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瑟．勒思（Arthur Less）出過3本書，年近半百的他當文壇大佬太菜，當新銳作家又太老，青黃不接的寫作生涯最驚人的成就或許是21歲的時候，和傳奇詩人談了一場老少戀。同居十餘年，戀情不了了之，40歲又和一個25歲的男孩在一塊，9年後，男孩跟其他人結婚了。

逃避雖可恥卻有用，紐約、墨西哥、柏林、摩洛哥、京都……自尊受傷的男人環遊世界，放生舊愛——作家賺不了錢，但小小的名聲參加跨國座談會、受邀寫旅遊稿，撈幾張免費機票的機會還是有的。

以上，是小說《分手去旅行》的開場。去（2018）年，普立茲獎頒給了這本幽默小說，作者格利爾（Andrew Sean Greer）寫旅途風光，也自嘲寫作之路的灰頭土臉：「喜劇從來不是耍幽默或尖酸刻薄，而是誠實面對自己。」

之所以受邀向格利爾提問，不外兩個理由：我在《壹週刊》幹過8年的旅遊記者，以及少年時出過一本書叫《絲路分手旅行》。

「California的陽光趕快治療我的憂傷」，「我離開你這就是旅行的意義」。旅行可以治療失戀，關於這點我深信不疑，正因為相信旅行的神奇魔力，投入旅遊記者的行列。

但長年天地任我行，從Lonely Planet的世代到TripAdvisor的紀元，發現世界上每個城市長得愈來愈相近了，到處都是H&M、ZARA和Starbucks，旅行更像是克漏字練習，參觀景點，購物血拼，種種行程皆是既定句型，無意外，無驚喜，你只是到場，打卡，把自己填進空格裡。旅行不大需要專業了，這個世界已經不需要保羅．索魯（Paul Theroux）或澤木耕太郎這樣的旅行家，我們更樂於對IG、網紅、YouTuber的迷戀退稅的攻略和血拼的情報按讚。

故而讀到這樣一本仍謳歌著旅遊神奇魔力的小說是由衷感激的。我的問題也繞著這個核心打轉：「地球愈來愈無聊了，如何還能像您這樣純潔地相信旅行魔力？」

▉ 旅行就是一路錯到底，重置大腦

李桐豪：在這本書裡，小說家勒思創作的內容或多或少跟旅行有關係：《卡利普索》揣摩奧德賽的歷程；《捷足斯威夫特》是主角走遍舊金山，回首過往，甚至名字還與《格列佛遊記》的作者同名（弗雷迪說，你寫來寫去，寫的全是旅遊版的《尤里西斯》）。旅行這件事對您的意義為何？

格利爾：對我來說，旅行就是無時無刻都在「犯錯」。搞錯硬幣、看錯公車、記錯博物館開館時間、點錯卡布奇諾或葡萄酒、說錯致謝用語之類的，一路錯到底——但我覺得這很棒。因為這能讓你的大腦重置後，發現在這世上原來有這麼不同的生活樣貌，而自己的是多麼的單一。

這些旅途中犯的錯反而令人開心，返家後，我的心態會不一樣了，更謙虛了。可能因為我跟勒思很像，是個糊塗旅人，只是我偏好隨意自在的旅行。錯誤滿點更好，這比安排規劃妥當、不容犯錯的行程好上許多，更何況那樣子的旅遊起來，反而是花了大錢而限縮自己看世界或認識人的視野。我覺得錯中學才是可貴而無價的。

李桐豪：除了《分手去旅行》之外，您心目中最好的旅遊書和最棒的旅遊作家為何？

格利爾：我一直都很喜歡讀M. F. K. 費雪（M.F.K. Fisher）的作品，她是自20世紀以來很重要的飲食見聞寫作者，她還寫了一些在法國旅行的故事，《I Was Really Very Hungry》這部作品尤其深受大家喜愛。

