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書房》讓女性閃耀光芒的日本？：安倍政府「女性經濟學」的背陽處
2019年伊始，日本西武SOGO百貨公司推出最新形象廣告，廣告上有個被砸了一臉奶油派的女性，主標語是「不要你們說的女性時代」，完整的文案如下：
因為是女性，所以被強迫。
因為是女性，所以被無視。
因為是女性，所以被扣分。
報導身為女性的生之痛苦，
每次，都讓「女性時代」漸行漸遠。今年終於時代要有所改變。
真的嗎？真的可以如此期待嗎？
如果只是鼓吹女性要在職場大顯身手的「女性時代」，
那永遠都別來了，我們這麼想。時代的中心，非男非女。
我，想歌頌我的誕生。
到來的應該是，創造每一個人的
「我的時代」。
光這樣想像，不是就很歡欣雀躍了嗎？我就是我。
這個極具視覺效果的廣告一公布，馬上成為熱門話題，引發網友熱議，並在網路上出現了兩極化的反應。支持者認為，廣告確切反映了日本社會男女不平等的現狀，以及女性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女性經濟學」、「女性活躍」政策下的真實處境；反對者則認為，這是廉價的女性主義論述，是假女性主義之名、行「厭女」之實，而把派砸在女性臉上也讓人感到極度不適。此外，由於文案的主詞不明，讓人搞不清西武SOGO是站在男性方還是女性方？是站在榨取方還是被榨取方？不少人因此認為這則廣告在打造西武SOGO的品牌形象上，起了反效果。
西武SOGO廣告截圖（取自官網）
然而，不管西武SOGO是站在哪一方，也不管是否造成反效果，這個廣告成功地在新年初始就抓住了人們的目光，完美地達成了宣傳西武SOGO的任務。饒有深意的是，上述文案其實暗指了這幾年發生在日本社會的幾起女性歧視事件，也暗諷安倍政府執政以來極力提倡的「女性經濟學」。
▉安倍政府的「女性經濟學」
2012年，安倍晉三成為日本首相，並開始提倡安倍經濟學，「女性經濟學」即其中的「三支箭」之一。
2014年1月，安倍在一次演講中提道：「日本女性勞動力是一種最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資源。日本必須成為能讓女性發光發熱的地方。」他還表示，如果日本的女性就業率像男性那樣高的話，日本的產出可能會提高16%。
為了以女性勞動力促進經濟發展，安倍承諾將增加托兒機構，鼓勵母親重回職場。這點其實安倍早在2013年即已誇下海口：「我決心鼓勵女性打破玻璃天花板。我將為此準備好架構，使之成為可能。」
這就是安倍政府大力提倡的「女性經濟學」。他們認為，將尚有供給潛力的女性勞動力引進市場，可釋放日本的潛在勞動力，緩解因人口老化與少子化所導致的勞動力不足。他們還認為，如此一來可激發女性的創造力，形成新的經濟成長，為日本頽敗已久的經濟困境提供重振的生機。安倍因此宣稱，他要打造一個「讓女性閃耀光芒的日本」。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中）與兩位櫻花女王得主合影（取自zeenews）
此外，安倍還有個「小目標」。他在聯合國演講時曾野心勃勃地表示，計劃在2020年將日本政界和商界的女性領導者比例，提升至30%。為了達成這個「小目標」，讓女性在無後顧之憂的前提下走進職場，更成為安倍政府勢必得解決的問題。因此，安倍政府屢次表示，將有效處理托兒所、幼稚園長期數量不足的問題，並呼籲各大企業提供女性員工彈性的工作環境與工作時間。
