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那日的早晨大雨如傾，市中心車道擁擠，但張貴興早早就到場，好整以暇候著。讀者的等待則綿延更長，上一次他出版長篇小說，距今已隔17年。

1976年張貴興赴台求學，畢業於師大英語系，後入籍中華民國。和當時大多數作家一樣，他先從文學獎嶄露頭角，大學時期就已頻頻獲獎，幾乎一出手就能獲得不錯的迴響，曾獲時報文學獎小說優等獎、中篇小說獎、時報文學推薦獎等。

自1992年的《賽蓮之歌》後，每隔2、3年張貴興都有新作問世，長篇小說《群象》和《猴杯》更讓他聲名大噪。然而2001年後他即少有新作，2013年出版中、短篇小說集《沙龍祖母》，號稱是重現文壇的暖身之作，但此後只有一篇長文在文學雜誌上現身，再無其他作品發表。平日亦深居簡出，極少在公開場合露面。

這本新書《野豬渡河》，出版社在宣傳上擺開大陣仗，強調17年磨成一劍。張貴興則說：「出版社誇張了，我這本書只寫了一年多。」

過去接受採訪時，張貴興曾提到，自己有時會一邊看學生早自習，一邊伏於講台前寫作，學生也知趣地不打擾他。2016年7月，他自台北市成淵高中英文科退休。雖然可繼續教書，但為了專心寫作，他選擇一屆退休年齡即卸下教職。此後花了一年多，完成《野豬渡河》。

問他空白的這十幾年，都做些什麼？張貴興平淡地說，「就是閱讀跟寫筆記。」讀的速度很慢，但做了許多筆記，將想到的場景與意象一一記錄下來。如此說來，十多年磨一劍，或許並不誇張。

張貴興鮮少涉足文壇，多年來他的主業就是教師。近年雖有數本研究他的專論，學術界更視他為「當今最重要的華文作家之一」，但這一切似與他無關，他並沒有刻意追求作家的光環。不過，選擇屆齡退休專心寫作，或許正透露出，他本質就是一位小說家。

▇太多詩意的老文青

張貴興的長篇小說創作，多在繪製雨林原鄉的圖景。《野豬渡河》雖也發生在雨林，但他自覺更勝以往。這部作品由25個章節構成，每篇初初閱讀時看似獨立，讀完又覺得無法割捨任何章節。作家運用時間順序的錯落及虛虛實實的書寫，以歷史為主，卻又與一般平鋪直敘的歷史小說大不相同。「我的敘述時空是跳躍式的，有時候現在，有時候過去，時間是很長的，但主要集中在1941年至1945年。」小說背景設定於二戰前後，張貴興企圖從複雜的人物與時序安排，展現超越以往的敘事技術。

「這本小說跟過去的小說有很大的不一樣，」張貴興說：「我之前的小說，如《猴杯》幾乎沒有什麼故事，情節的推展非常緩慢，甚至會給讀者很多閱讀障礙。這本新小說，情節的推展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人物很多且關係複雜。文字風格方面也不太一樣，至少我認為是自我的超越，不能跟之前一樣，總要往前走。」

評論者常評及張貴興小說中的詩意表現，他自況：「你看我寫《賽蓮之歌》，就知道我是一個很文青的人。」問及《野豬渡河》是否是他最滿意的作品？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是，至少在下一本書出來以前是。」在此之前，他評價自己最喜愛的作品是《賽蓮之歌》，有點像是自傳體小說。另外入列的還包括《群象》和《猴杯》，「其他作品，現在我都不想提了。」說畢，他自己笑了。

▇從前的荒地，現在高房價

《野豬渡河》的原型之一，來自張貴興父親的相親經驗。張父年輕時，日本人會抓未婚女子充當慰安婦，已婚者則放過，因此未婚女性紛紛忙著結婚。張父曾與一名女子相親，對方面相姣好、長髮飄逸，因突然刮一陣西南風，吹起覆蓋的頭髮，露出臉上的胎疤，最後相親未果，父親才與母親結婚。張貴興常常想到這個面有胎疤的女子，遂將她發展為小說中的人物。

雨林場景也來自記憶。張貴興說：「我出生的地方就是在雨林邊陲的小鎮，在我那個時代，那個地方還是非常荒涼，抬頭就看到天上有老鷹，地上有大蜥蜴，樹上有猴子，穿山甲時常還會跑到家裡。加上歷史背景，在這種地理環境，很自然就會把它寫進小說裡。」