對我個人來說，英國旅遊作家布魯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或許是最棒的。其實踏上旅途後，這些書都幫不上忙，所以比起實用旅遊書，我比較喜歡讀旅途在地的故事。理想上，找到一位在當地有人脈的人，會是最合適的導覽。而讀小說會讓你知道在地人怎麼想，對旅途更有譜，對我會更有用。再強調一次：與其擁有完美的旅行，我會努力讓自己「迷路」，甚至「不知所措」也好。

李桐豪：過去一年，您花了多少時間在旅行，是什麼樣的旅行，一個人或者結伴？

格利爾：託普立茲的福，我一下子收到不少邀約，這些地方都好美，但我無法一一接受這些盛情邀約（而且我正在撰寫新書）。過去我從未參加過國外的文學節，去年很榮幸受邀造訪印度，這是趟難忘的旅程。

我自己的旅行通常會和朋友一起，在同一個地方待上一段時間。我喜歡待在小鎮，試著結識當地雜貨店的店員、咖啡店老闆，或餐廳服務生。最理想的安排是，早上我可以寫點東西，下午開始探險。如果旅行都在趕行程可是會漏了許多細節的，而這些細節都是我的心頭好。

李桐豪：葉慈有句詩：“That is no country for old men. The young one another's arms, birds in the trees.”您在小說中寫到：「人到中年，有趣變無趣的事務多到數不清。」愈來愈難對付的時差、再也無法忍受青年旅館……旅行會在這個無趣的清單裡面嗎？有沒有什麼地方是年輕的時候覺得很有趣，但年紀大了覺得很無聊了？反之，有沒有什麼旅遊目的地以前覺得無聊，但現在覺得很欣賞的？

格利爾：嗯，年輕時我們徹夜狂歡，現在反而是舒服愜意地迎接早晨，這不是很有意思嗎？我從沒懷疑過這件事，因為愈來愈能享受早晨時光（我現在所在的地方正是清晨呢）。但我必須承認，自己年輕時太不懂得享受青春。我記得年輕時在印尼當背包客，看到其他背包客邊脫衣服邊躍身跳入海浪中，我完全不明白他們這樣哪裡好玩？年輕對我來說並不是自由自在或無憂無慮，我沒等到它們就老了。所以現在看我多自由自在呢！至於無憂無慮，嗯……等我80歲吧。

李桐豪：旅途中長達十餘個小時的夜間飛行，您通常會做什麼？

格利爾：我正準備出發前往澳洲，那會是將近20個小時的航程。我迫不及待，我愛極了長途飛行，因為可以做各種我喜歡的事。比如說，我會嘗試能睡多久就睡多久。還有坐在位子上讀完一整本書，這會是很有成就感的事。

我的旅行小祕訣是犒賞自己，不吃飛機上的餐點，事先在機場買很棒的食物帶上飛機，就好像搭乘頭等艙一樣，讓旁邊的乘客羨慕不已。當你拿出煙燻鮭魚，而飛機上只提供義式方餃——這就是我所說的稿賞自己。我會在下飛機前換衣服，讓整個人有煥然一新的氣息。這些小癖好，大部份時候不會被關注，因為我一個人旅行，我要怎麼「瞎搞」都可以。

李桐豪：您曾買過最古怪的旅遊紀念品是什麼？

格利爾：哈哈！我不太喜歡紀念品，但我會帶一些特別的小東西給我的侄子們。我曾在印度南方遇到一個做木雕拼圖的男人，做工精細而漂亮，我向他訂做了兩個。我喜歡重溫旅途上遇到的手工職人，其實小說家對人物比對物品更感興趣，這一點也不古怪。

▉ 生活太辛苦，得獎是純粹的喜悅

李桐豪：恭喜您去年獲得普立茲獎。假使要您重寫小說中勒思在義大利得獎的段落，你會怎麼改動？可以談談頒獎典禮上那件紅色的西裝嗎？

格利爾：兩週前，我聽到今年的普立茲獎小說獎得主是鮑爾斯（Richard Powers）時，我真誠地為他感到開心——因為這個獎項也曾帶給我很大的鼓舞。寫了這麼多年之後，我逐漸沒有信心，甚至寫作的手感好像也不見了。然後，我得到了普立茲獎的肯定，在頒獎典禮唸到「普立茲小說獎作家安德魯．西恩．格利爾」時，我知道自己當下笑得有多開心。一想到他也將經歷同樣的喜悅，我就更開心了。