然而，儘管政府鼓勵女性在職場上活躍，但在硬體設施普遍準備不足，職場仍奉守男尊女卑，女性依然普遍感受到「我的敵人是整個社會」時，日本社會對女性的傳統感覺與身體感覺，是否如同安倍所言，只是一面可一敲即碎的「玻璃天花板」？
▉敲不碎的「玻璃天花板」
2016年2月中旬，一篇匿名的網路文章〈孩子上不了托兒所，日本去死吧！！！〉，首先賞了安倍政府承諾的托嬰與幼兒安置政策一記響亮的耳光。
文章中，作者寫道：「鬧哪樣啊破日本！根本就不是什麼1億總活躍社會嘛。昨天（孩子）果然沒報上托兒所。能怎麼辦？這還讓我怎麼去活躍？」該文如實道出在托兒所、幼稚園嚴重不足的情況下，雙薪家庭的困境與非全職媽媽的尷尬境地，字裡行間充滿了對安倍所主張的「1億總活躍社會」的憤怒。
這篇文章一出，馬上引起日本家長們的共鳴，並在推特上發起標籤內容為「＃（孩子）上不了托兒所的我」話題，引發民眾熱烈的討論。不少家長紛紛留言表示感同身受，分享自己的經驗與想法，其中有些推文甚至被轉發超過2000次，足見家長們普遍懷有同樣的煩惱。
同年（2016）3月5日，一群手舉「（孩子）上不了托兒所的我」抗議標語的家長聚集在日本國會前，表達對安倍政府的托嬰與幼兒安置政策始終舉步不前的不滿。
高舉抗議標語的家長（後藤遼太攝，取自朝日新聞）
此後，這個議題持續燃燒，「孩子上不了托兒所，日本去死吧！！！」這句話，不僅在年底拿下該年的日本十大流行語，還成為導火線，點燃了日本女性對安倍政府物化女性的不悅，與對「女性活躍」、「1億總活躍社會」的憤慨。
除此之外，即使到了21世紀，日本職場上的男女不平等問題依舊嚴峻。這除了體現在工作內容與升職機會上刻意壓低女性的成就之外，職場上泛濫的職權騷擾（power harassment）、性騷擾、性侵害等等，更是令女性感到反感與酸楚。
2016年6月28日，英國BBC電視台播出紀錄片《日本之恥》（Japan’s secret shame），片中講述記者伊藤詩織被知名媒體人山口敬之性侵害之後的艱難維權過程。BBC稱伊藤為「打破日本沉默的女性」，而這個堅韌地維護自身身體權益的女性，卻被日本視為「日本之恥」。不過，伊藤不畏日本投射來的異樣眼光，越挫越勇，日後在2017年10月以本名出版了記述這段經歷的《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Black Box）一書，控訴日本檢察機關與父權社會的荒謬。
《日本之恥》播出後，雖然隨即在海外激起巨大的迴響，多數日本媒體卻選擇噤聲，但另一方面，在推特上卻得到了大量的關注。藉由社群網路的力量與全球性#MeToo運動的帶動，2017年12月，知名網路作家Hachu（はあちゅう）公開表示，自己曾受過前上司岸勇希（日本廣告業界大佬、電通史上最年輕的創意總監）的性騷擾。
Hachu的發言彷彿拉開了日本#MeToo運動的序幕，到同年（2017）12月中旬為止，標上#MeToo標籤的推特數已超過5萬條。不少日本女性紛紛在推特上，坦誠說出自己在職場上被性騷擾或性侵害的切身經歷，政治偶像町田彩夏和年輕的實業家椎木里佳也公開了自身的受害經驗。是年11月，立憲民主黨代表青山雅幸的祕書山田麻美，更公布了長達40頁的《性騷擾被害日記》，詳實記錄她每一次受害的時間、地點、過程與內心感受。