再如書中〈龐蒂亞娜〉一章，引言中描述馬來女吸血鬼是孕婦死後變成，這並非來自西洋的吸血鬼故事，而是當地普遍熟知的坊間傳說。書中還有許多人物的原型都來自在地人士，像是牙醫、攝影師、賣雜貨等角色。問他當年那些人物出沒的地方現在還在嗎？他回答，還在，但已大不相同，從前的荒地「現在房價是附近最高的」。

▇寫給砂勞越的華人

張貴興曾在《猴杯》描繪主角雉的離散處境：雉19歲來台讀大學，畢業後用雙重國籍入籍台灣，隨後放棄馬國國籍，台灣人卻把主角當成東南亞的野蠻人。這樣的鄉愁，到寫作《野豬渡河》時，有什麼轉變嗎？

張貴興說，台灣人一直把他當成「馬來幫」，有時又當成台灣人：「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太太、我兒女都是台灣人，但我的兄弟姊妹現在也都還在馬來西亞。你說鄉愁，是因為我從小在那個地方長大，但現在鄉愁已經慢慢減少。我不是用鄉愁來看待故鄉了。」

他舉例：喬埃斯《都柏林人》寫20世紀初期愛爾蘭首都的都柏林人，面對歐洲來勢洶洶的資本主義、文化、科技的心理轉折，他們有種又自卑又仰慕的複雜心理：「這種心理在我看來，普遍存在於砂勞越的華人心裡。」很多當地華人在殖民地時期，不管是受華語教育或英語教育，都被教育成英國人。為了生活，漠然接受英國的統治，漠然承認英國政權的正當性，內化成被殖民者的價值觀。

因為這種英國高高在上、華人卑微在下的階級差異，造成自卑又驕傲的心態。南洋華人有寄人籬下的自卑感，又經常夢想成為驕傲的（假）英國人：「一堆中國人坐在一起，他們也許不是受華語教育，但他們會講方言，會講客家話、廣東話、福建話，可是他們都用英語交談，全都用英文，而且講得洋洋得意，好像自己是英國人的樣子。我覺得很不以為然。他們心甘情願地，心懷感激地被壓迫著。」景況類似《都柏林人》，或許也可類比台灣與日本的關係。

「但人在面對困境與衝突時，會產生一種自覺，像一面鏡子，照亮靈魂，而有了頓悟。」張貴興說。

故鄉砂勞越是在被迫的狀態下，加入馬來西亞。因為有著豐富的天然資源，過去被英國人剝削，現在被馬來亞剝削，大部分資源被轉移去建設馬來亞，而砂勞越本地卻仍然貧窮與落後。既使現在華人有自覺，希望獨立，但馬來亞政府是不可能放過砂勞越的。

張貴興看見砂勞越的華人雖然開始漸漸有自覺與頓悟，但不敢面對自己的靈魂，活在一種麻痺與軟弱的狀態中。「我現在寫作會用一種批判當地華人的角度，因為砂勞越到現在還是被馬來亞政府剝削。」張貴興將鄉愁換置，以批判的方式思考故鄉現況的困境，藉小說回顧歷史、檢討現狀。他的下部小說應會繼續書寫婆羅洲，有計畫性地梳理婆羅洲整體的歷史脈動。

▇對悲劇的著迷

張貴興的作品偶會出現武俠及民間傳說的元素，除了前述〈龐蒂亞娜〉取材自馬來民間的吸血鬼傳說，《伏虎》中的〈武林餘事〉也呈現武俠元素。他讀金庸小說和一般讀者不一樣，他將它當成純文學研讀，從中看見金庸受莎士比亞影響很深。悲劇精神是張貴興一再強調的重點：人物磨難到最後極致，人性的美麗與偉大的光輝慢慢地自然會體現，這也展現在《野豬渡河》主角關亞鳳身上。

張貴興自認影響自己最深的西方文學家，首位是莎士比亞。「我中學的時候就閱讀莎士比亞，還沒來台灣之前就讀他的作品。他的重要作品我至少都讀了五、六遍以上，有些地方我可以倒背如流，但現在已經大概忘得差不多了。」

