實更像藥房乃至診所，一塵不染，架上的書齊刷刷站立有如士兵列隊，甚至沒有書店該有的平臺架設。但是我們流連在書架前找亞森羅蘋，找福爾摩斯。

一直難忘第一次讀到《虎牙》的心情，那種驚動！怎麼會有這樣的故事？怎麼可能如此奇妙？故事緊湊到令我無法釋手，以致寧可頂著老闆在我身邊一再整理已經列隊的書那種緊迫的壓力，甚至回絕了欲夾帶我進場的鄰居大姐姐，犧牲掉一場《勞萊與哈台》。

很多年後嗜讀推理偵探與諜報小說，全然的樂在其中，可能是再也不用頂著背後老闆那趕人的灼灼眼光。

可那些年最常去的書店卻是中華路的百科書店，因為它絕對是市區最紅最多樣化的書店，而且櫃檯後的老闆娘是一個可親的歐媽桑，買一本五毛錢的筆記本她可以耐心在櫥櫃後等你琢磨再久都還笑臉。雖稱書店，其實文具齊備，且就在我上學的必經路上，從小學也許二年級始我就是那裡的常客，買鉛筆買毛筆買墨水橡皮擦——買所有一切文具。但是它的門口永遠一大平臺佈滿書，逐漸的，我在平臺上認識了「書與作家」。

在此之前我的閱讀來自租書店，鄰居初中姐姐帶著我去租禹其民、金杏枝、瓊瑤，每回來，她看一本我看一本。一直記得坐在凳子上看《庭院深深》，中午吃飯時間了，媽媽喊我回家，淚涔涔的我傷心到起不了身。即便識字不深啊！看得了故事就能有感動。

所以，後來，同儕間比對文學與非文學，我不免要起疑情，有如參禪般要參個透。

想想，認真說起來，我的閱讀啟蒙來自這兩大類，言情與懸疑，都是一般業界界定的通俗文學，「俗」意味著僅只娛樂不及於靈魂，可文學之極大意義在於寫出人類的永恆性，因之，撼動良知靈魂直達人心深處幾乎是文學的要旨，僅只娛樂你的五蘊，這，算什麼呢？

嗯，確是如上我深深參——但，我喜歡俗文學，它的確在我年小時，寂寞無聊時，逃避生之煩膩時，帶給我種種樂趣，陪我打發生而為人之虛矯無奈的無數空檔。

福爾摩斯、亞森羅蘋、瓊瑤與金杏枝是我最早認識的作家。之後，有羅蘭，於此同時，有羅曼羅蘭、托爾斯泰、契科夫、赫塞赫曼、福克納、卡夫卡——是在哪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全集被譯介出版？在這之前，從百科書店的書架上我開始認識諸位大師，猶記得將杜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一字一句讀完，味如嚼蠟，其實更多的是為讀完整個故事，而絕非它是文學就認真。

那一年，《荒漠甘泉》成為暢銷書，百科書店門口絡上一大落，在此之前，蔣夢麟《西潮》、羅家倫《新人生觀》、陳之藩《在春風裡》、張系國《昨日之怒》，一一進入我的視野，藉著書店平臺，展開了我的少年文青生涯。當後來台大門前新生南路地下道充斥新文學運動及五四思潮各大家的無版權作品時，我不免思維多年前是怎樣的條件，而令那些中西思潮進入我居住成長的閉塞小鎮？

穩定的微型經濟，步入工業時代的小康生活，一定程度的自由，這種種，必然是這個島嶼發展進程擁有的條件。也就是，我之得以接觸這些書，這些思潮——當然它還是經過當局揀擇以及藉由鑽營於控制之縫隙下，而得以呈現的。

之後解嚴，百花齊放，當代、近代文學及思潮，東洋與西方乃至各種語系各類文類的作品，譯介有如春風吹過之草原，如此推進了出版蓬勃，而出版的興發又造就多樣書種面世。

書寫與書已經遠遠離開說故事，但是我們情感給予最深的還是故事啊！不管那是嚴肅亦或通俗。

認真說起來，戰後出生的我輩在青春與青年時期是幸運且幸福的，此輩的我們若不走上炒股經商之路，多半都不免成為全調或半調的文青們，習於閱讀，熱愛知識，相信書寫的力量，活到這一把年紀，不是知識份子也是個「知道份子」。