2018年4月1日，日本攝影大師荒木經惟的御用模特兒KaoRi發表〈這種知識，真的正確嗎〉一文。在這篇開頭即打上#MeToo標籤的文章中，KaoRi表示自己在為荒木工作期間，是在沒有簽署同意書的情況下，被迫拍攝裸體照片，且很少拿到工作酬勞。幾天後，曾與荒木多次合作的女星水原希子在Instagram上聲援KaoRi，她不僅說出數年前被迫在二十多位陌生男性的注視下，拍攝半裸照片的不愉快工作經驗，更公開質問這位熱愛以捆綁攝影對象表現出SM（受虐與被虐）效果的攝影大師：「對你來說，女人到底是什麼？」
不過，日本社會長期「隱身」女性的文化，讓日本#MeToo運動在幾個月後即平靜了下來。根據日本政府的調查數據顯示，被性侵害的女性中，超過2/3的人不會告訴任何人，其中只有4%的人會選擇報警。也就是說，九成以上的日本女性在受到性騷擾、性侵害後，會選擇隱忍、不公開，甚至否定自身。究其原因，主要是她們自小受到的教育是：被騷擾、被性侵是「自身的恥辱」。此外，倘若案件被公開，受到社會檢視或審判的往往多數是受害的女性，而不會是加害者男性。
對此，日本上智大學教授三浦真理表示，在女性長期處於被責備的社會環境下，受害者基本上是不會去尋找支援、尋求正義的。正是在這種社會環境下，毫不遮掩、毫無悔意地直接對女性表現出歧視和蔑視的舉動，遂變成一種家常便飯。
2018年年底，日本雜誌《周刊SPA﹗》推出「最好上的女大學生排行榜」專題報導，通篇以遊戲攻略的方式，盤點在餐會中「最容易上的女大學生」的所屬學校與常見特徵，並教導讀者如何在餐會中，找到可以順利弄上床的女大學生。這個對女性極度無禮又物化女性的報導，引起了日本女性的強烈反彈。而該刊早先還做過《聯誼會最容易帶回家的女大學生》、《最多婊子出沒的大學》、《處女最多的大學》等歧視女性的專題報導。
《周刊SPA﹗》於事件後刊登的道歉聲明（擷自官網）
類似的女性歧視與蔑視，除了出現在以刺激銷售為主的三流週刊雜誌外，大學教育的殿堂也不遑多讓。2018年8月，東京醫科大學被日本多家主流媒體踢爆，該校自2011年開始，在第二輪入學考試階段，對女性考生採取扣分措施，藉此將女性的錄取率控制在三成以下。這種由性別歧視導致的入學考試違規，至少讓55名女性考生「被落榜」。對此，《朝日新聞》在社論中表示，當今社會竟然還存在這種明顯的歧視，實在令人感到震驚。
不過，對於這種明顯的性別歧視，曾在東京醫大擔任招生單位主管的行政人員，在接受TBS電視台採訪時卻表示，日本無論哪所醫科大學都這麼做，所以他並不認為這是不正當的做法。因為醫生需要體力，女性當不了外科醫生，且她們也不想去偏遠地區工作，如果按照正常方式進行考試，被錄取的女性就會增加許多。他更認為，這不是單純的性別歧視，而是事關日本未來醫學發展的「必要之惡」。
就在東京醫大的醜聞和前招生主管的言論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之際，順天堂大學和北里大學也爆出入學考試違規事件，更加印證了這種降低女性錄取率的違規手段，的確是日本醫科大學的常態。
2018年年底，兩校召開記者會，公開承認校內醫學院曾實施違規入學考試，以降低女性考生和多次重考的考生入學。順大表示將追加錄取原本在第二輪考試中「被落榜」的48名考生，而其中竟有47名是女性﹗
面對外界追問為何要扣女性考生分數時，順大表示，由於女性比男性發育得快、思想更成熟，因此在第二輪考試面試時，往往因擁有良好的溝通能力，容易取得佳績。為了平衡男女雙方的能力差距，只好採取這種措施。
▉內化「厭女」思維的日本女性