張貴興說：「他（莎士比亞）的作品影響我最大的是裡面呈現的張力跟強度。你讀他的作品就好像開一部跑車，一開始油門壓到底，砰～就衝到了底線，所以你必須看第二遍、第三遍，才能看得更清楚。第二遍把速度慢下來，開慢車，用步行的方式，去看周遭風景。看兩三遍還不夠，以後你還要慢慢用跳躍、空降的方式去讀那些你很熟悉的東西。隨著年齡增長還要反覆閱讀，他的精髓才會慢慢出來。」

其次是喬埃斯，如上文提及的《都柏林人》對比砂勞越華人處境，以及《尤利西斯》等作。張貴興自陳《賽蓮之歌》有一小部分即受到喬埃斯的成長小說《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影響，但兩者並不一樣：「我寫的《賽蓮之歌》是情慾啟蒙的部分。」

另外，福克納小說通過各種角度敘述、意識流、希臘神話、聖經等，展現非常複雜、冗長而斤斤計較的精緻文字。馬奎斯的魔幻寫實則彷佛出現新境界，「他創立出來的魔幻世界，好像不屬於地球，好像是宇宙大爆炸出現的一個新的星球、新的東西。」

影響張貴興的西方作家，大抵就是這四人：「這四位作家，是我可以一直重複閱讀的。」講起自己喜愛的作家作品與文學人物，張貴興如數家珍。

至於中國文學，五四以前第一個讓他想到的人物是孫悟空，其他還有《史記》的項羽、《紅樓夢》的賈寶玉等。五四以後則有魯迅筆下的阿Q、老舍的駱駝祥子、錢鍾書《圍城》裡的方鴻漸、莫言《透明的紅蘿蔔 》中的黑孩，以及金庸筆下的喬峰與楊過等人。這些人物的影響所及不只在創作層次，「就好像進入我的生命一樣，甚至影響著我的思考模式、我的生活方式。」張貴興說。

▇專注於小說

雖然在台灣被視為馬華幫，但張貴興大多數學生並不在乎他是從哪個國家來的。偶有學生問起：「老師，你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張貴興回答：「我是華人，我在馬來西亞是華人，我在台灣也是華人。」學生無法理解其中背景的複雜，他並不以為意。「我無所謂，」訪談中觸及這類問題時，他最常這樣回答。

對於自己應該如何在（台灣）文學史中定位，張貴興說：「我把作品寫好就好，那是我沒有能力影響的事。」他開玩笑說，這種事情交給黃錦樹跟張錦忠吧。「放在台灣文學中，我不反對，這是可以的；排除掉，我覺得也無所謂；不承認我是台灣文學，我也無所謂。」他隨後說到：「把作品寫得好最重要，沒有好的作品，說什麼都是假的，作品的力量最大。」

寫作時，是否有預設的讀者呢？張貴興答：「有時候會有。我是寫給台灣人看的？還是寫給馬來西亞的人看的呢？兩者都有。有時候我會想，如果被翻譯成英文，人家會怎麼看。不過，真正寫的時候，就沒有在想這個東西。」

問及台灣社會的整體氛圍與文壇發展，有無影響到他的創作，張貴興的回答是：「嚴格說起來沒有。」問他是否喜歡在台灣旅遊，他也表現出沒興趣，說每次出去，都是跟高中畢業班一起畢業旅行，自己很少出門。年輕時還會跟高中生一起坐海盜船，後來也都不會了。

雖然總用無所謂來回應這類問題，但這或許正透露出張貴興面對族群問題時的小心翼翼。除了小說作品受主流評論的相對忽視，長年在公務教育體系中，同儕或學生也難免觸及族群相關問題。面對台灣的拘謹侷促，與談起故鄉歷史及經典文學時的精神奕奕，形成極大的反差。或許也是他在作品中如此張揚揮灑的部分原因。

張貴興透露，來台灣生活那麼久，他心中也有寫台灣的盤算：「我打算最後一部長篇作品，以台灣為背景。我在台灣住了四十幾年，總要有一部以這裡為背景的長篇，不然對不起台灣。」是不是太多評論者提起這類問題，讓他不得不寫台灣題材？他說：「不，我自己也想寫。四十幾年了，總有些東西可以寫。」

採訪結束後，進行拍攝時，張貴興聊起砂勞越的歷史，專注得旁若無人。問他要不要看攝影師拍攝的成果，他毫不考慮地拒絕了，對於鏡頭後自己的模樣，他顯得一點興趣也沒有。採訪前Openbook編輯部曾建議他穿西裝或襯衫，但他並不理睬。指了指身上的褚紅圓領鈕扣T恤，他說：「去見總統，我也穿這樣！」●