重寫的話，我肯定不會讓羅伯接到電話！因為我後來才知道普立茲委員並不會打電話通知，他們是在紐約市一個中午餐會的場合公布得獎者，接著你的文學經紀人或是相關人士才會跟你聯繫——或者像這幾年，你會從推特上得知自己獲獎的消息。我的話，哎，剛好當時人在義大利的鄉下寫稿，直到很晚很晚才有人跟我說。不過我確實寫對了一件事：獲獎的當下真的是一陣驚呼。

至於頒獎典禮上穿的那套紅西裝，我後來又穿去出席一場醫院慈善活動，它讓我在人群中十分醒目，難以被忽略。我不穿沉重嚴肅的暗色系，選擇這套紅西裝的原因是希望將我的喜悅分享給大家。尤其在生活如此辛苦的世界，這是我難得可以純粹感受喜悅的時候，我怎能輕易放過呢？

我也在美國版《Vogue》提到這套紅西裝，看樣子這已經成為我的招牌。我還打算穿去在澳洲與紐西蘭的新書宣傳活動，讓大家感受到這份喜氣。更何況，《分手去旅行》書中的亞瑟．勒思也有一套亮眼的招牌藍色西裝嘛！我是這麼想的：有些事物或許俗氣，但如果我以激勵人心的方式進行，相信能將喜悅渲染給更多人。

▉ 後記

我也思考了一下，自己最喜歡的一本旅遊書、最近一次旅行，和買過最古怪的紀念品是什麼。

第一題答案是剛剛前述提及的保羅．索魯；第二題是今年春天和母親去九州別府泡湯；買過最古怪的紀念品則跟《分手去旅行》書中勒思在巴黎幹的事很類似——他去巴黎買了一件黑夾克，朋友勸敗的理由是「你希望你在墓誌銘這樣寫嗎？他去巴黎卻捨不得奢侈一下？」某一年，我在巴黎春天百貨買了一件Burberry風衣，回台只有一次冬夜穿去巷口買鹽酥雞，此外再無穿過。●

分手去旅行 Less 作者：安德魯．西恩．格利爾（Andrew Sean Greer） 譯者：宋瑛堂 出版：新經典文化 定價：36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安德魯．西恩．格利爾（Andrew Sean Greer） 著有5部小說，其中《分手去旅行》獲普立茲小說獎，《愛情的謎底》（The Confessions of Max Tivoli）榮登暢銷榜，受《舊金山紀事報》與《芝加哥論壇報》推崇為年度佳作。曾獲北加州書卷獎、加州書卷獎、紐約公立圖書館幼獅小說獎、歐亨利短篇小說獎，以及國家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和紐約公立圖書館研究獎助。現居舊金山與義大利托斯卡尼。

眾所周知，韓國當代文學中的父親與母親形象，普遍具有特定的指涉，很多時候，父親象徵著半島的國族史，而母親則象徵著半島的受難史。不過，進入21世紀後，在政治漸趨穩定，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平均國民生產總值突破兩萬美元的同時，韓國年輕世代對生活的認知，完全進入西方概念下的現代化與都市化，個人主義也隨之滲透進年輕世代的肉體裡，並逐漸產生出與「國族／家族」、「父親／母親」為代表的前現代共同體切割的欲望。

韓國文壇的領軍人物金英夏在進入新世紀後，旋即朝「父親」開了一槍。在短篇小說〈哥哥回來了〉（2000）中，他雖然也承襲了上個世代作家對父親形象的運用，讓筆下的父親具有韓國家長制的「真實／家族之父」，和隱懷半島之殤的「歷史／國族之父」象徵，但小說裡呈現出的，卻是一個懦弱無能、怪模怪樣、醜態畢露的「虛妄／扭曲之父」。這與上個世代文學中承載了社會正義與進步價值的「理想／權威之父」，完全背道而馳。