我就是，從童年始混沌無知的開啟了看電影讀書的一路歷程，大半生，成為了一個「半調文青知道份子」。

為此，我深深感恩，相信自己人生幸福。 ●

葉姿麟
屏東出生。台灣大學動物系畢業。
唸生物，最早的志向是從事植物自然觀察，後來卻只做過短時間的臨床醫學研究助理，此後一直從事文字工作。
在自立晚報一待8年，歷任編輯、編採、主編。1997年進入出版界。
於城邦開創紅色文化擔任總編輯期間，推廣網路文學。出版華文地區第一本網路小說。推介多位臺灣網路作家之餘，並引進大陸網路作家作品。多年致力兩岸網路文學出版品發展。
著有小說《都市的雲》、《曙光中走來》、《陸上的魚》、《她最愛的季節》、《愛，像一隻貓行走在屋頂》、《暗戀桃花源》。

中國80後小說家雙雪濤出身東北，2015年出版短篇小說集《平原上的摩西》驚豔文壇，筆下以鮮活的東北口語、俐落的文字節奏聞名，被稱為「天生的小說家。」然而，原本在瀋陽擔任銀行職員的他，人生轉而踏入寫作之途，卻是因於台灣的緣故。

早在2010年，他經由朋友轉告得知台灣「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徵稿，便振筆疾書寫成小說《翅鬼》，隨後以初生之犢身分奪得首獎。這位將齊邦媛列為最喜愛台灣作家的青年寫作者，隔年首度來台領獎，在台北見到一些文壇前輩，其中，詩人楊澤在咖啡館的餐巾紙上幫他畫了一幅命盤，告訴他「你能寫下去」，沒想到這句話，真成了命定。

2012年的夏天，雙雪濤以台北為場景的小說《融城記》入選台北文學獎創作年金計畫，一得知消息，他就衝動地遞了辭呈。據說，他還是這間國營銀行數十年來第一個辭職的人，人事部破天荒地辦了這樁手續，足以說明他成為作家的戲劇性。許多評家認為雙雪濤的小說有村上春樹的影子，他自己也不諱言，決定專職寫作的一瞬間，就像村上當年為了寫作而收掉酒館、讓自己沒有退路的決心一般。

他坦言銀行員生涯對他的影響便是「枯燥生活的逼迫」，工作的「無聊」，促成他開始寫小說的契機。如今談起決定辭職的關鍵時刻，他幽默說：「可能是因為那個夏天特別熱的緣故。」

離職後第二年，他自認在完成的短篇小說〈大師〉中找到了「一種較舒服的敘述節奏」，「但是也不能說完全建立風格，因為有時候風格也是一種妄念。」

專職寫作至今7年，雙雪濤比喻寫作「是一條奢侈的逃離之路」，「有時候在黑夜裡寫作，寫到自己忘了自己身處的時代，忘了自己是誰……我看見遠方有一座城池，那城池偉岸壯闊，華燈初上，我也看見我身後有一方院子，溫馨平靜，狗兒和花草一起成長，我就夾在這兩樣之間，挑著扁擔穿著草鞋費力行走，永遠走不到，永遠回不去。」

從原本吃公家飯的行員，雙雪濤這一走走遠了，走到一個無邊際的文學世界，並時常藉由創作重回他的兒少記憶、人生最初的所見與感悟。近年來他作品產量大、體裁多元，以各色人物刻畫浮生百態，包括熟悉的瀋陽鐵西區鄉里、社會畸零邊緣人，或者兇殺懸疑，或者小說家與編輯的談話等場景，都在他筆下登場過。