採訪：白依璇／撰稿：白依璇、吳致良／攝影：王志元／場地贊助：高傳真studio

有一次上廣播節目談科普書，主持人開門見山問了一個問題：「這些書，對你們科學家應該太簡單了吧！你們平時真有興趣讀科普、寫科普嗎？」

這的確是個犀利的問題。合理的推想，認真的科學家應該提不起勁來講究簡單的科普書吧。為了顯示我是很認真的科學家，後來再上這個節目時，我只好談皮凱提的《21世紀資本論》。

事實上，西方的科學家，常態性地會從事科普的書寫，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雜誌的文章。它細緻、親切卻精確的書寫，特別是對科學家自己的科學活動的傳神描述，可以說是科學寫作的範例。不只雜誌，只要出現新發現、新理論，從基因組、希格斯粒子，到最近的引力波，很快就有專家將這些令人興奮的結果，奮力寫成科普書，吸引一般大眾的目光。畢竟科學的研究，無論經費上、士氣上都要依賴社會的支持才能持續。

但科學家對科普的熱情，並不僅限於一份責任感。

我從小的偶像是費曼（Richard Phillips Feynman），他可以說是科普精神的典範。科學的重心在戰後由歐洲轉移到美國，費曼是第一代完全在美國養成的大師級物理學家。除了科學上的成就，他也是一位好老師、優秀的溝通者。他自己非常自豪可以找到方法，把深奧的概念用直覺的推理，比手畫腳地講到連剛開始學的大一新生都能聽懂；而且他的熱情，讓你感覺這是必要的。

據說，某次一個大一新鮮人問了他一個問題：「為什麼自旋為二分之一的基本粒子，就一定遵守費米統計？」費曼看了看他：「我來準備一堂課就講這個。」過了幾天，費曼痛苦地回來告訴他：「我做不到，我沒辦法把它簡化到大一程度，可見我們物理學家自己還沒有真的搞懂這件事。」

這是一種擁抱群眾的謙遜與熱情。套句新書的廣告詞：科學實在太有趣了，不能只有科學家知道。科學對費曼來說是充滿樂趣與美的。他的藝術家朋友曾經手拿一朵花，嘲笑科學家只知道分析，不像藝術家懂得欣賞花的美。費曼覺得這實在是超笨的（見The Pleasure of Finding Things Out, Feynman, 1999）。

首先科學家也可以感覺得到花的美，而且他可以更深入看到裡面細胞的運作：他可以了解花的色彩會吸引昆蟲，他可以因此推論昆蟲一定也看得懂色彩，他更可以進一步追問昆蟲是否有美感。有這麼多有趣的發現與問題，都是奠基在美感所能欣賞到的美之上，這不是非常快樂的嗎？

費曼的溝通態度不只是面對大眾，他面對科學也是如此。費曼最偉大的發明就是費曼圖，這種圖是把相當複雜的計算，非常精巧奧妙地，用如漫畫一樣的圖解來表示。例如以下這張圖，就是兩個電子透過交換一個光子，進行電磁交互作用的散射。你看，多簡單。

更厲害的是，在這個圖中，每個元件都對應一個數學式，將所有的數學式乘起來，就可以得到這個散射發生的機率。

嚴格講，費曼圖只是一個計算的簿記，但因為太生動了，現在幾乎已或多或少被當成真實發生的事情了。面對大眾、吸引大眾，就不能太計較。

但也有不喜歡迎合大眾的科學家，施溫格（E. Schwinger）就是這樣的例子。施溫格並不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但他與費曼是同一個時代的大師。同一年（差3個月）同樣在紐約市出生（剛剛才發現，戰後到60年代前，最偉大的5位粒子物理學家全都出生在紐約市，怎麼回事？），同一年因解決同樣的問題（量子電動力學的重整化）得到諾貝爾獎。兩人互為瑜亮，個性果然也天差地別。讓我提醒大家：施溫格比費曼早了一年算出後來得到諾貝爾獎的結果。

施溫格正經、有點嚴肅、害羞、不善寒暄，很難親近，連學生都不喜歡面對，何況是大眾。我聽他的學生，康乃爾大學的顏東茂教授描述，施溫格在哈佛大學物理系時很少進辦公室（而且都很晚），他指導的學生得像掛號看病一樣，在他很有限的時間內，排隊等著與他討論。