誠然這些來自男性和男性邏輯所導致的社會歧視和「女性蔑視」，的確讓日本女性的社會地位堪憂，但女性對自身的定位與認知，更是一大隱患。多數日本女性無法從既有的規範中脫出，甚至在不知不覺中將「厭女」思維內化，這更加讓女性地位的提升顯得窒礙難行。
2015年，日本教育和發展研究所針對3200名幼稚園生或小學生的母親進行調查，詢問她們是否期望子女上大學。調查結果顯示，雖然有66.9%的受訪者希望女兒就讀大學，但希望兒子就讀大學的受訪者卻有79.7%，兩者之間具有12.8%的落差。
循著這項調查結果，去思考西日本鐵路公司在2018年6月起用的車廂廣告「神啊，請讓我女兒的理想學校是在福岡縣內吧！」，就不難理解這則廣告為何會引發爭議，甚至被一些民眾要求撤回。
西日本鐵路公司的車廂廣告（取自twilab）
西日本鐵路公司原本想打親情牌，表達父母希望讓女兒留在身邊的不捨心情。然而，由於日本女性（尤其出身鄉下的女性）長期處在「女性不用念大學」的歧視結構中，因此不少人直指這個廣告帶有女性偏見，並且質疑：為什麼女兒就得要在縣內上大學？
批評者指出，相對於親情訴求，這則廣告更說明了日本女性至今仍被視為從屬品，被認為最好不要去上大學，應該留在父母身邊以便被密切管理。雖然有人試圖從家庭經濟能力的角度重新解釋這則廣告，但反對者也提出反駁，認為假如是因無法負擔女兒赴外地就學的費用，那就請祈禱女兒考取較為省錢的國立大學，或者是不分性別地，也對兒子做出同樣的祈禱。
回頭來說，前述東京醫大事件的後續發展，也讓人無言以對。東京醫大為了應對醜聞風暴，在同年（2018）10月遴選出創校百年以來的第一位女校長。顯然校方希望藉由女校長的出現，洗刷外界對該校歧視女性、甚至「厭女」的印象。然而，在處理被害考生的補償問題上，即使是女校長上任，也無法改變醫界既有的女性歧視結構。在校方重新釋出44個錄取名額後，有49名「被落榜」的考生重新提出申請，但限於名額，最後刷掉了5人。既巧合又諷刺的是，被刷掉的這5人又通通是女性。
NHK在東京醫大醜聞發生後，曾針對醫療產業的女性進行問卷調查，結果卻讓人倍感無力。女性受訪者中，竟有六成表示「能理解東京醫大對女生扣分的做法」。這個結果，除了顯示這種排擠、歧視女性的手段已成為日本醫界的潛規則，更顯示日本女性多數仍依存於男性主導的社會規則，甚至在有意無意間加入了「厭女」的陣容，引發自我厭惡。
社會學者上野千鶴子在《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一書中，曾對日本女性的這種現象做出提醒，她強調不是只有男性才患有厭女症，女性也會染上，且女性一旦染上就更加麻煩，因為女性的「厭女症」是一種自我厭惡。就目前的情況觀之，上野的提醒似乎作用有限。
▉職場女性對男性社會的反擊與反省
就在安倍積極倡議「女性經濟學」時，朝日電視台在2012年底推出以外科派遣女醫生大門未知子為主角的日劇《Doctor-X》，其後該劇以重複到了無趣味的套路，一路演到第五季（2017），收視率還「絕對不會失敗」（大門未知子的口頭禪）。
劇中這個完全不理睬日本醫界規範與男女尊卑制度，無視大學附屬醫院的「出世」（出人頭地）邏輯，單槍匹馬迎戰外科世界的遊戲規則的女醫師，在日本社會普遍瀰漫著「女性活躍」卻又「厭女」的氛圍下，可說是給出了一記迎頭重擊。
富士電視台在1998年即已推出的《庶務二課》，也在2013年時捲土重來，推出續集。該劇的主角是一群被公司視為廢物，而被塞入架構最底層總務課的女上班族，透過她們與業務部高層的對抗，表現出女性在職場上所面臨的階級與性別的雙重壓迫。