而就在金英夏對韓國文學中的K-Fathers（韓國父親）做出逆襲與顛覆時，與他同屬1990年代韓國「新世代文學」的指標性作家申京淑也沒閒著，她讓始終被等同於半島苦難史的K-Mothers（韓國母親）失蹤了。

▉ 失蹤的受難母親

1963年生的申京淑在1985年以中篇小說《冬季寓言》顯露頭角後，以1993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風琴聲起的地方》，在韓國文壇穩站了腳步。此後幾年，她陸續囊括在韓國具有崇高地位的東仁文學獎、李箱文學獎，更在2012年以長篇小說《請照顧我媽媽》再下一城，榮獲曼氏亞洲文學獎（Man Asian Literary Prize），成為第一位獲得該獎項的女性作家。

實際上，《請照顧我媽媽》在2008年即已出版，是一則講述母親失蹤的故事。從J市來首爾探望兒女的母親，在首爾車站失蹤了，這不僅讓兒女們感到錯愕，也讓他們突然意識到先前對母親的忽視。然而，正因這種席捲而來的愧疚，他們任誰都不想承擔責任，以各種卑鄙的推諉，來自我催眠自己並沒有錯。但另一方面，母親的失蹤卻也讓兒女們在「尋找母親」的過程中，重省母親對自身的意義，最終承認了母親的重要性。

申京淑以母親的失蹤，呈現一種現代人與現代生活的兩難——以個人主義為代表的現代價值，如何與以家族共同體為代表的前現代價值進行協商，最後取得平衡？

小說中，兒女們平日對母親的忽視，意味著現代價值與前現代價值正處在一種岌岌可危的狀態，兒女們必須忽略「母親／前現代價值」，才能求得個人價值的完整。但是，與母親共有的生活記憶與無法切斷的血緣關係，卻讓他們始終與這個會破壞他們個體完整性的前現代價值，維持在欲走還留的曖昧關係中。這種曖昧關係拖住了他們的後腿，因此，母親只能失蹤了。

然而，母親的失蹤卻也讓兒女們重省母親所具有的意義，並認可了母親的重要性，因而主角「我」會在最後說出「母親，你知道嗎？我也和你一樣，這一生都需要媽媽」這種話。

申京淑在此表現出現代人在傳統家族共同體的瓦解過程中，所面臨的進退維谷，這也正是現代人在傳統與現代中游移的兩難。這種困境真實地表現出現代人對前現代價值尚存有某種程度上的依戀，以及「個人／現代價值」與「國族家族／前現代價值」之間的緊張關係。也因此，申京淑讓「母親」在小說中只是失蹤，而非死亡。她在〈後記〉中如此解釋：「我想留下餘地，母親只是失蹤了，還有找到的希望。」

但是，失蹤了9個月的母親仍只是失蹤嗎？兒女們的這種「幸好只是失蹤」的心情，是否只是為了消除自身愧疚感的自欺欺人？此外，個人與家族共同體、現代價值與前現代價值得以不完全斷裂，繼續維持著欲走還留的緊張關係，首要條件是必須繼續把「母親」鑲嵌在那個「甘願犧牲奉獻、埋葬自身欲望」的神聖受難的自虐形象裡。這是申京淑留下來的待解的習題。

▉被摔出慈愛聖堂的母親

申京淑留下的習題，到了70後作家的手上，則顯現出不同方式的反省與風景。韓國文壇70後作家的兩位代表人物千雲寧和金息，分別以《媽媽也知道》與《女人和進化的敵人》這兩部作品，反思韓國文學中K-Mothers的既定形象。在她們的努力之下，韓國文學出現了全新另類的K-Mothers：被摔出慈愛聖堂的母親。

1971年生的千雲寧，畢業於漢陽大學傳媒系、首爾藝術大學文藝創作系。2000年，她的短篇小說〈針〉被選入《東亞日報》「新春文藝」後，一篇成名，她獨特的創作風格也引起了大量的模仿。