例如小說集《飛行家》有兩篇故事主角皆為作家，但他表示並非投射自己。「他們有些想法與我類似，但並不是我的發聲筒，絕大部分時候，他們發出自己的聲音，以自己的哲學行事。」他說人物構思大多來自個人的胡思亂想，也常啟發自與朋友的對話，但很難描述主要的靈感來源，「小說家的生活就是觀察，自省和實踐，無法具體指出那塊木頭造了樑木。」

***

台灣作為雙雪濤的文學起點，卻在《翅鬼》出版後隔了整整7年，才在2018至2019年陸續引進他的短篇小說集《飛行家》、《平原上的摩西》，以及由《融城記》改名的長篇小說《天吾手記》。

在台灣最近出版的《天吾手記》中，台北登場了。他將東北故鄉的現實，加上對台北的粗略印象與想像，寫成虛實交錯的雙城故事，以一個忽從中國東北「穿越」到台北的刑警李天吾為主角，描寫他在台北的奇遇與待破謎團，並藉由回顧他的東北過往，著墨感情的失落與追尋。

回顧2011年的台灣行，雙雪濤對台灣最直接的印象是：「溫暖，溼潤，機車轟鳴」，與東北相比「沒有真正的冬天」，迷人之處是「慢」，若說有不喜歡的地方，便是「有些人過於政治化。」最特別的體驗是在桃園釣蝦，「若不是最後喝醉，我可能會一直釣下去。」

但雙雪濤對台灣的認識畢竟僅只皮毛，為了更完整呈現《天吾手記》中的台北，兩位台灣朋友還專程到瀋陽協助他寫作，提供他們成長的故事，包含細節、街道、方位的訊息等等，「同時向我展示了某種台灣人的思維方式，對我説明很大。」

《天吾手記》向村上春樹致敬，主角名字「天吾」也直接引自《1Q84》的主角。小說中，李天吾的生命圍繞著初戀同學的失蹤、偶遇女孩的消逝，在警匪懸疑的主題裡融合村上式幻境。被問及如何構思這些角色，雙雪濤感性回答：「人類的生命是一場跟遺忘所做的鬥爭，我希望天吾是一個不輕易遺忘的人，不遺忘愛人，不遺忘自己的錯誤，也不遺忘誓言。」

村上曾說，若把寫作比喻成一棟兩層樓房屋，地上的是對白、景色等表面事物，地下一層是角色的內心世界，而小說中的井或洞穴則是讓故事走進更深的、關乎潛意識的地下二層，開啟故事的更多可能。無獨有偶，《天吾手記》中，天吾面臨處決與跳湖的抉擇；《飛行家》收錄的〈光明堂〉，主角也在結尾落入冰封的影子湖。

當小說中的現實無處可去時，雙雪濤多次以「湖」作為遁往精神世界的通道。對此他表示，「湖水」的意象是無可取代的，因為源於他童年住家旁的那片湖，「每當想起湖水，就想起那塊綠色，雖然也許是我篡改過的。」而他小說中如教堂、十字架、牧師等元素，則是文學與情感層面的意義大過宗教，「像是一種先驗、長存於內心的指南。」

米蘭．昆德拉曾在《小說的藝術》說過：「所有的小說家也許都只是用各種變奏寫一種主題（第一部小說）。」然而對雙雪濤而言，小說家的世界與主題會隨年齡而改變，「不變的是，通過虛構去思考和接近心目中的一流藝術。」正如他在〈北方化為烏有〉中，藉編輯之口對身為作家的主角說：「我沒去過東北，您寫的東北我不信，但是我會哭。」雙雪濤為自己的創作定義：「真實是一種認識，虛構是一種美好的權利。」

面對手機閱讀、影音當道等現今潮流，雙雪濤並不擔心「小說已死」，反而認為小說存有各種變體；戲劇、電影、小說這三者對他而言則是「各自長在不同樹上」的不同東西，「小說與這兩者相去甚遠，所有的改編都是再造。」而他目前所堅守的，就是繼續一筆一畫地寫下故事，讓筆下成群的人物一個個生長、聯繫、回返，逐漸構成一座他內心完整的城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