而在同樣討論這種雙重壓迫的《問題餐廳》（2015），一群在職場或生活上遭受父權各種壓榨的女性，合開了一家展現自我風格的西式餐廳，試圖與象徵階級與父權社會的大型西餐廳相抗衡。
這些作品刻畫出女性在與階級、性別壓迫對抗的過程中，以大擊小、以卵擊石，但是，這些如同薛西弗斯神話般無止盡的挫敗與重來，雖一再讓女性觀眾感同身受，卻也無法讓她們跳出社會既定的階級與性別框架。
這或許與日本人具有高度集體主義的傾向有關。這種不與別人不同的從眾傾向，讓日本女性強烈要求自己要「合群」：不能成為不服從社會潛規則的「異端」或「野獸」，不能選擇少數人走的個人主義道路。
在日本電視台推出的《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2018）中，女主角深海晶象徵著安分蜷縮在這種集體主義規範下的標準職場女性範本：不違抗上司、完美地完成上司交付的一切任務、得體的應對進退、甜美的笑容、溫順的態度、色調柔和且不凸顯自我風格的著裝，甚至包括忍受上司的隨意吼叫、客戶的性騷擾、被迫對男客戶下跪謝罪等男性職場暴力。
而當深海晶試圖跳出這種如同大和撫子般的典型日本女性範式時，男上司卻認定這是她步入任性的反抗期，而男友則視之為不可愛。最後，不想捨棄自己人生的深海晶，只能選擇離職與分手，領起失業救濟金。
▉全職主婦對「女性活躍」的質疑
除了在職場上規範女性的形象與勞動力之外，榨取全職主婦的勞動力，也是日本社會（或說亞洲社會）的一大問題。
在安倍「女性經濟學」的邏輯下，女性在承擔家庭責任之外，還必須工作。也就是說，除了結婚生子、教養子女、照看老人、承擔家務、精打細算、兼差貼補家用之外，現在女性還必須在職場上大顯身手，必須「女性活躍」，以便為提振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做出貢獻。
全力承擔家庭責任的全職主婦，難道就不是付出勞動力？難道對日本的GDP就沒有貢獻嗎？不少全職主婦對此感到疑惑。然而，根據相關的統計數據顯示，日本全職主婦一年無償家務勞動的總時數，約有2199小時。若將此換算成年薪，大約是304.1萬日元（折合新台幣約839,000元），這還不包括她們兼差所賺來的收入。
也因此，不少全職主婦對安倍政府提倡的政策感到不太舒服，她們認為安倍的主張，完全無視她們願為家庭付出所做出的個人選擇，也無視她們對社會、對經濟、對日本所做出的貢獻，只粗暴地將她們視為「日本潛在勞動力」、「最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資源」，一群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廉價勞工。
是以，安倍政府企圖以「女性活躍」來補足日本勞動力的想法，被認為最終只是將女性視為附屬品的物化思考，女性不禁對他們提出質疑：「對你們來說，女性到底是什麼？」
（Photo by Luke Braswell on Unsplash）
誠然，安倍政府的初衷可能沒那麼反動，但因為上述的種種問題，以及潛藏在日本社會內部的「厭女症」，讓安倍政府的「女性經濟學」顯得有些灰頭土臉。如同文章開頭提到的西武SOGO廣告上的文案：「如果只是鼓吹女性要在職場大顯身手的『女性時代』，那永遠都別來了。」這或許是不少日本女性針對「讓女性閃耀光芒的日本」的倡議，所做出的最真實的內在反映。●