在2011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生薑》中，千雲寧以韓國民主化運動狂飆的1980年代為背景，透過拷問技術專家李根安為原型的小說主角，探究罪惡與人性的本質。

2013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媽媽也知道》中，千雲寧將焦點放在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上，書中收錄的7則短篇，都著重探討現代社會中看似自然卻又異常的親子關係。在其中的〈睜眼閉眼〉與〈我的殘酷而悲傷的孩子們〉這兩個短篇中，千雲寧塑造出韓國文學中新的K-Mothers：一個被迫成為母親的母親。

這兩篇各自獨立卻又彼此關聯的作品，起於一宗殺人案件。某天，在一棟公寓裡發生了殺人案件，讓人意外的是，嫌犯是一對年齡只有14歲與7歲的姊妹。這兩個「殘酷而悲傷的孩子們」不僅父不詳，平日也無人照看，而放生她們姊妹倆的母親在接受警方調查時，卻哭哭啼啼地跟警方抱怨說：「這不是我自己要生的孩子，她們是自己出來的。」

在此，千雲寧將母親的形象從原本的家國隱喻，回歸到女性自身，「母親」終於獲得主體性，不再是家國、傳統或是前現代的象徵或替身，「母親」就是「母親」自己。

千雲寧這種出自女性主體對韓國（男性）家長制所進行的反撥，讓K-Mothers具有了女性主義的內涵。不過，比起千雲寧，1974年生的金息走得更遠。

金息畢業於大田大學，代表作有《麵條》、《肝與膽》等，曾獲現代文學獎等殊榮，2015年更以《根的故事》拿下韓國文壇最高榮譽的李箱文學獎。這部以老人、慰安婦、領養兒童等在現代社會被拔掉生命之根的人們為主角的作品，評委會給予的評價是：「以相對主義的視角，照亮了悲傷的韓國現代史」。

隔年（2016），金息再次將目光投向被拔掉生命之根的人們，推出長篇小說《一日》，這次更直接聚焦在慰安婦上，以此直面半島的殖民創傷。

在2013年的長篇小說《女人和進化的敵人》中，金息不只不願再複製神聖受難的母親形象，更企圖揭露隱身在這種神聖形象背後，可能存在的殘酷與暴力，進一步叩問韓國社會中始終暗藏著的，一種要求母親必須具有犧牲精神的集體無意識。

在《女人和進化的敵人》中，小說主角是一名母親，她決定與婆婆同住，以便隨時借用婆婆的勞動力，自己好出外工作賺錢，讓小孩早點得到較佳的生活空間，擁有更好的未來。換句話說，這位母親為了讓小孩過比上一代更好的生活，決心犧牲另外一個母親。因為這樣，從某個時刻起，她絲毫沒有任何罪惡感地榨取婆婆的勞動力，而這也讓被媳婦任意使喚的婆婆，覺得自己宛如一顆「活化石」。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這位母親被公司辭退了，讓小孩搬到更好的生活環境的計畫被迫延遲，甚至可能化為烏有。她因此把婆婆視為「進化的敵人」，將所有怒氣發洩在婆婆身上，以憎惡婆婆來釋放自己無法成為「優秀母親」的憤怒。
這裡，金息回應了申京淑筆下現代與前現代的進退維谷，只是這次，現代的母親要求前現代的母親必須做出犧牲，以便成就自身，成就下一代，完善現代。

不管是千雲寧作品中被迫成為母親的母親，或是金息筆下企圖以犧牲前現代母親來成就自身的現代母親，她們都是具有女性主義內涵的、具有女性主體性的、被摔出慈愛聖堂的「母親」。

由此看來，韓國作家，特別是女作家在塑造「母親」的形象時，已經具備了對過去既定的K-Mothers形象提問的能力，也讓K-Mothers的可能得到進一步的擴展。這不僅解構了母親的神聖性、受難性，也對韓國社會提出如下的追問：是否每個女性都必定具有母性？母性是否真的與生俱有？母親一定得承擔這種社會不明就裡所賦予的崇高價值嗎？我們所存在的社會，尤其是男性，有要求母親／女性犧牲奉獻、壓抑欲望的資格與權力嗎？