那總得上課吧？上課也是一絕。據說，施溫格一進教室就開始講，就像演奏會，中間完全沒有空隙讓你發問（你怎麼好意思打斷他那如莫札特音樂般優美的演講）。等到下課時間一到，他一定優雅地正好走到黑板與門之間結束，然後一溜煙，直接走出教室。學生自然會蜂擁而上，追著他問問題，但通常都追不上。有一次，他在廁所被堵到了，學生直接站在門口等他，等了非常久都不見施溫格出來，進去一找才發現他已從窗子逃了！

施溫格的研究以嚴謹著稱，他曾說過：「如同矽晶片，費曼圖將計算能力帶給了大眾。」這句話，恐怕是有一點貶意。因為以他的標準，費曼圖混淆了真實與簿記，實在是非常誤導的一個工具（波爾就曾批評，粒子不是遵守測不準原理，位置與動量無法同時精確測量，怎麼現在又可以畫出一條軌跡來了呢？）。

施溫格上課、研究都不用費曼圖，學生用他就皺起眉頭。但費曼圖簡直像流行音樂，禁也禁不了。傳說有一次，施溫格在上課時出了一個題目給學生做，自己就先離開教室。施溫格一走，學生一起擠到講台前，把黑板翻過來，直接用費曼圖，很快把答案算出來。等到施溫格回來時，學生們已經把費曼圖擦得乾乾淨淨，只留下正確的答案。據說施溫格一直不知道這回事，也許這就是自視甚高的天才的寂寞吧。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曾經比較這兩位大師（或許有些偏心，但針對施溫格的部分應該是對的），他說：費曼是本能的小丑，加上職業的不遵循常規者（professional nonconformist），加上聰明的物理學家，他在成為偉大物理學家的同時，也成為了一個大表演家。施溫格害羞、博學、以完美而手藝高超的句子講話與書寫，是個有文化修養的完美主義者，安靜而內向的紳士。

但無論大師怎麼想，即使費曼圖可能不是那麼嚴格，重點是容易溝通。科學已由少數菁英的遊戲，進入了眾人或多或少都能參與的時代，現在粒子物理的科普演講絕對少不了畫上幾個費曼圖，來顯示演講者親民的作風。而躲避學生的施溫格，卻訓練出大量非常優秀的學生（數一數竟有70人，至少4個諾貝爾獎得主。相對的，費曼就少得多），而且大部分學生在回憶時，想到施溫格對他們的啟發，都感覺受用一生。

施溫格與費曼以不同方法解決同一個問題而同獲1965年的諾貝爾物理獎，這顯示兩個人都參與了當時的科學社群強烈關注的研究活動。也就是說，無論什麼樣的個性，科學家共同的志業都得面對科學社群，聆聽、對話、辯論、說服。看似離群索居的施溫格，其實也必須入世。

科學離不開科學社群。這個社群定義了問題，也提供了對話的對象，更重要的，它規定了規則。在科學活動中，參與者的任何陳述永遠隱含著一個承諾：我隨時準備為自己的陳述，向科學社群辯護或提供理由（justify）。關鍵是：辯護時所訴諸的不能是權威、宗教、情感，而只能是理性。而所謂理性，就是無論任何人，即使是販夫走卒，只要願意運用其天賦智能，就必須能夠理解、能被說服的思想方式，所以是人人能懂、也必須是人人能懂的。引用費曼的話：如果沒辦法把一個科學簡化到大眾程度，科學家一定還沒有真的搞定這件事。

當學生或一般人殷切地問：「費曼先生，憑什麼物體運動速度不能快過光速？」費曼那種自然熱切的回應：「讓我解釋給你聽……」就如同在科學活動中，科學家為自己所相信的論述，提供一個理由的辯護精神，而且必須是任何有理性的人，只要願意就能夠理解的理由。

這是內在於科學核心本質的。這類提供理由的動作，對科學家來說是本能的。因此我大膽主張：科學家對科普的熱情，是這種本能在無意識狀態下的反射動作。

科學家會有興趣讀或寫科普書嗎？會，因為與人，與所有人溝通，本來就是科學的本質。●

張嘉泓
理論粒子物理學家，畢業於哈佛大學物理系，現任教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系，曾經擔任時報開卷版書評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