生命暗章
專訪》冰箱也放滿台灣的書！40年與10年的翻譯緣：訪台灣文學譯者下村作次郎、蔣永學
2月中，來自日本的台灣文學研究者下村作次郎，和來自德國的漢學博士Thilo Diefenbach（漢名蔣永學），應國立台灣文學館「譯者駐村計畫」之邀，抵達沒有冬天的台南，展開為期一個月的駐村活動。採訪前幾日，他們來到陰雨綿綿的台北，蔣永學沒帶傘，採訪結束離開齊東詩舍時，和下村合撐一把傘。
與台灣結緣的瞬間，就註定要與討人厭的氣候共處。下村翻譯夏曼．藍波安的作品時，想去蘭嶼探勘，5次行程有兩次因為颱風告吹；住在柏林的蔣永學，則是對台灣又濕又熱的夏天敬謝不敏。
不過再大的颱風，大概也吹不熄他們對台灣文學的熱情。下村翻譯台灣文學將近40年，在台灣演講時，譯作擺滿桌面，讓蔣永學直呼：「好羨慕！」近日他已初步完成陳耀昌《傀儡花》的翻譯，將在日本付梓。
蔣永學翻譯台灣文學的時間，雖然只有下村的四分之一，但他在德國擔任《東亞文學雜誌》（Hefte für ostasiatische Literatur）副編輯的5年期間，每期雜誌必有台灣文學，同時他也在德國出版《戒嚴，台灣文學選集》（Kriegsrecht。Neue Literatur aus Taiwan），目前更積極準備撰寫台灣的文學史。
「譯者駐村計畫」是文化部自2016年起推行的「Books from Taiwan」計畫的一環，第一屆駐村計畫由台文館主持。Books from Taiwan除了延續以往的翻譯補助，也致力於暢通譯作出版流程，培育版權人才、參與國際書展。其中的譯者駐村計畫，希望幫助譯者更準確表達台灣，並吸引更多譯者翻譯台灣文學。
在計畫的邀請下，下村與蔣永學千里迢迢來到台南「南寧文學．家」。雖說是駐村，不過這一個月內，兩人在台灣島內南北、西東頻繁移動：大眾演講、與作者互動、作品相關地點探查、譯者工作坊、拜訪出版社，行程排滿滿。台文館館長蘇碩斌笑稱：「這次計畫根本是極盡可能在『壓榨譯者』。」
▉台灣文學放房間，冰箱則放台灣社會類的書
面對馬拉松般的「壓榨」行程，兩位譯者倒也甘之如飴。下村造訪《傀儡花》的場景打狗旗後，除了坐船出海，也前往書中提及的「旗後醫館」。他們還到了枋寮，下村形容，跟大家一起坐火車南下時，看到寫著「枋寮」的牌子，內心就澎湃不已。
蔣永學則趁這次機會，與眾多台灣文學研究者交流，為他籌備中的台灣文學史做準備。他特別提到在台文館文學外譯中心有自己的辦公桌，還戲稱：「這幾週算是台文館的同事。」
豐富的體驗之外，倆人也有了不少實質的斬獲。
「他到台南馬上就要去二手書店，我嚇了一跳。我要吃飯，他不是，他要先到二手書店。到台北也一樣！」下村不可思議地說。
下村對書的愛其實不輸蔣永學，1980年到82年他曾在台北住了兩年，每個禮拜總會到光華商場找舊書店，尤其愛到「妙章書店」尋寶。可惜退休後沒了研究室，書堆在家裡又會被唸，只能減少藏書量。
「我現在柏林的房子裡面全部都是書，連冰箱裡面都是書。」講到藏書處，蔣永學語出驚人，說自家冰箱早就拔掉插頭，拿來放書，一格一格當書架剛剛好。
蔣永學接著又說：「問題在於，我從台南已經寄出去3個郵包，一共35公斤，裡面都是書，台灣文學館也寄給我兩個大箱子，裡面都是書。所以我回國以後，我的房子又多了七十多公斤的書。」70公斤的書要放哪裡？蔣永學想了想說：「浴室。」講完自己也忍俊不禁。