▉ 被憎惡的母親、拒絕成為母親的母親

「母親」這個角色到了黃貞殷手裡，又出現了另一種新的變形。1976年生的黃貞殷，被韓國文壇譽為「文壇灰姑娘」。她擅寫都市邊緣的荒唐景致，主角也多數是都市邊緣人，長篇代表作《一百個影子》，便是在處理邊緣人的存在與消失，以及都市的喧囂與寂寥。

黃貞殷的另一部長篇《我還要繼續》，先是在韓國重要刊物《創作與批評》季刊上連載，其後花了一年多的時間進行修改，才於2014年11月正式出版。在此之前，她曾在短篇小說〈帽子〉中，塑造出一個貧弱的K-Fathers。

在這篇小說中，每當父親被忽視時，就會變成一頂帽子，漸漸地，父親變成帽子的頻率越來越高，帽子的帽檐也越來越高。黃貞殷把父親寫成一頂不被重視、蜷縮在家中某個角落的帽子，以此削弱父親的權力，並解構了韓國社會以男性為中心的家長制。而在《我還要繼續》中，她轉而將這種目光移到「母親」身上，塑造出一個被女兒憎惡的母親。

《我還要繼續》分成4章，小說中，愛子在丈夫去世後生活陷入絕望，此後，她的兩個女兒小蘿與娜娜的生活，就籠罩在愛子所帶來的絕望陰影中。小蘿與娜娜對母性、愛情與人際關係產生了極度的不信與懷疑，而住在隔壁的羅其及其母親順子則成為她們唯一的出口、救贖的可能。此時，娜娜意外懷孕，這讓兩姊妹驚恐萬分。在長期缺失母愛、在母親的陰影下成長的她們，一方面因為憎惡母親而拒絕成為母親，另一方面也認為自己不配擁有愛，甚至是無力有愛、無力去愛。但即便如此，太陽還是會再次升起，生活還是會持續前進，因此她們說：「我們還要繼續。」

透過娜娜的懷孕，黃貞殷給予了兩姊妹一個可能，讓她們去試探生活與命運中是否還有轉機。但是，太陽再次升起，生活繼續前進，愛子依然不會給予她們愛，她們也依然持續憎惡母親。在一切都一如既往的情況下，娜娜最終會生下這個孩子還是打掉這個孩子？倘若生下來，這個孩子日後的命運為何？是會複製小蘿與娜娜的命運，抑或是在兩人試探出來的新可能中成長呢？

黃貞殷並未給出明確的答案，但至少她已經先豐富了K-Mothers的世界，讓這個世界多出了兩種形象：被憎惡的母親，和拒絕成為母親的母親。

▉被視作「媽蟲」的母親

就在韓國女作家們努力讓「母親」角色擺脫家國與前現代象徵，奪回自身的主體性，並有了一些具體的成果時，趙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於2016年出版。在這本書中，趙南柱以「82年生的金智英」告訴我們，即使我們很努力地搶回自己人生的主控權，做自己的主人，但怎麼辦呢？他們依然沒有改變，他們還是將我們視作是一條「蟲」！這裡的「他們」與「我們」，分別意指以男性為中心的韓國社會，以及生活在這種不友善環境中的韓國女性。

《82年生的金智英》故事一開始，金智英如同被附身般一下子變成母親，一下子又變成摯友，假借她們的口吻，對丈夫和婆婆說出自己的心聲。看到這裡，我們就知道金智英生病了。此後在丈夫的安排下，金智英前往心理診所就醫。

此後的內容，則是趙南柱以編年體形式，沿著金智英小學、中學、大學、求職、就業、結婚生子到離職當全職媽媽的人生路線，所展開的人生紀錄。小說的敘述者或可說是金智英的心理醫生，如此，將這本書視為是金智英的病歷報告書也未嘗不可。