蔣永學認真訴苦的同時，下村在一旁笑得樂不可支，連呼了5次「可憐」。那下村老師的冰箱放不放書呢？他臉色一正，堅定地說：「冰箱很重要的，我需要冰塊。」
▉外面下雨了？當然是外面啊，裡面哪裡會下雨呢？
聊起日常，兩位譯者像是對活寶，一搭一唱宛如說相聲，蔣永學頻頻分享自己的生活趣事，下村則是個冷面笑匠。不過聊起翻譯，兩人卻立刻變身為滿腹詩書的學者。
齊東詩舍窗外雨聲滴滴答答，蔣永學應景地舉例：「華語常常會加一些其實不用加的細節，比如說『外面下雨了』。當然是外面啊，裡面哪裡會下雨呢？如果直接翻譯成德文，就會有點彆扭，可以直接拿掉『外面』。」
駐村期間參與德文／日文譯者工作坊時，兩人也與來自不同地方的譯者交換了許多經驗。令下村印象深刻的是有關「髒話」的討論。他說：「中國語的罵詞很厲害，可是沒辦法翻譯。日文最多就是『馬鹿野郎』（笨蛋混帳）、『くそ』（混蛋）。」
對於台灣動不動就問候別人家人、祖宗的髒話，日文裡沒有對應，最嚴重的用詞，就是「お前の母ちゃん、でべそ」（你的媽媽是凸肚臍）。
討論髒話的翻譯時，下村有些不好意思，蔣永學則在旁邊一直偷笑，問他怎麼看，他扮了個鬼臉，說道：「才不是我的專業領域！」然後提起另一個常讓他困擾的翻譯問題：「誤會」。他以原住民作家Lamuru Pakawyan（林嵐欣）的〈不是，她是我VuVu！〉為例，故事主人翁是一個5歲小女孩，常常聽錯成人講的話。有一次，她把「便利店」聽成了「便秘店」。
「德語裡面要怎麼翻譯？你要模仿這個笑話，就要找到德語裡發音比較接近的兩個詞才行。」苦惱許久，蔣永學的解方是「Supermarkt」（超市）和「Pupermarkt」（Pupen是放屁的意思）。
「可能別的譯者會覺得我解決的方法不太好，但我沒想到更好的。」蔣永學謙遜地說。
▉莫那能一邊按摩，一邊唱〈鐘聲響起時—給受難的山地雛妓姊妹們〉
日常用語的翻譯已經不容易，蔣永學最近著手翻譯漢詩，更是平添不少煩惱。漢詩工整的格律和聲調都讓他頭痛萬分，只能盡量讓音節符合中文字數，並盡量押韻。他皺眉表示：「日文還有漢字，德語跟華語一點共同點都沒有，所以距離更大了。」
「地理上的距離也很遠。」下村說。
「對，語言上也是，文化上也是。」
「時差也很多。」
蔣永學爆笑：「那倒也是。」
論及翻譯的種種距離，文化恐怕是最難跨越的坎。為了更貼近作品，譯者或需尋訪作者本人，或需親臨作品現場。
有時候，與作者交涉相當麻煩，不過蔣永學遇到的大多數台灣作家都非常友好。他說：「我一跟作家聯絡，他們就非常高興，邀請我到他們那裡去，介紹他們得到靈感的地方。每一次都是美好的經驗。」
下村與作家們更是累積了多年的情份。開始翻譯原住民文學後，他多次進入部落訪查，除了夏曼．藍波安的故鄉蘭嶼，還去過田雅各的故鄉南投信義鄉。
為了翻譯霧社事件，下村也多次前往霧社，並造訪遺族被迫遷居的地點清流部落。往返過程中，他與報導文學家鄧相揚、長期關注部落歷史的Takun Walis（邱建堂）和Dakis Pawan（郭明正）成為好友，每當下村來到台灣，他們總會抽空相見，把酒言歡。
下村印象深刻的交流，還有與莫那能（Malieyafusi Monaneng）的初見面。1991年，透過作家林文義的介紹，下村來到莫那能的按摩店。為了不打擾莫那能工作，他就當客人，給莫那能按摩了一小時。快結束時，莫那能為他唱了一首歌。當時下村並不懂歌詞的內容，但至今仍可以稍微哼出：「教堂的鐘聲……你知道嗎？學校的鐘聲……你知道嗎？」
下村回去後查找資料，才知道那是〈鐘聲響起時——給受難的山地雛妓姊妹們〉，想到背後的沉重歷史，他至今都難以忘懷。
▉台灣有許多負面的人類經驗，但可以為了未來的人變成正面
為了執筆台灣文學史，蔣永學努力鑽研台灣歷史許久，他趁這次駐村機會，請教了許多學者專家。蔣永學強調，他寫的文學史希望能包括「所有跟台灣文學有關的語言、文學」。
他說：「我不要排除外省人、原住民、或者日本人。至少都要提到，那些語言我當然不會，我只會英文和華語，連台語都不會。但我透過英文的、華語的中介，可以介紹一下這些不同族群語言、文學的情況。」
蔣永學預計從原住民口傳文學談起，接著談漢人的口傳文學；第二章由西拉雅族的文字開始，再進入古典文學；最後一章則是談新文學。他還提到，他的章節不會以政權的交替為分界，而是要以文學史的重要里程碑切分。
「日本殖民台灣1895年前後，台灣人都是寫漢詩或詞，用文言文，沒有變化，所以這不是重要的新時期的開始，1920年才是新文學運動的開始。1945年戰爭結束後，台灣本土的文學家還是用日文寫，是直到1946年禁止日語專欄，才又改變。」蔣永學說明。
而提及對語言的箝制，下村立刻想起客家作家鍾肇政。鍾肇政本來用日語寫作，戰後卻只能拚命學習中文，直到能以中文完整表達想法。雪上加霜的是，因為殖民時期與戰後限制客語的使用，更讓他深愛的母語面臨消失的危機。
話題至此，兩位譯者都沉默了。終於，下村悠悠地說：「台灣很重要的地方在於，從人類的經驗來說，有很多負面的經驗，負面經驗可以為了未來的人，變成正面，這個是我們需要做的。你們的體驗對人類遺產來說，很重要。」
頓了頓，他又強調了一次：「真的不只是負面的，可以變成正面的，是為了未來的。」
▉希望台灣可以好好保護自己，讓我們繼續從事台灣文學的工作
所謂愛之深，責之切，蔣永學對台灣的文學懷抱期待，然而最近他有點擔憂的是，台灣似乎出現越來越多環繞「個人」的作品。
「我不確定是不是主流，但我發現很多書忽視外在的世界，專注個人小小的生活。」蔣永學說：「我可以理解每個人都有這樣的願望，希望好好過日子，照顧好自己，不希望別人打擾，像是掛一個『請勿打擾』的牌子。可是光掛這樣的牌子沒辦法防衛壞人，不能保護自己，因為還是有一些人非常願意來打擾。」
兩位譯者共同期望的是，台灣可以好好保護自己、保護自己的文化，讓他們能繼續從事台灣文學的翻譯工作。
一個月的行程裡，包含了兩場公開演講，與16位專業譯者進行的工作坊，拜訪十餘家出版社，帶回近百冊值得翻譯的推薦書。或許有無這次行程，都不會影響下村和蔣永學對台灣文學的鍾愛，但因為有這次行程，他們與台灣——也與彼此——有了更多的羈絆。
訪問過程中，聽到蔣永學提及不喜歡說「光復台灣」時，筆者提供中性用詞「接收」作為建議。採訪結束後，蔣永學和下村討論著接下來的行程，提到要到「光復路」。
「應該說，要去『接收路』吧？」蔣永學冒出了一句。
「介壽路？」方才提到的「誤會」實際上演，我一頭霧水。
準備走出齊東詩舍時，下村看到一個小冰箱，溫雅地笑問工作人員：「這裡面有書嗎？」這次換工作人員一頭霧水了。
台灣的書想要打進國際出版市場，就像是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然而有如此可愛又可敬的譯者為台灣努力，或許，小蝦米有一天真的可以在海洋大放異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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