透過金智英的病歷表報告書，我們看到了金智英不能說是完全順遂，卻也是少有波瀾的平凡人生。但這樣平凡的金智英，究竟為何會罹患心理疾病？透過這份病歷報告書，我們得知了導致她發病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媽蟲」這句話。

何謂「媽蟲」？「媽蟲」是帶有貶抑意味的韓國流行語，原指沒有把小孩管教好的媽媽，後來變成諷刺有小孩卻成天無所事事、到處吃喝玩樂，靠著丈夫養活的全職媽媽。

書中，當金智英在心力交瘁的育兒生活中，好不容易得空，可以推著小孩去外面喝一杯1500韓圜（約新台幣40元）的咖啡時，卻聽到隔壁的男性上班族如此嘲諷地說：「我也好想用先生賺來的錢買咖啡喝、整天到處閒晃……媽蟲還真好命……我一點也不想和韓國女人結婚……」

聞此，金智英茫然失措，轉身離開。她不明白為何自己沒有喝一杯1500元咖啡的資格？為什麼自己賭上性命生下小孩，甚至放棄了所有的生活、工作與夢想，成天在家裡帶孩子、做家務，卻成了這些男性口中的一條蟲？

趙南柱用病歷報告書的形式，將韓國社會對女性的歧視問題，透過金智英的患病表現了出來。這不僅讓女性讀者感同身受，產生出「金智英就是我」的共感，也讓韓國文學多出了一個K-Mothers：一個被歧視、被視作「媽蟲」的母親。

「媽蟲」這個歧視性詞彙的出現，起源於韓國社會長期的厭女氛圍。在這種氣氛之下，女性只能是男性的附屬，母親則必須犧牲奉獻、抑制欲望。因此，當她們沒有順應主流的價值，產生出自我意志時，即使只是喝杯1500元的咖啡，也會被韓國主流社會視為抨擊的對象，並認為她們被無視、被責罵、被侵犯，甚至被當成一條蟲，也只是咎由自取。

趙南柱以《82年生的金智英》一書，對韓國社會的男性中心主義提出強烈的批判與抗議，並對韓國男性與韓國女性發出共同的提問：這樣的生活，我們到底還要忍受多久？

趙南柱所塑造出的K-Mothers，不僅對男尊女卑的韓國厭女社會發出沉痛的抗議之聲，更具有喚起女性覺醒的強大召喚力。這也是為何《82年生的金智英》一書在台灣、泰國、日本甚至在歐洲都引發關注，並在女性之間成為話題，近期更在日本捲起一股「金智英現象」的旋風之因。

跨入21世紀後，韓國女作家在處理多種議題的同時，始終不忘從自身的性別身分出發，重新省思與解構韓國文學中既有的K-Mothers。

申京淑透過母親失蹤後油然而生對母親的依戀，表現出現代人被卡在現代與前現代之間的兩難。但與此同時，卻也讓「母親」的形象更加固著在既有的K-Mothers形象中，這不僅無法取回「母親」的主體性，更讓現代與前現代失去了溝通與真正和解的可能。

千雲寧、金息和黃貞殷這群70後的女作家，則聯手搶回了「母親」的主體性，讓K-Mothers具有了女性主義的內涵，創造出被迫成為母親的母親、犧牲另一個母親的母親、被憎惡的母親，和拒絕成為母親的母親這些讓人深思的K-Mothers。這不僅豐滿了K-Mothers的形象，也讓K-Mothers的形象不再依附於男性論述，不再受制於過去以男性為中心所形構出來的神聖受難與自虐。

到了趙南柱，她則以金智英的病歷報告書對女性做出社會性的提醒：光是在紙面文字上奪回K-Mothers的主體性是不夠的，女性必須在現實生活中也活出自我，女性不能在這個不友善的社會中，甘願被消音。同時，女性也不是什麼某某媽或是某某太太，女性有自己的名字，也就是妳我從小到大寫在各種姓名欄位上的那個名字，我就是我。●